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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龍：毛澤東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方法的確立

點擊：作者：陳金龍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11-18 08:36:47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史、治史和用史，對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對于世界史也有所涉獵，從而確立了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對于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唯物史觀的闡釋和確立

在中國史學史上，歷史唯心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曾經長期居于統治地位。歷史唯心主義把社會現象及其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歸結為精神因素，把歷史人物的思想動機和某些杰出人物的主觀意志視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而否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否認人民群眾對于歷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

毛澤東對于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貢獻，就是確立了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他明確表示，“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強調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分析、看待歷史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歷史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歷史活動是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書寫了人類歷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對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社會變革過程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歷史主體地位的確立，奠定了中國史學方法的基礎，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客觀社會歷史條件，考察歷史事件要從社會歷史條件出發，不可主觀臆斷。毛澤東指出：“凡屬一種運動發生，不是無緣無故的，必有客觀的條件。”結合社會歷史條件進行分析，才能準確認識歷史，客觀評價歷史。在論及中共黨史研究方法時，毛澤東主張“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

現實由歷史發展而來，研究歷史的重要旨趣在于探尋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以指導現實實踐。毛澤東明確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歷史的發展具有繼承性、連續性，結合歷史才能把握現實。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通史簡編》等史學著作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編撰而成。

歷史辯證法的推崇和運用

歷史的發生發展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研究和評價歷史要堅持辯證法，不能簡單化、一刀切。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歷史辯證法是哲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既非一味肯定，也非一味否定，而是主張批判繼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

毛澤東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注意一分為二，富有辯證精神。對于孔子，一方面稱其為“封建社會的圣人”，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關系的說明包含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另一方面認為孔子的道德論有錯誤，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對于陳獨秀，毛澤東一方面認為犯了嚴重錯誤，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另一方面認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這種對于中國古代、近現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充滿辯證法。

毛澤東在評價歷史事件時，同樣蘊含辯證法的智慧。在毛澤東看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并制定了《臨時約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但是，“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于孫中山的領導集團犯了錯誤，當時向袁世凱妥協是不對的。對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時期的歷史，毛澤東強調“不要一切否定”，“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我們對問題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這種對于歷史事件、歷史時期的客觀評價，彰顯了歷史辯證法的方法論魅力。

如何看待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成功和失敗，同樣涉及歷史研究方法問題。毛澤東認為，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這種對于勝利和失敗關系的闡釋，包含對失敗價值的肯定，是歷史辯證法的體現。

歷史調查方法的實踐與確立

歷史研究需要搜集各方面的文獻資料和實物，需要回到歷史的現場去感受歷史、觸摸歷史。毛澤東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并將這一工作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之中。

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強調鄉村社會調查的重要性，并在其主持的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設了調查研究的課程，形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開拓贛南閩西蘇區的過程中，毛澤東進行了大量農村調查，形成了《尋烏調查》與《興國調查》等具有代表性的調查文本。延安時期，毛澤東詳細整理自己撰寫的農村調查文本，編纂了《農村調查》一書。毛澤東對于中國農村社會所作的系列調查，既是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現實研究，也是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歷史研究，并為學術界研究中國農村社會提供了重要材料。

鑒于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研究不足的狀況，1941年8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采取具體辦法，加強對于歷史、對于環境的調查與研究，“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不僅如此，還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的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各方面材料。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種歷史研究，是建立在廣泛收集各方面材料基礎之上的，是基于歷史調查的歷史研究。

對于歷史調查，毛澤東主張先分析后綜合，分析之中也要有小的綜合。在談到研究中國社會的方法時，毛澤東要求先“把它分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綜合，“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

百家爭鳴方針的倡導與踐行

百家爭鳴的方針，首先是就歷史研究提出來的。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決定出版《歷史研究》雜志，向毛澤東請示辦刊方針，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并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立為指導我國學術發展的基本方針。“百家爭鳴”就其實質而言，也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

毛澤東既是百家爭鳴方針的倡導者，也是百家爭鳴方針的踐行者。1958年7月，毛澤東復信周谷城，婉言謝絕為其新著作序的請求，謙稱“對邏輯無多研究，不敢有所論列”。盡管這里所指是關于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的爭論，但體現了毛澤東對學術爭論的態度。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對郭沫若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讀了高文之后指出，“爭論是應該有的”，并致信郭沫若，認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

正是在百家爭鳴方針指導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歷史學界圍繞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國近代史分期、農民戰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漢民族的形成、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人物評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歷史上的愛國主義、歷史發展的動力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通過討論使歷史研究走向深入。

毛澤東確立的唯物史觀、歷史辯證法、歷史調查、百家爭鳴等歷史研究方法，不僅推動了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對于新時代的歷史研究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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