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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福艷：戰場上用槍說話 ——在上甘嶺與張桃芳并肩狙擊敵人的戰友呂常清親述戰斗經歷

點擊：作者：趙福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1-15 09:02:42

【呂常清近照】

呂常清，1933年12月出生，安徽省潁上縣人，1950年12月入伍，1956年4月復員，轉入河北地質五隊，1986年5月退休。1953年1月至1953年7月，參加了堅守上甘嶺作戰，在冷槍冷炮運動中擊斃擊傷敵人188名，榮立二等功。在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他接受了我們的采訪。

渡江戰役當船工

我叫呂常清，安徽省穎上縣六十里鋪鎮小白莊人，祖上三代都是貧苦農民。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不記得父親長什么樣子。生活所迫，在我七歲時母親離家重新嫁人，我和大四歲的哥哥是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我的家鄉水多，河、湖、池、塘遍地。爺爺、奶奶整天為生活奔波，對我和哥哥基本不管，從小就經常跟小伙伴們下河玩耍，使我習得了一身好水性，一兩公里的河面，游個來回大氣不喘。由于缺少管束，也使我養成了自由散漫、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稍大一點，討過飯、放過牛、也給地主扛過活。

我有個親戚叫蔣志國，是地下黨員，知道我膽子大，有時也安排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記得在我十四、五歲的時候，他交給我一封信，讓我送到鎮里的一個飯館的炊事員手里，告訴我暗號后就上路了。那個時候知道會有危險，但我一點也沒有害怕，穿個大褲衩子赤著背就向鎮里走去。一路上見熟人就打招呼，跟沒事人一樣，十多里地的路，很快就到了。不巧的是我要找的人當時不在店里，知道不能隨便交給別人，只好在飯館前邊轉悠邊等，當時心里還真有點著急，一是怕自己找錯了地方，二是擔心炊事員不來白跑一趟。等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才見一個中年人從外面回來，我主動上前去對他說：“您是高師傅嗎？我是從小白莊來的。”他見我笑了笑，問道：“干什么來的？”我說：“找點水喝。”他馬上把我讓進店里，關好店門讓我坐下，我見沒有別人，就從褲衩兜里把信掏出來給他。他拍拍我的肩膀說：“不孬！小伙子，見了蔣志國代我問個好，以后要穩當點，多看看再打招呼，今天有點冒失。”聽有了他的話，我才覺得自己進門時急了點。從飯館出來后，我感到渾身上下都十分輕松，一路小跑就回到了村里，見蔣志國把話帶到，蔣志國聽了很高興，對我說：“表現不錯，有事還可能找你，要注意保密啊！”后來我又替他送過幾次信。

1949年大年后沒多久，我的家鄉來了很多部隊，是準備渡江打老蔣的。由于渡江需要，到處征糧、征船、征船工。因為我水性好，也會使船，蔣志國又找到了我，讓我給部隊當船工。我那個時候已經十六歲，身高也已經一米七多了，身上有的是力氣。聽說部隊是渡江打老蔣，爺爺、奶奶盡管知道有危險，也沒反對，只說了一句：“孩子大了，讓他去吧！”到部隊后，每天是在內河訓練，揚帆、落帆，避浪，戰士們則端著槍練水上射擊，我看著戰士們拿著槍，真是眼饞，休息的時候就湊上去比劃兩下，當時真想自己有一支槍。其實當時要有一支槍很簡單，參軍入伍就行了。但由于自己見的世面少，沒敢提參軍的事，怕部隊不要。1949年4月20日晚上，渡江戰役開始打響，長江里到處是船，槍炮聲大作，我也不敢抬頭，就是拼命的劃，這樣來回跑了四五趟，算是完成了任務。送部隊過完江以后，我就回到了家，我們保障的部隊是16軍，部隊給我發了一枚“渡江水上英雄”紀念章，這枚紀念章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獎勵，我一直珍藏，還經常給兒孫們看，講自己保障部隊渡江的事。

入伍后當了一名后勤兵

當船工的經歷讓我看到了戰士上戰場的威武，讓我產生了參軍入伍的念頭，雖然沒敢提出來，但心里還是惦記著有機會當兵扛槍上戰場。轉眼到了1950年，部隊開始做解放臺灣的準備，急需要水性好的戰士。我的親戚蔣志國又一次想到了我，在他的推薦下，我告別了爺爺、奶奶和哥哥，于1950年12月，來到皖北警備旅42團后勤處運輸連，主要任務是喂馬。其實我是想當步兵，扛槍上戰場的，但沒有如愿，開始有點想不通，老兵們就開導我，告訴我只要是當兵，干什么都光榮。雖然是后勤兵，基本的訓練也是有的，所以我抓住每一次訓練的機會，特別是對射擊訓練特別用心，經常向老兵請教，自己也認真體會。有時喂馬，在馬廄也拿個木棍練習。別看我沒上過學，但心理素質好，加上訓練刻苦，射擊的成績進步很快，每次打靶都是優秀成績。

1951年1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被調到24軍71師213團運輸連，還是一名后勤兵，依然是管理軍馬。當時部隊主要是由執行剿匪改為向上海、嘉興地區集結，進行入朝前的準備。在這里工作了一年多。1952年7月，部隊進行整編，我所在的71師師、團兩級機關改為空軍，基層連隊充實到70師和72師，我于1952年8月被調到72師214團2營4連。這一次是可高興了，終于到了一線作戰連隊。

終于當上狙擊手

調到新的連隊沒多久，第一項任務就是坐火車北上。那個時候運送部隊不是客運車，是坐悶罐車，車上沒有座位，戰士們都是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一節悶罐車坐一個排的人，排長在門口把守，全排人吃喝拉撒全在車上，到停靠站有人把飯送上車，車上的人員不能下車，最難辦的是上廁所，在角落處有個桶，桶上有個蓋，有人上廁所時兩個人用白布拉起像屏風一樣遮擋一下，上完廁所把桶蓋上，停靠時才能把桶清理。大夏天的三十多人在一節車廂，又悶又熱，關鍵是各種味道實在難聞，有人暈車了就安排到門縫處透透氣。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火車，開始還覺得新鮮，走著走著就乏味了，一直盼著早點下車。火車過了山海關以后，天氣變得涼爽些，不再像關里那樣難受，戰士們反復問排長我們去哪里，回答就是“執行命令，不要問那么多。”其實排長也不知道，為了保密，出發前只有團以上干部知道去哪里，執行什么任務，營、連干部和普通士兵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執行什么任務。火車在天津、沈陽都沒停，不記得在車上熬了幾天幾夜，總算熬到了目的地，下車后我第一個要干的就是在站臺上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氣。

出了火車站，有識字的戰士告訴我們到了輯安，但輯安是什么地方我們也不知道。部隊被帶到臨時駐地休整，邊休整邊清理中國軍隊的標志，如寫有部隊番號的搪瓷盆，衣服上“某某被服廠”的標志，寫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白毛巾等。輯安與朝鮮只是一江之隔，對面老百姓活動情況看得一清二楚，有老戰士看到江對面有婦女用頭頂著搬運東西，告訴我們這里應該是中朝邊境，這個時候才有人猜測我們是要入朝作戰了。

輯安到朝鮮的鐵路大橋被美國鬼子炸壞，正在搶修。為了保證部隊過江，工兵在江上搭建了浮橋。入朝前的晚上，部隊開始進行戰前動員，先是由營領導講抗美援朝的意義，講我們的具體任務和組織開進的計劃，接著是干部、戰士代表紛紛表決心。營里開完會連隊接著開，組織戰士們訴苦，表決心。經過充分的戰前動員，戰士群情激憤。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952年9月11日，我們在踩著一搖一晃的浮橋渡過了鴨綠江，在過江的那一段時間里，干部戰士不時回頭張望，都想再看看祖國一眼，也有的默默流淚，大家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要跟祖國告別。從輯安出發后，經過二十多天的艱苦行軍，于10月上旬到達元山，我們接替的是27軍的防御陣地。

從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共進行了兩個階段作戰。第一階段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游擊戰相結合，經過五次戰役，將戰線從鴨綠江邊推進至北緯38度線附近。第二階段是邊打邊談的局面，主要是防御戰。我們入朝時正是第二階段的開始。開始在元山，距敵人比較遠，沒有戰事。部隊到達后主要是做好防空襲和戰前軍事訓練。訓練除了戰術動作外，射擊訓練仍然是主要內容，我十分珍惜戰前訓練的機會，射擊成績一直很好。暫時的平靜使戰士們都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盡快上前線，打個痛快仗，特別是看到兄弟部隊戰報的時候就更著急。

1952年10月，著名的上甘嶺戰役開始了，這場戰役歷時43天，雙方在面積僅3.7平方公里的兩個高地反復激烈爭奪，雙方傷亡3萬多人，其中的597.9高地被美軍稱為“傷心嶺”。

1952年12月下旬，我們接到了向上甘嶺開進的命令，行軍400多里，接替了15軍的防御陣地，我們的防御位置恰好是雙方爭奪最激烈的597.9高地。根據志愿軍司令部的命令，換防后短期內不得組織大的戰斗行動。我們所在的高地屬于防御的最前沿，最近的地方與敵人的陣地只有50多米。

接防第一天，我們班的副班長隱蔽動作沒做好，對面的敵人當即開槍，犧牲在陣地上。我們幾個戰士立即要躥出去把尸體搶回來，被排長一把按住，直到晚上暗下來了，才允許我和3班副班長把副班長尸體搶回來。當天晚上連隊在坑道召開了追悼會，戰士們滿腔怒火，紛紛請戰要打出去為戰友報仇，但志司有命令不準出擊。沒辦法部隊只能熟悉陣地情況，了解當面敵情，經過一段時間準備以后，開始根據上級要求開展“冷槍冷炮運動”。

“冷槍冷炮運動”是正規說法，志愿軍戰士在私下里還有個說法“冷槍冷炮打活靶”，“給敵人關禁閉。”冷槍運動也可以叫狙擊手活動，就是利用狙擊手，在陣地前沿隱蔽接敵，冷槍襲擊敵人。不要小看這項活動，據統計，從1952年初開始，到1953年停戰協定簽字，“冷槍冷炮運動”共擊斃擊傷聯合國軍5.2萬多人。

我們團為了開展好冷槍冷炮活動，集中了全團二十多名射擊基礎好的戰士進行了專門的培訓。那個時候我雖然已經是老兵了，但由于是解放后入伍的，沒有真刀真槍殺傷過敵人，入朝前射擊的一至八練習都打過，但都是打靶子。培訓首先是學會利用地形地物搞好隱蔽，保護好自己才能殺傷敵人；其次是盡快發現目標，找到敵人才能消滅敵人，在縱深陣地，團里有專門的觀察所，用高倍望遠鏡搜索目標，發現后用“手話機”通知前沿陣地的狙擊手，狙擊手要根據觀察所的指示盡快發現目標；第三個關鍵點是要目測好距離，定好標尺，搶在被敵人發現前將敵人消滅。我們總結的就是要“三快”，出槍要快，瞄準要快，擊發要快。

在培訓班訓練了20多天，最后選出4個同志擔任狙擊手。說是狙擊手，但我們用的并不是像電視演的那樣專門的狙擊槍，我們開始時用的只是蘇聯生產的普通步槍，名叫M1944式莫辛—納甘，志愿軍戰士叫它“水連珠”，這支槍現在存放在中國軍事博物館，這種槍瞄準基線相對較短，散布大，更適合巷戰。后來我們改用美軍的M1步槍，也叫“加蘭德”，戰士們叫它“大八粒”，這種槍彈倉可裝八粒子彈，是一種半自動槍，射程遠、射速快、精度高。我們4名狙擊手當中最有名的是張桃芳，他在32天內以436發子彈，擊斃214名敵人，跟我們團的番號是一樣的數字，被志愿軍總部授予“二級狙擊英雄”稱號，被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國旗勛章。我的成績比他差些，擊斃擊傷188個敵人，榮立二等功。當時志愿軍有規定，射手擊發后，敵人倒地15分鐘不動，或另有敵人抬走、拖走算擊斃；背走或架走的算擊傷；擊發后敵人倒地，而后又跑了的情況算活。這些都是由后面的觀察所判定，我們狙擊手可不敢伸著脖子看戰果。

在前沿陣地有5個射擊位置，也是射擊的最佳位置，4個人分成兩組，輪流射擊。其中4個射擊位置在交通壕內，十分隱蔽，另1個在坑道中，當狙擊手在前面執行任務時，其他人在坑道中隱蔽。我們剛接防時，敵人十分猖狂，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里，仗著有裝甲車，有飛機大炮，連工事都不認真構筑，大搖大擺地走動，還有的三、五成群地躺在地上曬太陽。班長把我們帶到射擊位置，現場指點怎么測距，怎么定標尺，怎么算提前量。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測距的器材，用的是“瞪眼法”。把大拇指一伸，將右眼、拇指與目標連成一線，然后閉上右眼，睜開左眼，閉上右眼。從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觀測，拇指與目標間便會產生橫向誤差，根據這誤差的大小，就可以估算出目標的距離，再根據距離定標尺，瞄準射擊。

敵人的麻痹大意，給我們提供了為戰友報仇的好機會，第一天執行任務，4名狙擊手的戰果都在擊斃擊傷3名以上。幾天以后，敵人被我們打怕了，開始構筑工事，再也不敢隨便走動。這為我們增加了難度，大家就注意摸索敵人的活動規律，我們發現一般飯后一個多小時是敵人大小便的高峰，這個時候陣地上出沒的敵人就會多起來，我們把敵人陣地編了號，提前測好距離，這樣只要觀察所一指示目標，我們就不再測距離，直接就定標尺，瞄準開火，節省了時間。敵人被我們打懵了頭，就開始報復，毫無目標地向我方陣地炮擊，這個時候狙擊手們就馬上撤回坑道。炮火一停，狙擊再出擊，總之只要敵人敢露頭就必然會吃槍子。后來敵人就干脆不出來大小便，改為便在罐頭盒里，往掩體外扔。

敵人見用炮火報復這招不靈，就改為派狙擊手來消滅我方的狙擊手。大概是1953初夏，我的戰友張桃芳在3號狙擊臺值班，剛一露頭對面工事內的機槍就打了過來，一串子彈從頭皮上飛過。張桃芳故意引敵打槍，用步槍把一頂破鋼盔頂起來吸引敵人，晃了半天敵人一槍不發，張桃芳感覺遇到對手了，必須轉換狙擊位置。他在交通壕匍匐前進，到盡頭時突然躥起，幾個箭步穿躍一小段空地，剛要到4號狙擊臺，對面機槍又是一個點射，子彈緊追著他的腳跟，打的塵土飛揚。張桃芳假裝被打中，順勢一倒摔進狙擊臺左邊的掩體里。這個假動作騙過了敵人，暫停了射擊。他開始利用掩體的掩護，仔細觀察。發現敵人的機槍正對著我方陣地射擊，經驗告訴他，這是敵人故意暴露的，真正的對手在暗處。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他在一個巖縫處發現了敵人，張桃芳立即出槍，就在準備擊發的一剎那，敵人也發現了張桃芳，腦袋一偏，躲過了。而對面的機槍又打了過來，張桃芳被壓制在掩體內。為了壓制張桃芳，機槍幾秒鐘就是一個點射。經過一段時間觀察，發現敵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狙擊臺的左側，對右側射擊較少。于是他變換了位置，悄悄移動到右側，敵人的注意力依然在左側，很少顧及右側。張桃芳感到敵人沒有發現自己已經變換位置，當一個對右側點射過后，張桃芳猛地起身，即刻擊發。幾乎同時，對手也發現了張桃芳，立即轉動槍口扣動了扳機。結果敵人的動作慢了，頭都被打暴了。緊接著機槍的火力就跟了過來，張桃芳立即撤了下來。

像這樣的斗智斗勇還有很多，時間久了記不太清了。我們并肩戰斗的4位狙擊手，另外3位都已故去，但名字我都記著，除了張桃芳外，另外兩位分別是寧彩堂、李彪，我十分懷念他們。

堅守上甘嶺一段時間后，我們又參加了金城反擊戰，在停戰協定簽字的那天，美軍瘋狂對我陣地進行炮擊，并發射了毒氣彈，我的左眼受到傷害，到現在也睜著費力，炮火把我震的暈了過去，一個彈片打在了屁股上，手術痊愈后，回到國內。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快七十年了，每每想起那段經歷，我就為我們國家感到自豪，為我們軍隊感到自豪，我們以劣勢裝備打敗了所謂的聯合國軍，靠的是一股氣，就是中國人永不服輸的精神氣，這股氣也會激勵后人奮發圖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