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9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特別會議——“西湖會議”召開100周年。“西湖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一次富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的組成部分，亦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處理黨內重大分歧的可貴嘗試。在這次會議上，李大釗發(fā)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并不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李大釗為什么受邀參加這次“特別會議”人們一定會非常好奇，為什么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一個月后，正在貫徹二大決議之時，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要召開這次“特別會議”？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并不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李大釗為何受邀在百忙中參加這次“特別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又是什么？中共二大決定，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共產國際。但是，此次會議并沒有共產國際代表參會。與張國燾一起主持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對中國革命做了半年多調研后回莫斯科述職，接受新的使命。在中共二大閉幕后的第二天，他再次趕赴中國，于1922年8月12日抵達上海。作為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這次返回中國，馬林有了新的身份和使命，他被委任為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lián)系，并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具體而言，就是促成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在馬林看來，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都未能落實共產國際的指示，明確中國共產黨在現(xiàn)階段的革命任務，適時解決與不同政治黨派的合作問題。因此，必須立即改弦更張，扭轉不利局面。根據(jù)他的經(jīng)驗和對黨的現(xiàn)實狀況的了解，到達上海后，他迅速制定工作計劃，與陳獨秀、鄧中夏、張?zhí)讜労鬀Q定，“邀請北京參加會議，增加李大釗，給北京發(fā)電報”。“與張繼討論國共關系和代表團事宜”。在“8月27日，與張國燾和李大釗教授討論工作”。我們不難看出，這些準備工作，實際上已為“西湖會議”初步定下了基調。同時，也反映了馬林懷有急切解決問題的意愿，他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別寄希望于同國民黨上層有著信任關系的李大釗教授能參與其中，使會議有令人滿意的結果。此時的李大釗異常忙碌，他正全力協(xié)助蔡元培校長在北大進行教育改革，組建新式研究機構——“研究所”。8月17日，他正在北京，與蔡元培、胡適接待蘇聯(lián)駐華代表越飛。但在接到馬林電報后，他還是決定利用暑期趕來杭州參會。李大釗知曉國內外的政治情勢，有廣泛的社會關系。他理解馬林的苦衷，明白實現(xiàn)國共合作的難度所在和黨內重大分歧所在。1922年8月召開的“西湖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特別會議，為建立國共合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奠定了基礎。李大釗的意見打破了僵局，使會議發(fā)生了關鍵性逆轉“西湖會議”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正式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時任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的陳獨秀，中央執(zhí)行委員張國燾、鄧中夏、蔡和森、高君宇，還有李大釗和張?zhí)祝〞r任青年共產國際執(zhí)委，為會議擔任翻譯）。會上，馬林通報了共產國際關于與國民黨實行合作的指示，要求共產黨員無條件加入國民黨，共同進行“國民革命”。這一指示與中共二大剛剛通過的關于建立“民主聯(lián)合戰(zhàn)線”、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的決議相左，引起了與會者的激烈爭論，而且持反對意見者占多數(shù)。這并沒有讓馬林感到意外，他理解，年輕的共產黨人并沒有準備好接受與不同黨派的“黨內合作”。但現(xiàn)實的情況卻是，他為此奔波了幾個月時間，了解到孫中山只同意中共和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lián)合。目前，沒有歷史資料證明“西湖會議”上，通過爭論，與會者最終形成了共識，通過了“決議”。相比較而言，張國燾的回憶具體、詳細，可供參考。他認為，是李大釗的意見打破了僵局，使會議發(fā)生了關鍵性逆轉。張國燾回憶，“我和蔡和森發(fā)言反對馬林這種主張”，“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共加入進去無異于與資產階級相混合，會喪失它的獨立性，這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原則不合”。“如果組織一個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委員會，可以推孫（中山）為主席”。因此，“我們要求不接納馬林的主張，并請共產國際重新予以考慮”。“陳獨秀先生也反對馬林的主張，而且發(fā)言甚多”。
面對如此激烈的反對意見，“李大釗先生卻采取了一個調和的立場”。“他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非常松懈”，“單純的國民黨員也抱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單獨從事政治活動的例子也不少，足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樣不會受到約束”。“聯(lián)合戰(zhàn)線不易實現(xiàn)，采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是實現(xiàn)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易于行通的辦法”。在會上，“李大釗先生根據(jù)他的這種看法，向我們疏通，認為有條件的加入國民黨和中共少數(shù)領導人加入國民黨去為兩黨合作的橋梁，是實現(xiàn)第二次大會既定政策，同時避免與馬林乃至共產國際發(fā)生嚴重爭執(zhí)的兩全辦法”。“西湖會議”最終采納了李大釗的建議，“以一種諒解的方式”結束了關于“黨內合作”的爭執(zhí)。同時，也決定由李大釗代表中共赴滬與孫中山會面，商定國共合作大計。“西湖會議”一結束，李大釗立即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面，開啟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直接接觸“西湖會議”雖然沒有形成紙面上的“決議”，但卻有會后雷厲風行的行動。馬林迅速給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書寫了“報告”，除介紹會議情況外，主要是匯報“杭州會議后的活動”。這些活動中最重要的是“與孫中山會談”，馬林希望與“國民黨支部”取得實質的聯(lián)系。在組織方面，“必須有1500名教授，1500名共產黨員，500名青年，300名婦女”。“陳獨秀準備參加共產國際四大”，“黨的所在地必須遷往北京”。應當說，在這些活動中，李大釗發(fā)揮的作用最大。馬林十分信任這位北京大學教授，認為應擴充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由李大釗擔任中央執(zhí)行委員（幾年后，在陳獨秀的回憶中，稱李大釗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西湖會議”一結束，李大釗立即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面，從而開啟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我們稱之為“第一次握手”）。如今，關于這次會面的歷史資料留存不多，但李大釗在自己的《獄中自述》中做了比較清晰的記述，成為我們全面了解這段重要歷史的最有力的佐證。李大釗寫道：“大約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叛變，避居上海。釗曾赴上海與孫先生晤面，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談建國方略，亙數(shù)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中國國民黨之始”。與孫中山會面后，李大釗又赴洛陽，去見吳佩孚，實施聯(lián)孫、聯(lián)吳計劃。由此可見，李大釗開展的合作涉及一切可以團結協(xié)同的政治力量。9月17日，李大釗接受《北京周報》（日文）記者采訪，介紹了他與孫中山、吳佩孚相繼會面的情況，以及對中國統(tǒng)一的看法。其中，他特別提到要“改組中國國民黨”。他說，孫先生“目前正在改組中國國民黨，使本黨能有更多的工人參加進來。這樣經(jīng)過改組后的大政黨，一方面要討論政治手段的運用，作一般政黨應作的工作；另一方面，為了謀求社會的根本改革，還要努力喚起民眾的覺醒，歸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個群眾革命的先鋒組織”。李大釗在此談到的孫中山的方策與他在一年多前發(fā)表的《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yè)》中所提出的建黨思想主張完全一致，是其“大團體”思路的又一次公開展示。歷史告訴我們：謀求社會的根本變革，需要有強有力的“大政黨”，它與一般的政黨不同。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西湖會議”確實有其獨特價值。它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理性處理黨內重大分歧、化解黨內矛盾的有益嘗試。它的決定是由相互諒解達成的，難能可貴。對它的研究，應采取動態(tài)研究的方法，特別要重視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希望將黨的一大、二大、三大與“西湖會議”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察，以深化黨的創(chuàng)建史研究。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會長；來源：“理論周刊”微信公眾號，修訂發(fā)布；圖片來自網(wǎng)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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