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新一輪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斗爭中，我國特有的中醫藥防治再次以其顯著功效，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為此，本號授權連載林治波同志關于中醫藥的一組文章，以饗讀者。此為第五篇。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導核心中，最重視中醫藥的就是毛澤東主席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晚清和民國時代，官員與知識精英如曾國藩、俞樾，幾乎異口同聲地反對中醫，貶斥中醫，唯獨毛澤東等少數人例外。早在1913年，20歲的毛澤東就在《講堂錄》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年僅20歲的毛澤東，對中西醫的所長所短就能有如此科學、理性的認知，比之那些所謂高官達人、知名學者確實要高出一籌。1928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說：“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那時，在井岡山紅軍醫院里，有西醫也有中醫，許多內科病都是用中醫治療，多數是采用自制中草藥。毛澤東曾經指出：鑒于根據地缺醫少藥，必須發揮中醫中藥的作用。他說：“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當時，紅軍醫院收容了200多名參加反“圍剿”的傷員，全部采用中醫藥治療病傷，許多紅軍傷病員因為中醫藥而保住了生命。在陜北時期，毛主席曾患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往往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一次，開明紳士、名中醫李鼎銘到楊家嶺來看望毛主席。他為毛主席切脈之后，自信地說，吃四服中藥就可以好了。那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尖銳，毛主席身邊的醫生都是西醫，他們不同意毛主席服用中藥。毛主席則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之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這更使毛主席切身認識到中醫藥的神奇功效，于是又介紹李鼎銘為八路軍干部戰士治病。很快，中醫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不久，李鼎銘還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中醫，他們活躍在各個部隊。毛主席對李鼎銘說：“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事業應如何發展？”李鼎銘說：“中西醫各有所長，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取得進步。”毛澤東說：“你這個想法很好，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在學習方法上，毛澤東認為中醫帶徒的方法很好，“一面教讀醫書學理論，一面帶他看病，使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這種教學方法很先進，帶一個出一個，很少出‘廢品’，所謂‘名師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話，因為他們讓學生從一開始就懂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在毛澤東中西醫結合思想影響下，陜甘寧邊區醫務界在延安最先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的活動，許多西醫虛心拜中醫為師。例如，魯之俊、朱璉等就曾拜老中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知識。為此，陜甘寧邊區政府表彰了任作田與魯之俊團結中西醫的成績，并授予他們特等模范獎。
1949年9月，在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和各大軍區衛生部部長作了明確的指示：“你們的西醫只有一兩萬，力量薄弱，你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他還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這一題詞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制定衛生工作方針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
【1950年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的題詞】但是，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幾年里，衛生部門一直沒有認真執行。1951年，衛生部副部長李斌竟公開發表文章，稱中醫為“封建醫”，把中醫中藥知識看作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應該隨著封建社會的消滅而被消滅。這一錯誤觀點流傳很廣，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為有些衛生行政部門的干部實行排擠和逐步消滅中醫的理論依據，從而引起廣大的中醫和人民群眾的不滿。特別是1951年5月1日衛生部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與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均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過于苛刻的辦法，使大多數中醫不能合法執業，中醫藥治療費用不能報銷，中醫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1951年12月，衛生部發出的《關于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通知》，盡管目的是組織中醫進修業務，但講授的大都是西醫課程。對中醫的提高和改造要求過高過急，不是從保持中醫傳統的理論和醫療特色出發來發展中醫，而是錯誤地認為中醫必將被西醫代替，由城市到鄉村，由鄉村走向自然淘汰。當時，由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僅就華北地區68個縣就有90％以上的中醫師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對中醫師的考試，由于多為西醫內容，使得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如在天津中醫師考試中，其結果僅有1／10的中醫師通過。在高等教育中沒有中醫藥這一學科，使得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問題沒有著落。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主席生氣地說：“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于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1953年，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這一觀點表明了毛主席對中醫藥的高度評價。同年，在嚴厲評當時衛生行政部門某些人排斥中醫、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時，毛主席強調：“祖國醫學遺產若干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和排斥，對中央關于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也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1954年6月，他對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說：“對外來的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他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并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他指出：“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同年7月，他又指出：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問題是“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毛主席說：“一說到中國的特點，人們往往用兩句話來概括，叫做‘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兩句話都跟中醫有直接關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動物和礦物成為中藥，歷史上有數不盡的天災人禍，但最后，中國還是以‘人口眾多’屹立在世界東方，這里邊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應首先歸功于中醫。”同年，毛澤東作出重要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隨后他又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院。”于是，在全國范圍內調集名醫，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國中醫研究院，毛澤東還親自接見了第一任院長魯之俊。
【毛澤東主席與中國中醫研究院首任院長魯之俊親切握手】
為了全面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于1955年2月2日發出《關于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衛生部發布了《關于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1954年，毛澤東發出了“西醫學習中醫”的號召，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進措施：要抽調100名至200名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習他們的臨床經驗，而學習就應當抱著虛心的態度。他強調：“西醫學習中醫是光榮的，因為經過學習、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醫界限取消，成為中國真正統一的醫學，以貢獻于世界。”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并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1958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300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并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1955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關于中醫工作的講話中說：中國6億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醫，不是靠西醫，因為西醫的人數很少，中醫對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國醫藥有悠久的歷史，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要建立機構研究中醫藥，應按對待少數民族政策那樣對待他們，各機構中應有他們的成員。對有本事的中醫要當專家看待，按專家的待遇對待。同年4月15日，毛澤東針對中醫講了這樣一段話：“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1955年12月，在中醫研究院成立的同時，全國第一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開學，從全國調來76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從1955年底到1956年初，衛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天津等地舉辦了6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從全國范圍內抽調部分醫學院校畢業生及有一定臨床經驗的西醫參加，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和治療技術兩年半。參加學習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間，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地的中醫學院相繼成立。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指出：“應該學外國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后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套用外國的東西。”他還說，“歷史上中醫的一個很大特點是從不拒絕接受外來的好東西，比如中藥胖大海，實際上是進口貨，但中醫拿過來了，現在誰能說它不是中藥呢？中醫得到發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眾長。”“西醫治感冒辦法少，中醫一副藥就好了。西醫對感冒的打針輸液給中國人造成了極大傷害，很多成年人經過打針或輸液都造成了慢性腎臟炎，中醫卻有一個口訣：一把糯米七片姜，三棵蔥白煮成湯，湯好之后加勺醋，感冒不用開藥方，這是咱們中華民族創下來的寶貴經驗。”毛澤東在充分肯定中醫藥學的同時，也指出了中醫藥學的歷史局限性，即缺少現代科學的解釋，應加以提高。他說：“看不起中醫是不對的，把中醫說得都好、太好，也是錯誤的”，“我們對中醫必須有全面的、正確的認識，必須批判地接受這份遺產，必須把一切積極因素保存和發揚”。對于中西醫不團結的問題，毛主席明確地指出：“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十分悠久，有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糟粕。中國人口能達到6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西醫是近代的，有好的東西。但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1958年9月25日，衛生部黨組向毛澤東并中央報送了“關于組織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毛澤東閱后在10月11日寫給楊尚昆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這一著名論斷，奠定了黨和國家的中醫藥工作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也充分肯定了中國醫藥學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在這封信中他還對“西學中”工作做出了非常具體的指示和樂觀的預測：“今后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負責辦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70～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們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毛澤東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西醫學習中醫的積極性。據1960年全國西學中經驗交流會時統計的資料，全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有37個，學員2300余人，在職學習中醫的有36000余人。高、中級醫藥院校，也大多開設了中醫學課程，培養了一大批西學中人員。其中，大多數成為以后中醫或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技術骨干和學術帶頭人，為今天中醫藥能夠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毛澤東不僅關心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還與許多名醫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促膝長談。孔子的74代孫孔伯華，解放前位居京城四大名醫之首，曾創辦北平醫學院。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請他把脈看病。1951年，毛主席發燒，打了些針，吃了些藥，燒還是不退。毛主席對孔伯華說：“麻煩你給我吃點中藥吧。”孔伯華給毛主席診了脈，看了病，開好藥方，請毛主席吃兩到三付。結果，毛主席吃了兩付，就派人打電話說，燒已經退了。此后，孔伯華又受毛主席邀請，座談關于中醫藥發展的問題。孔伯華隨后給毛主席上書陳情，云：“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執技精良，方能拯濟疾苦，故宜首重其培養人才。”周總理后來對孔伯華說，毛主席非常欣賞你的這個觀點。于是，教委的同志把孔伯華解放前創辦“北平國醫學院”的辦學資料取走，開始編寫新中國的中醫教學大綱，創辦新中國的中醫學院。
【1951年周恩來總理與名中醫孔伯華交談】
1955年孔先生逝世，周恩來總理親自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并親往寓所吊唁。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1956年，毛澤東主席接見并宴請曾為汪精衛岳母“一診”救中醫的施今墨先生（左一）】
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即治好了林老的病。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主席聽。毛主席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后，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游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后，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主席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并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最后，征求毛主席的意見。毛主席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志擔保了的，我不怕！”于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擔當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3天后，毛主席的感冒癥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主席高興之余，問起劉大夫的藥方里有一味“酸棗仁”是起什么作用的，為什么要“生、熟合起來搗”，石瀾回答：“藥用的酸棗仁，數陜北的最好。當年在延安，主席您住過的那個楊家嶺滿山都是酸棗樹。我們常去摘一些酸棗回來，放在衣兜里當水果吃。酸棗仁這東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搗碎入藥，就能同時發揮兩種作用，平衡中樞神經。所以您不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毛主席聽后哈哈大笑，對坐在一旁的舒同說：“看看，你的夫人講得多細，將來可以改行當醫生了！”11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1959年冬，劉惠民為毛主席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主席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說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后，毛主席笑著說：“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說：“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主席聽后，高興地站起來，說：“對嘍，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在于西醫學習中醫。”毛主席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1974年底，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主席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并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主席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術。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主席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做了白內障手術后，需要休息幾天，但毛澤東只隔一天就忙著看起書來，唐由之勸阻不住。毛澤東看了一會兒，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來說：“唐由之啊，我們的爭論，你勝利啦！”他還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V”字形手勢。唐由之說：“主席，您亦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澤東聽后會意地笑了。
【1975年7月毛澤東主席和唐由之（左3）及白內障手術治療小組成員合影】
中國的針灸，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針灸的起源，可能比藥引還要早，是我國最寶貴的醫學遺產之一。針灸療法以操作簡單、應用廣泛、療效迅速、安全經濟等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歡迎。針灸療法在中國人民對疾病的斗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但是，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有一些人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對針灸治病的實際需要，一味地說中醫針灸“落后”、“不科學”，是“土東西”，全盤加以否定。毛澤東熟讀史書，對歷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讀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就知道，約在公元前5世紀的扁鵲，用針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蘇醒過來，經過其他綜合治療，使病人完全康復，被譽為“起死回生”的妙術。《后漢書·華佗傳》里，也記載有華佗用針灸治曹操頑固的“頭風”。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時，熟悉名醫甄權的傳記，當時魯州刺史庫狄苦于“風痛”，兩手無法拉弓射箭，雖經不少醫生治療均未奏效，后請甄權診視。甄權認為只需針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針刺“肩髁”穴后，兩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許希傳》里也講到宋仁宗的病被許希用針刺醫好。這些史書所述，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紀以后，清政府對針灸療法蠻橫地加以排斥和打擊，并于1822年下令永遠停止在“太醫院”中施行針灸療法。從此針灸被當成“土東西”而被忽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里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1955年4月，毛主席在杭州邀請著名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主席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3月23日送呈毛主席的。毛主席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贊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系。毛主席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主席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開飯了，大家都舉起面前的酒杯。毛主席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么祝酒詞呢？毛主席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他打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著說道：“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啊。”在毛主席的鼓勵和支持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群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朱璉著的《新針灸學》也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1971年7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份大型傳統日報，該報十分重視選擇頭版要聞，對于較長的文章，經常是第一段登在頭版，其余部分則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國資深記者，擅長時政報道，獲過多次新聞大獎。這年7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國采訪，在北京參觀了很多單位，包括到中醫院參觀針灸治療。他在訪問中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當時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千萬不能感染。術中使用的是常規藥物麻醉。術后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頭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題為《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闌尾切除手術》，文章占了將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訪問北京一家中醫院針灸診療室的照片。詹姆斯當時已經62歲，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經歷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動手術可用小小的銀針來麻醉，病人不覺疼痛，還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當時又正值白宮剛剛宣布尼克松總統將于1972年訪華，美國公眾對東方大國中國有一種神秘感，從而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團訪華，參觀了中國的“針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術，神經外科做顱腦腫瘤的切除手術，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狀態下接受開胸、開顱等大型手術，感到十分驚奇，難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贈送的禮品中，還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一書。代表團返美后紛紛宣傳“針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國民眾的濃厚興趣，特別是美國醫務界對中國針灸醫術開始有學習的愿望。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并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陸續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初步實現了毛主席的夙愿。盡管中醫藥命運多舛，屢遭折磨，但依然頑強地存活下來，且大有復興之勢。中醫藥能有今天的局面，不要忘了毛主席對中醫藥的關愛呵護之功。在黨中央和習總書記的熱情關心和大力支持下，我國的中醫藥在新時代必定獲得長足的發展，并將走向全世界！ （作者系人民日報社四川分社社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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