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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圣的洛河

水對地球人很重要，和陽光、空氣一起并稱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國古代，水為五行之首，對于農業社會而言，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要素之一，“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洛陽乃是中原的地理中心，自秦始皇第一次實現大一統之后，即使早期定都西安，洛陽依舊具有陪都的地位，東漢首次定都于洛陽。洛河是黃河的重要支流，演化出濃厚的文化符號特征，在古代中華民族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中國古代世界觀之中，充滿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色彩。水也是兩面刃，既可以造福于人類，也可能危害四方。“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我們的先祖們認為，水可成為對人類有益的因素，但“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中國古人深刻地認識到水可以表現出來的破壞性質，“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谷不成也。”水不可能像人一樣，具有自己好的或者壞的脾氣性格，能否讓自然界的水發揮人類需要的善“性”，全在于人的行為，“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寶其真。”

水的地位重要，洛河的地位神圣，對洛河發的誓當然也要充滿敬畏之心。劉秀遵守“洛河之誓”、取信天下后，東漢相對穩定，維持了100余年的繁榮、穩定和擴張，享近200年國祚，文化、經濟、科技、外交成績斐然。而晉朝則命運多舛，即使從高平陵事變，司馬懿背棄“洛河之誓”、完全掌控魏國開始起算，到西晉結束，只有67年。西晉東晉二者相加，雖說也在理論上有155年國祚，但其過程極為悲涼、艱辛，八王之亂、五胡亂華、衣冠南渡、王馬“共和”，甚至連皇族血統都曾被人質疑。

當然不能純粹用迷信的方式去解答東漢和晉朝的不同結局，但是歷史事實也很清楚。司馬懿打破了中國人心中的圣殿，打破了信仰，拿信仰當欺騙工具，必然導致信仰崩塌。自司馬懿之后，再無載入史冊的“洛河之誓”，中華民族的道德決堤，不得不重構新的道德體系。歷代君王也試圖從司馬懿的晉朝悲劇中汲取教訓，到了唐代，一次洛河水災，唐太宗還要“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

二、司馬懿的無恥與精明

司馬懿擅長利用冠冕堂皇的詞藻，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高平陵事件過程中，司馬懿為了使自己的政變行為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還向曹魏皇帝表忠心，“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殷鑒，臣受命之秋也......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在這里，司馬懿貌似一心為了曹魏江山，實則自己就是趙高篡詔、呂雉亂政、霍光廢立，把他指責曹爽的罪行，反過來說他自己，倒是很貼切。如果司馬懿誅滅曹爽是為了魏國好，他可以比肩周公，成為歷史記載中的正面人物，但是他誅滅曹爽的目的，完全出于司馬家族改朝換代的一己私利。因而，至少從魏家天下的角度上看，就不能不認為司馬懿很無恥。

司馬懿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長袖善舞于各方的弱點和怨氣當中，從而獲取最大利益。曹爽其人肯定是惡人，劣跡斑斑，昏憒無能。皇太后與曹爽早有矛盾，司馬懿死死抓住這一矛盾點，最大化地用于高平陵事件。曹爽驕奢淫逸、濫任親信、肆意斂財，甚至偷拿皇宮內的財物美女，司馬懿充分利用了曹爽“駑馬戀棧豆”式的貪財腐敗弱點，拿捏住了對方的死穴。司馬懿派出多位代表前去勸降曹爽，許諾“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曹爽最終選擇了保全富貴的生活，“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日：‘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坐以待斃。司馬懿在欺騙得手之后，迫不及待地鼓動手下用“疑有奸”的理由向曹爽集團發難。很快，即以“陰謀反逆”的罪名，將曹爽及其黨羽“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俱夷三族”。這顯然是早已準備好的構陷之詞。

嚴格地扣史書的字眼，兩次“洛河之誓”有個細節不同。劉秀親口說“河水在此，吾不食言”，然后讓岑彭將此話轉告朱鮪。而史書并沒有記載司馬懿親口發“洛河之誓”，此誓僅出自司馬懿代理人之口。但這里絕無“違心的話”或者“偽造語錄”之類的借口，不論形式如何，也不論史書如何記載，“洛河之誓”肯定是司馬懿的真實意思表達，無法抵賴，不容任何其它借口來敷衍。歷史最終是公正的，任何事物都要經受時間的考驗。歷史上對于劉秀向朱鮪立下的“洛河之誓”記載很簡單，表明這是一種正常操作。而關于司馬懿的“洛河之誓”，就可以看出逐漸地顯露真容有一個過程。《三國志》寫于晉朝，事關當朝司馬家族，不得不有所顧忌，對于“洛河之誓”只是一筆帶過，但《晉書》和《資治通鑒》就沒有那么客氣了，記錄得更加完整了。

1927年10月15日，毛澤東主持新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誓詞是“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斗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今天，入黨誓詞是“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立場、信仰、初心。

1949年毛主席帶領著中國共產黨人執掌了中國政權，從那時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徹底批判、改造、復興了國學，建立了新的信仰，新的道德觀和意識形態體系。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逐漸用實用主義取代了理想信仰教育，不再用心地真誠地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其結果就是整體民族一心一意向錢看，在精神層面陷入迷茫，出現道德、信仰危機。2012年以后，習近平總書記重新開始重視理想信仰教育，并從反貪肅腐作為突破口，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在幾乎所有的對于腐敗分子的查處結論中，幾乎都有一條“喪失理想信念，背棄初心使命”，這背后都是信仰崩塌。神圣的誓詞，早已被眾多的貪腐分子棄之如敝履。當初的信誓旦旦，與入獄后的流淚懺悔，真真假假，都在演戲。就像司馬懿那樣，以其無恥與精明，抓住人性的貪婪弱點，利用各種社會不滿，從中為自己漁利。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特別是體系性腐敗、塌方性腐敗，不加以治理，最終將會亡黨亡國。信仰、道德、法律，乃是約束和引導人的行為的三個重要手段。法律決定了人的行為底限，道德決定了人的心靈底限，而信仰則是人一切行為的最根本指南。離開了信仰和道德，法律將成為藏污納垢的遁詞，“巧言令色鮮矣仁”，解決人的行為問題，最根本最關鍵還在于心靈建設和正確地運用思想武器。

1976年，在毛主席即將離世之前，他對黨和國家的未來充滿憂慮與擔心。熟讀歷史的毛主席不會不知道“洛河之誓”的惡果，而進入現代的中國，如果還希望人民可以過上好日子，就必須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緊握用好思想武器，真誠堅持理想信念，實質性地踐行初心使命。歷史證明，只聽人發誓，是靠不住的。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商務律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