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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春秋》大義和以德治國（接上文,發表時文字上做了調整和補充）

上節說《春秋》的實質和地位，需要再講幾句。先說儒學的坎坷經歷。諸子百家中，從先秦到漢初，先是法家學說從諸子中脫穎而出，振興秦國，助秦統一六國，顯赫一時。然秦二世而亡，暴露了法家學說的弊端，使其遭到重創，于是漢初黃老之術又興盛一時，“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曾經有不小的收效。但經過半個世紀左右的實踐，內憂外患并起，漢武帝登基之后，黃老之術被迫讓位于儒學，稱為顯學也是官學，占據最高的理論權威地位和治國理政的準繩。此后在中國歷史上，儒學便一發不可收拾。儒學歷經坎坷，最終從百家中脫穎而出，成為顯學和正統，這其中自有中華文明的深刻道理，也有其歷史必然性，而從此儒學總體上持續支撐中國歷代政治體制并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長達兩千年。儒學在中國歷史包括思想史上獨占鰲頭，具有特殊的地位，這是歷史形成的。這其中有深刻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學、社會學的道理，非常重要的一點，在于儒學為中華民族的提供了優秀的核心價值觀和治國理政的系統的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論和社會治理規范體系。其實儒學融入了道家和后來釋家的智慧，而法家更是從儒家托生，是儒學的支脈。對此一定要爭論糾纏不休，實屬存門戶之見，沒有必要。《春秋》是孔子創立儒學最主要的政治學兼歷史學著作。解讀儒學，必須重視《春秋》并發掘《春秋》大義，舍此則難以深刻了解中華文明的優秀價值所在和真正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真諦，也難以深刻全面地理解、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說到《春秋》的重要性，歷代古人的評論太多，也最有爭議性，《春秋》在歷史上的遭遇坎坷，不同時期的地位落差也很大，甚至長期幾乎湮沒無聞。主要是明清以來，中西文明相遇引發文明危機和民族危機的歷史背景，將《春秋》大義激活，并在晚清的思想啟蒙和變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近年來《春秋》和公羊學重新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更凸顯其重要意義。

我以為，說《春秋》是《五經》之經，主要在于《春秋》的微言大義實際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優秀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固然并非儒家獨有——例如“道”，乃是先民早期的社會共識，但儒學確實較全面地將其囊括其中，而其若干最為重要的部分，在《春秋》的微言大義中得以集中體現，這是一個曾經長期被歷史忽略而現今時代再也不應繼續忽略的事實。竊以為，古人論《春秋》，最重要和著名的也最有現實警示意義的，當屬司馬公《史記太史公自序》的一段議論：“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世變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這段話，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今天讀來仍覺深刻，如指當下。所以，《春秋》至今仍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經世致用的經書。經過20世紀百年歷史經驗，今天要不要讀經，已經不需要爭論。“夫義出于經。經傳，大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 重政第十三》）習近平總書記號召讀經典讀歷史，又重視優秀傳統文化，親作表率，其義已明。所以，各級黨校、高校應當開設《春秋公羊學》，但需要在學理上將《春秋》大義與中國近現代救亡圖存的歷史特別是與馬列毛主義融會貫通，并將其灌注于有關的各類教材。這個工作有重要的意義，也有一定的難度。

中國歷史上的存亡危急之秋，特別是清末包括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內，其所以重視《春秋三傳》（《左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轂梁傳》）中的公羊傳，這既是歷史形成的，更由于《春秋》大義本身，可以拿來救亡。

首先，最重要的理由在于，闡揚《春秋》大義的《春秋公羊傳》并非僅僅是孔子真傳，根本就是孔子親傳。《春秋》微言大義的表達實在是太曲折、隱晦和幽遠了，史家認為，除了孔子本人口授和身后代代相傳，連“子夏之徒（都）不能贊一辭”，其他人根本無從知曉，又有誰能設傳指點？依古代公羊學家的觀點，《公羊傳》為孔子親傳。（參見劉尚慈《春秋公羊傳概述》，同上書）這個觀點，很有說服力。

其次，《春秋》本質上是一本政治學著作，《春秋公羊傳》準確地把握了這個本質。孔子作《春秋》主要是為了闡述義理。雖然《春秋》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但作者本意主要不在于記述歷史——那不是孔子的志向所在，而是借魯史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故《春秋》本質上不是一本歷史學著作，而是政治學著作。關于《春秋》三傳的區別優劣，清代學者皮錫瑞《經學通論》說：“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轂梁傳》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左氏》并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轉引自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下，第664頁，中華書局2010年版）皮氏此言被認為比較客觀。

再次，《春秋》不僅是一本政治學著作，更是一本主張變革的歷史哲學著作。當代公羊學家劉尚慈先生指出：“公羊學家善于抓住《春秋經》、《公羊傳》政治歷史哲學的核心問題，精心取證、歸納。在闡釋經義中，針對自己面臨的社會現實加以大膽發揮，不僅具有富含變革意義的史學理論，而且有豐富例證，形成了中國古代的一門歷史哲學。應該說公羊學是以圣人經典來解決現實問題、‘借古論今’、‘古為今用’的先驅，在古代經學中自成體系，是一門有很高價值的學問。”（同上）

《春秋公羊傳》經過董仲舒的演繹，實際上已經為公羊學理論體系奠基。漢代統治者將《春秋公羊傳》立為官學和治國理政的圭臬，舉凡皇帝的詔書、策問，朝臣的奏議多經常引用《春秋公羊傳》作為依據；舉凡朝廷的重大政策，諸如皇帝的立嗣、大臣的用廢、刑獄的判決、重大政治事件的處理包括平定“七國之亂”，甚至處理民族問題、對匈奴的外交等等，無不以公羊傳為依據或重要參考。即使董仲舒“疾免居家”之后，朝廷每遇大事決斷之前，都派人前往咨詢請教。（《漢書董仲舒傳》）后代統治者“有國者”、“為人臣者”，不僅多熟讀《春秋》，更多則將其奉為治世圭臬和經典。其影響之大，以致滿清一朝，統治者也特別重視儒家經典，猶重《春秋》。康熙皇帝甚至撰就了一部《日講春秋解義》，由雍正校訂，共六十四卷，奉為“圣經”和“帝王學”。《日講春秋解義》提要曰：《春秋》之“大旨歸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經之書法，而擇帝學之本原。”（納入《四庫全書》）

說到讀《春秋》，必須了解什么叫微言大義？這是自古以來的難點。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春秋》一書的性質和孔子為什么要作《春秋》？《春秋》本質上是一部政治書，這一點前面已經講過。孔子為什么臨終前要作《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這句話清楚地給《春秋》定了性，是政治書。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借書魯史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為什么不寫論著？因為沒有自由表達、直抒胸臆的政治條件。沒有那樣的政治條件，還要表達，怎么辦？就只有借事明義，借書寫魯史，來表達大義。借書明義，為什么不秉筆直書，而非要要采取“微言”的方式來曲折地伸張“大義”，宣傳他的思想和主張？這主要是為了避免遭到迫害，“焚書坑儒。大而論之，“微言”是指以隱晦委婉的言辭批評指責或貶斥君主，以戒后世或為后王立法；大義，就是誅討亂臣賊子，實現治平（“大一統”）乃至大同理想。何休《解詁》曰：“此孔子畏時君，上以晦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轉引自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下，第582頁，中華書局2010年版）須知那是兩千五百年前的春秋亂世，弒君司空見慣，孔子一介平民以學術介入和干預政治，書寫魯史、品評褒貶歷史人物，許多是君主王侯政治家，這既是一件“三不朽”的功德，也是一件風險巨大的事業，稍有不慎，就有殺身之禍。為了避禍，孔子在記錄當代人（“所見之世”）的罪惡不得不特別隱晦，對稍遠一些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所聞之世”），曲筆要差一些，對更遠一些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所傳聞之世”）則可以不特別隱晦。另一方面，《春秋》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對尊者、賢者的惡行或錯誤有意隱晦而不明言，不直書，只在措辭上有所變化，加以區別。再有一個原因，就是涉及孔子在歷史人物恩義方面的顧忌，時代越近，恩義越深，隱晦就越多。“昭、定、哀為孔子及其父輩所見之世，此三公于己恩義深厚，故于記事中隱晦、回避之處尤多。”（同上）這些微妙的言辭表述，不明白《春秋》書例筆法的人，難以知曉，甚至完全不懂，故稱“微言”。“微言”處多隱含“大義”，不了解“微言”，也就無從知曉“大義”。《春秋》是孔子晚年的著作，也是他唯一的政治學著作，更是中國乃至人類第一部政治學著作（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柏拉圖的《理想國》等西方著作，其歷史和事實都多有存疑之處，正在被學術界和歷史推倒）。《春秋》也是孔子創立儒學的精義所在。不從政治學角度去讀《春秋》——這正是公羊學的可貴之處，就不了解孔子關于治國安邦的政治思想、哲理與其博大的胸襟、遠大的個人志向、社會理想和難能可貴的文明歷史擔當，也就不可能真正讀懂《春秋》。不讀懂《春秋》，不了解《春秋》大義，也就難以真正讀懂儒學——只讀《論語》，遠不能了解孔子和儒學——甚至會產生種種錯覺，所謂“章句小儒”就是不明孔子的大義。西方人對儒學乃至整個中華文明和歷史，就更摸不著頭腦而流于盲人摸象。而如果把《春秋》完全當作歷史書來讀（不如去讀《左傳》），不見“大義”，實際上辜負了孔子的良苦用心還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等于無視先秦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正因為孔子作《春秋》，注入了政治思想觀點和社會理想，蘊含著精彩的歷史變易觀，故其微言大義給后人以闡揚發揮和理論聯系實際的空間，故公羊學在歷史上多次——特別是在晚清的思想啟蒙和改良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信進入21世紀，它仍然可以發揮起重要作用。

各位朋友，前面鋪陳太廣，說了那么多——都是必要的。由于歷史原因，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對“五經之經”的《春秋》及其大義，過于荒疏了——不信你搞個問卷調查一下，或者去問問你的師長——不得不補一補課。那到底你要說的《春秋》大義是什么？各位朋友，稍安勿躁。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者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朱熹：《近思錄》）筆者學問淺陋，然為國家現實需要起見，義不容辭，只好不避嫌疑（時下讀線裝書，總體上符合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夢的根本利益，但一方面讀線裝書的情況不簡單，確有暗潮流動——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有各種流言和誤解，相信讀者諸君，自有明斷），就其“炳如日星而易見者”，竊以為是最核心的六條內容（上文說五條，實為六條），分述如下。（河北省遵化市鳳凰嶺風景區橫渠書院第一屆夏令營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