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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到底是怎么“跑掉的”?

點擊：  作者：王月兵    來源：紅歌會  發布時間:2015-09-17 16:15:35

 

 

 　　近日，新華社瞭望智庫發表署名羅天昊的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翻頁閱讀)，批評李嘉誠“在中國大陸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在大陸的資產”，是“失守道義”的行為。長和發言人9月14日回應稱，集團沒有撤資，強調有買有賣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風起于青萍之末。從2013年起，李嘉誠開始集中拋售香港和大陸資產，加大對歐洲的投資，當時已引起坊間不少猜測。緊接著一系列大規模的資產拆分和遷冊(香港人稱企業遷移注冊地為遷冊)交易更是耐人尋味。2015年9月，經過復雜的資產騰挪，李嘉誠最終完成了旗下公司注冊地的全部外遷。

　　李嘉誠到底是怎么“跑掉的”?

　　●2013年李嘉誠在香港動作頻頻，“撤資”傳聞漸起

　　李嘉誠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世界頂級富豪，他旗下的企業控制或涉及了香港幾乎所有經濟與民生領域。關于他是否會“撤資”的爭論，在香港長盛不衰，2013年李嘉誠動作頻頻，讓爭論再一次到達頂峰。

　　2013年7月底，李嘉誠旗下和記黃埔(下稱“和黃”)發布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們最為熟悉的超市。不過，10月18日，和黃再次公告暫停出售。

　　2013年10月9日，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下稱“長實”)已將香港嘉湖銀座商場，以58.5億港元的總價整體出售;當年的國慶長假前，李嘉誠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電能實業宣布，拆售旗下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2013年11月，和黃一周內兩次出售物業，價格超過5億港元。

　　李氏企業接連的出售動作被香港輿論認為是“撤資”。當時有不少分析認為李嘉誠是在用腳投票，離開正變得更仇富的香港。據南方周末報道，2013年，出現了兩個針對李嘉誠的社會團體事件。3月，在長實的業績會前，多個香港社會團體手舉橫幅和標語在長實集團大樓內，抗議李嘉誠年賺逾67億港元，卻合理避稅繳納零元所得稅，要求政府創設“李嘉誠稅”。李嘉誠對此回應道：“這正是我多年來加大海外投資的原因，樹大招風，引起社會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我壟斷香港，那我就去歐洲、去北美、去內地投資。”4月，和黃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發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罷工，碼頭工人用漫畫諷刺李嘉誠，在李嘉誠旗下商鋪發起“罷買行為”，五一勞動節時，甚至在門前舉行為李嘉誠“招魂”的儀式。

　　針對愈演愈烈的“撤資”傳聞，2013年9月17日，李嘉誠表示，長實與和黃絕不會將注冊地遷往別處，相信多年后仍會屹立于香港。“我愛香港、愛國家，長實、和黃絕對不會遷冊，相信多年后都會屹立于香港，但生意規模大小會隨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情況而作出決定，當然股東的利益，我也要負起絕對的責任。”

　　●同年李嘉誠拋售內地410億物業，王石提示“小心了!”

　　2013年，李嘉誠在內地也深陷“撤資”風波。

　　2013年8月-10月，李嘉誠旗下的長實以及和黃相繼宣告將拋售百佳超市、上海陸家嘴東方匯經中心OFC寫字樓和廣州西城都薈廣場和停車場，基本都是位于大城市核心商圈的資產，涉及金額約為410億港元。作為李嘉誠家族在A股唯一一家上市公司，長和投資屢次減持長園集團也被市場認為是其撤資內地的重要舉動。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長和投資累計減持長園集團股份達15%，共套現9.17億元。

　　接連的拋售被內地輿論視為一個“風向標事件”。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一周之內兩次在微博上提示：“精明的李嘉誠先生在賣上海等的物業，這是一個信號，小心了!”

　　2014年2月，李嘉誠旗下長實參股的ARA資產管理公司以24.8億元人民幣出售南京國際金融中心。2014年4月，李嘉誠家族以9.28億美元拋售北京盈科中心。2014年8月，ARA以2.5億美元出售虹口區北外灘甲級寫字樓盛邦國際大廈。最新一宗拋售是2015年7月底，當時澎湃新聞指長實地產尋求出售上海陸家嘴的綜合體世紀匯，報價最高200億元人民幣。據澎湃新聞估算，若世紀匯得以出售，則計入超市、港口、能源等其他資產，李嘉誠近三年套現國內資產金額將達上千億元。

　　除了上述商業地產項目準備套現外，“長和系”近些年來在土地市場上的變化也引發了業內的關注。回顧“長和系”在內地十余年的發展路徑，可以發現幾乎從未偏離其“低價拿地、長線操作”的策略。但“長和系”近兩年在中國內地已經鮮少出擊土地市場。據證券時報報道，在2011年以前，長實與和黃每年都有一些土地儲備吸納，土地成本比較穩定。但2012年5月份購入上海一塊住宅用地之后，“長和系”在內地市場上再未有一塊土地入賬。

　　●近幾年兩面出擊：這邊拋售套現，那邊在歐洲頻頻收購

　　據證券時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自2014年1月份至2015年4月份，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李嘉誠通過轉讓資產或其他方式套現逾738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售的位于中國內地物業貨值總計約達129億元人民幣。

　　如此多的資金，其流向何處?媒體總結李嘉誠的投資邏輯是“脫亞入歐”。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從2000年至今，李家父子布局“購買英國”。李氏集團已經或者即將控制英國天然氣近三成的市場，約四分之一的電力分銷市場，以及約5%的供水市場。此外，港口、機場與金融市場業務也在李氏收購范圍之內。2010年，李嘉誠斥資91億美元收購英國電網。2012年8月，李嘉誠旗下長江基建等斥資77.53億港元收購英國天然氣供應商。2015年3月，和黃用102.5億英鎊(約1183億港元)收購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旗下英國無線營運商O2。這將是和黃最大宗的并購，讓李嘉誠王國在英國資產達3900億港元。

　　除了在英國的投資之外，2013年，李嘉誠分別以13億歐元和97億港元的巨額出資，拿下了奧地利3G通訊業務，以及荷蘭最大廢物轉化能源公司AVR35%的股權。2014年5月，長和系集團競購澳洲天然氣商。2014年8月，長實擬從愛爾蘭飛機租賃商AWAS手中購買一批航空器材資產，這是長實首次大規模進入航空業。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以來，長和系總共在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外完成了11筆收購，涉及金額約1868億港元。

　　●2015年長和世紀大重組完成，李超人“絕不遷冊”承諾打破

　　35年前，李嘉誠出手收購和黃，開始香港首富之路;35年后長和世紀大重組，李嘉誠打破了自己“絕不遷冊”的承諾。

　　2015年1月9日，李嘉誠發布其商業帝國史上最大手筆的資產重組計劃，將市值超過6600億港元的長實以及和黃合并后再分拆成兩家新的上市公司：長江和記實業(下稱長和)和長江實業地產(下稱長地)。其中長和將控股長實和和黃的非房地產資產，包括香港的海港碼頭運營商和英國零售連鎖Superdrug。長地則接手這兩家公司的房地產資產，并將通過IPO被剝離。

　　據金融時報報道，數位參與該交易的人士表示，該計劃開始于2014年夏季。這意味著在去年秋季“占中”事件之前，重組決定已經作出。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成立的這兩家公司，長地及長和，全是開曼群島注冊的公司，重組后變相遷冊海外。事實上，遷冊交易還不止這一宗。2014年，李嘉誠宣布將電能實業的香港電燈分拆，后者當年單獨上市，成為香港最大IPO之一，香港電燈的注冊地同樣位于開曼群島。

　　媒體報道，2015年9月，李嘉誠旗下長江基建集團提議以116億美元的換股形式合并電能實業。

　　長江基建為長江集團旗下主營交通基建、能源基建及基建材料等業務的公司，10多年前，李嘉誠一手創辦的長實，將旗下的基建業務分拆上市，組成了“長江基建集團”，并交由長子李澤鉅打理。

　　長和系目前共有10家上市公司，長和、長地、長建等公司注冊地均在海外，電能實業是現存唯一一家在中國境內注冊的長和系公司。這就意味著，一旦電能實業成功并入長江基建并退市，李嘉誠通過去年以來的一系列大規模資產騰挪，最終完成旗下公司注冊地的全部外遷。

　　公司改變注冊地的事情屢見不鮮，但大概沒有一個比李嘉誠將長地和長和的注冊地從香港改為開曼群島這么引人注目和招來重重非議的。李嘉誠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長實與和黃絕對不會改變注冊地。2014年3月1日，李嘉誠在記者會上表示任何時候都沒有遷冊的念頭，并指“長和系撤資香港”的有關言論是笑話。

　　李嘉誠在“長和系”公布世紀重組計劃的發布會上解釋稱，將公司注冊地搬去開曼群島，并非對香港沒有信心，主要是為了做生意方便。長建的注冊地原本就不在香港，且是電能的母公司。由長建吞并電能其實無可厚非，不應對此作出過度解讀。

　　關于李嘉誠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少業內人士給出了憂慮內地樓市前景、為子鋪路、資產重組優化布局、投資環境變化等分析。但坊間評論和猜測之聲不絕于耳。

　　瞭望智庫：別讓李嘉誠跑了

　　文︱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 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羅天昊

　　近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億元出賣。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李嘉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鑒于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么簡單。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并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別讓李嘉誠跑了。

　　敏感如李嘉誠，絕不會感覺不到。在中國，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由此，一撤資，二撤資，三撤資，其商業帝國，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

　　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罷工浪潮，風起云涌，后是在大陸的拋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議。就民間形象而言，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轉變為長著獠牙的怪物。令人遺憾，李嘉誠本人應也比較傷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誠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其道義的高點，已經失守。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里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讓人難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后，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后于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于回歸之后，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系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后，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臺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于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后，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之后，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后，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鄭興建了“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筑物，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并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后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制造業、航運業與旅游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游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于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面，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于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于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么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

　　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回歸后的10年來，香港制造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5%，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并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于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后，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后變成向后轉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并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后，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杰，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后，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并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逐步改變治港思路

　　為今之計，香港回歸日久，人心歸附，一國兩制，生根發芽，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而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

　　同時，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縱使是豪族，亦只有商業地位，而無政治背景，不似大陸，要收拾一個貪官，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樹大根深，難以撼動。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卻并無顯赫政治地位。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政治地位亦變。有權力之利劍，踏平香港各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

　　從國家對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

　　為今之計，為爭取民心，推動改革，以繼續平穩政權，提高執政合法性，獲取大眾對于未來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農工，在政治上，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在經濟上，發展多元產業，防止一業獨大。

　　在全國范圍內，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

　　在此大勢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從被關照的對象，逐步淪落為被疏遠的對象，李嘉誠人中豪杰，已經看到這種苗頭，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誠等商人還有三大未競使命

　　對于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不管走與不走，作為曾經的獲利者，其在大陸，在中國，未來還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輕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顧民生，回報窮人

　　毋庸諱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獲得了財富，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未來，隨著香港貧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擔負起社會責任，扶持窮人的責任。在大陸，實體經濟凋敝，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未來，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賺點苦錢，為全國經濟復興貢獻力量，而不是沒大錢就撤。

　　李嘉誠曾言，他的習慣，是“不賺盡最后一個銅板”，不僅如此，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最大的銅板”。

　　二，穩定香港，擔起商界領袖的責任。

　　李嘉誠是華人世界數十年的商界領袖，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歷史上最強勢的商界領袖。其存在對于香港的象征意義，無可替代。

　　所以，李嘉誠對于養育他的香港，應該負有巨大責任，當下香港動蕩，造成各方困擾，急需定海神針。李嘉誠理應成為香港穩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堅守。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

　　李嘉誠可以撤資，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風落葉，一掃而光。未來其在大陸，在香港，都應該留下標志性的財富與物業，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見風就走非商界領袖之所為。若李嘉誠執意要走，恐數十年聲望，將毀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雖犧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聲望，對各方有所交代，可謂兩全。

　　其三是，必須要做更多善事，經營“社會事業。

　　經營企業，為商人本職，但是，在中國，尤其需要“經營社會“，這種經營社會，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關系，而是切實對于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做出貢獻。如教育，社會保障，扶貧，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雖然捐款自由，但是，對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奧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其實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無它，舍得付出。國內遍布的逸夫樓，體現了其對于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確實存在一些弊端，但是，這不能成為將“寧與友邦，不與家鄉”的借口。未來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未來李嘉誠人走了，社會事業仍需繼續。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羅天昊國與城”，本文部分借用自2010年羅天昊發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今FT中文網)的文章《香港模式的瓶頸》，不代表新華社瞭望智庫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