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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21世紀，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們關注小村。一個又一個形形色色的小村莊構成了這個龐大的國家。我們的作者們來到南街村、小崗村、周家莊、夏家峁……它們有的保留了集體經濟，有的開創分田入戶的先河，有的在新農村建設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記錄它們，就是記錄這個時代。這一組中國村莊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討論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出路。

　　30多年過去了，小崗村一直作為農民自主選擇分田到戶模式的象征存在著，分田之后的故事則少有人細細探究——村民是否就此走上了自主、富足的康莊大道?本文的作者從田野中帶回那些已經成為歷史的，還有正在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村民們分田想解決什么問題?是什么造成了這些問題?小農經濟在市場化、資本化經營的當下遇到了怎樣的困境?作為一個象征的小崗村又如何為這一歷史地位所限，難以進一步探究自主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2008年7月，沈浩還活著。我問他：“這些年，小崗村的經濟為什么上不去?”他說：“原因有很多方面，村民很‘懶’，是思想上的懶，不愿干活是其中一方面。”他表達這樣一個事實：外面(政府和社會)的資助太多，村民對此產生了依賴，干活對于他們的生活改善似乎有些顯得蒼白。“可是來硬的，直接去掉外來補助，那等于斷了小崗的活路，可不這樣做，小崗就會像吸毒一樣，更加難以自拔。來軟的話，就只有像我現在這樣，慢慢耗著。一句話，矛盾啊!”

　　沈浩，1964年生。2004年，他從安徽省財政廳來到小崗村，任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2006年底，沈浩在小崗村任職三年屆滿，村民集體按下手印強烈要求把沈浩留下來;2009年去世，官方訃告“積勞成疾猝然去世”。

　　小崗村初印象

　　小崗村所在的小溪河鎮領導再三強調“不要進農戶家里!”“去大包干紀念館和村委會看看就可以了!”但我們自己租了一輛車，進了村。

　　進小崗有一條專門的支線公路，修的質量很高，送我們的司機說這是去年剛修好的，原來是柏油路，現在是水泥的了。約摸過了半個小時的車程，看到了小崗的地標——牌樓，上面有費孝通題寫的字。從村牌過來，路的兩邊種的是黃豆、黑豆、水稻等，還有人在插秧，臨近村委會的地方還有一個養豬場和一個鋼構廠，鋼構廠的大門關著。

　　牌樓的一側是剛竣工不久的小崗村黨委和村委會的辦公樓，一個中部的農村能有這樣辦公地點已經可以用奢華來形容了。對比我長期做田野的關中地區，不少農村村委會甚至連個辦公地都沒有，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去村長家里開會。牌樓的另一側是一個大廣場，現在正在修，要趕在下半年前完工。

　　小崗村的核心地帶分布在一條主干道兩旁，這條主干道名叫“友誼大道”，是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援建的。在小崗村主路上行走的大多是學生，有本地的小孩、中學生，還有各地來調研的大學生。主干道兩旁分布著規格較為統一的二層小樓，有很多戶人家還在起新房子。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下半年中央會有比較重要的領導來視察，縣里、村里的財政鼓勵農戶蓋新房，每戶補貼2萬元。”

　　沿著主干道向東步行大概20多分鐘就來到了萬里題詞的“大包干紀念館”，這是所有外地人來到小崗后的必修課。門票20，學生票10元，導游再加十元。一幅幅展板以時間為序介紹當年“大包干”的輝煌歷史。

　　三十年前的分田故事

　　我們第一個接觸的村民，是村小賣部的主人。他說，沒有那場變革的話，今天他們的生活也許會更窮。而在今天，他依然支持這項政策，他說：“家庭單干，至少能讓我們獲得溫飽，獲得收益。”

　　在農民的記憶中，分田是因為窮。小崗村當年生產隊長嚴俊昌的四子嚴德友回憶：“兩歲的時候，做過一次手術，父母說，要給小孩留一點好吃的，補一補，就是這榆樹葉。” 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當年的大隊會計嚴國品就去蒙城要過飯，對于這段青春故事，他記憶猶新“那里地比較平，盛產山芋，比這里好一些，這里的土地肥力不夠。也去過浙江、常熟要過飯，不管人家家里好不好，有人要飯，總要給一把的。一個月下來，除掉自己的吃的，還能帶回家20到30斤糧食。”

　　18戶天天在一起，一睜開眼睛就在一起干活，天天商量鼓動，從春天到秋天，就決定分田了。可是要做這種反革命的事情，誰也不相信誰，所以嚴力學的父親嚴國昌才提出按血手印的想法，嚴國品說“不怕你不承認，那天晚上我在，但是我什么也沒問，也不阻攔也不管。”

　　那天晚上按了一次，后來中央電視臺拍電視的時候又按了一次。第一次按的時候沒有下雨，中央電視臺拍的時候用水泵把水抽到屋頂上去的，說是下大雨有氣氛。電視里還說是在村委會按的，吃飯都吃不飽，哪里來的村委會?

　　這些話，雖然都已經講了無數遍了。但村民還是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地講著，在講的過程中，很難說是越來越接近真實，還是越來越偏于想象。或者說，為什么分田、如何分田本身已經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村民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講述?

　　首先，是他們不得不講。作為共和國農村歷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否定分田，就意味著否定1970年代末以來的農村改革。因此，政府、媒體，甚至市場都要村民去講，當年多窮，分田之后多富。通過反復強調，來論述今天道路的合理性。

　　其次，農民的講述中也包含著他們復雜的感情——既愛又恨。愛，是因為分田曾經給他們帶來榮耀和今天的福利，農民說“小崗村的人餓不死”，因為政府不會讓他們餓死，各種政府補貼接踵而來，維系著這個萬萬不能破滅、不容置疑的神話;但他們也恨，因為他們心里明白，小農經濟已經制約了小崗村的發展，但是他們無法甩掉、也出于私心不愿意甩掉這個沉甸甸的歷史包袱，所以今日的小崗村舉步維艱。

　　所以今天，在杜潤生去世之際，重提小崗村分田之事，重新讓農民講述，或許作為符號的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意義更為關鍵。

　　小崗村為什么窮?

　　在主流的歷史敘述中，將小崗村的窮簡單歸結為集體主義的經濟生產方式，認為缺乏效率，大家出勤不出力，干活不積極。但事實上，在訪談中，我發現一個事實。1960年代全村18戶，每戶都干過隊長，矛盾激化，誰也不服誰。而矛盾的背后，是宗族的力量，一方面嚴氏家族排擠其他姓氏;另一方面，嚴氏不同支脈之間矛盾亦十分復雜。導致忙于斗爭，每年競選生產隊長拉票等花費過大。到1970年代中期，18戶人家，公社派來了20個左右的工作隊，工作隊的主要成員是知識青年，雖然工作隊下鄉的名義是支援生產，但工作隊隊員并不懂如何生產，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借助外來的力量，協調家族內部的矛盾。

　　到這個時候，或許分田單干，是唯一化解矛盾的方式。但小崗村經歷了短暫的經濟復蘇之后，到1980年代末開始，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家庭聯產承包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真的適合小崗村嗎?

　　后分田時代的產業困境

　　在進入小崗村之前，我們看到大幅廣告牌“小崗面業”、“小崗皮鞋”，但村民介紹這些都跟小崗村沒有直接關系。

　　我們能看到的小崗產業有兩個。

　　一個是嚴德友的葡萄園。他說，他從2001年開始經營。2002年，90%以上的村民都開始套種了，2003年全村開始大面積種植，一般人家5、6畝地，每畝平均純利4000元。

　　據嚴德友講，他現在主要是雇傭附近的年紀大了，不能出去打工的老人在葡萄園里忙些活，他們主要做套袋、防蟲、防鳥、防病等活計。除掉給他們的工資，每畝每年能賺2000元，共200畝地。

　　第二個產業是蘑菇基地。蘑菇基地是承包制，工人每月500元工資。對于老板來說，每個大棚租金400元，但政府會給每個棚補貼5000元。但一位老板說，蘑菇產量不高，銷路不好。廠家壓低價格收購、條件苛刻，棚主賣給他們幾乎不掙錢，所以大棚主要盈利即政府的補貼;其實工廠也不愿意收購蘑菇，但政府行政要求，同時給工廠補貼，才讓這個產業鏈看上去“正常”運行。現在農民在種植蘑菇的態度上有點消極。

　　小崗村的出路

　　2008年7月6日，我訪談了小崗村黨委書記，沈浩。他認為小崗村的出路在于重新“走農民合作化、組織化的道路，發展現代農業”，這樣“一是可以節省資金和勞動投入，降低了成本，二是農產品可以賣個好價錢，提高了效率。”但他強調，“現在農民的合作化、組織化，主體是農民協會，黨委和村委會只是起一個引導和服務的作用，農民是自愿的。”

　　但事實上，他說“大部分村民在觀望。”他還提到，近30年來，小崗村成為樣板，是政策養活了小崗村，村民不需要太勤勞，就可以活得不錯。

　　但是日益增長的消費支出還是讓村民們在本村的收入顯得捉襟見肘。一位徐姓農民介紹，1995年左右，大批的小崗村民開始外出打工。

　　小崗村也沒有逃離“流動”與“留守”的魔咒。三四十歲的青壯年勞力全部外出，留下來的大多是老人與孩子。還有是家庭較為龐大，負擔較重，以及為了照顧小孩上學而留下來的人。

　　結語

　　在小崗村做訪談，真的特別困難。幾乎每一個村民說話做事，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首先，很多村民家門口每天都是車水馬龍，有些甚至一天要接待五六批記者。30年來，他們見的太多了，他們說的也太多了，從作家、記者到每年絡繹不絕的學生，很多話他們可以不過腦子地隨口背出來;其次，很多村民不愿意說，他們擔心萬一說錯話，被寫出來，領導會批評他們。

　　小崗村的歷史功過，以及它走過的路，過于復雜。但我仍然期待，一個負責任的、長期的民族志考察。或許這有這樣，才能解開近半個世紀的謎，也才能還原或者打破這個分田的神話，還歷史一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