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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債權人與希臘政府最終協議的達成，希臘退歐的風險暫時得到緩解，但是即便希臘獲得第三輪救助，在外界看來其經濟形勢也難以得到改善。坦率而言，希臘的國家治理已經成了一個失敗的典型，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后發國家都具有極為現實的警示意義。

　　其一，是“善治”與“民主”的矛盾。盡管一些西方學者經常將“善治”與“民主”混同，或者將民主作為善治的基礎，但希臘危機恰恰顯示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與社會條件下，“善治”與“民主”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緊張關系。希臘是歐洲較晚實現民主的國家，其社會大眾對于民主的認同，多來自于對富庶西歐國家的羨慕。民主在希臘，不是通過理性的公共決策來尋求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過程，而是以選票換取福利的一場交易。一般來說，歐洲政治通常是左、右派輪流執政的局面，左派強調高稅收、高福利，右派強調低稅收、低福利。但這兩個本都說得過去的選擇，在民主的實踐當中，卻被選舉的壓力嚴重扭曲了。因為“任性”的人民往往既想要高福利，又想要低稅收。所以，左派上臺后加福利但不敢加稅，右派上臺后減稅收但不敢減福利。久而久之，國家財政嚴重失衡，最后只好靠舉債度日。這是歐洲民主無法擺脫的危機，而一個國家的民眾越是任性、越是自私，其國家政治越是民主，這種危機就會暴露得越明顯。事實上，民主放大了民眾的丑陋，讓這個國家離理性的善治更加遙遠。

　　其二，是“民意”與“民生”的矛盾。希臘危機告訴我們的是一個老道理：人民有追求短期利益的傾向，哪怕這種短期利益威脅到了長遠的民生。希臘危機向那些民智未開、缺少公義的國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在政治過程當中，將民意控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以使它不至于威脅到人民自身。對于追趕型的國家更是如此，因為執政者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甚至限制民眾的部分訴求，才可以讓國家獲得足夠的資源，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經濟、社會的順利轉型與發展。更需要指出的是，民意往往是被少數人放大、引導、塑造的產物，人們往往不是通過政治過程尋找到了民意，而是通過宣傳、鼓動、扭曲與欺騙，塑造了民意。在民主生活中，聲音響亮的反對聲總是可以壓倒大多數猶豫不決的贊同者。

　　其三，是“民粹”與“民權”的矛盾。在希臘危機當中，最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最終攫取了政權。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底層民眾憤怒的情緒可以在短時期內建構一切，但是它卻無法取得任何建設性的成就。事實上，齊普拉斯政權只為希臘人民爭取到了更為惡劣的和解協議。對于希臘這樣一個“搭便車”的民主國家，要供養它的民主，就必須依賴于外部的輸血，而一旦離開了援助，它的民主往往無法讓其真正走出困境。這不是因為它找不到出路，而是因為它的民主讓它的人民有權利拒絕忍受走出困境所必須承受的痛苦。這恰恰是民主的最大問題，那就是，它能夠保障大眾以主人的姿態從國家獲得一切，卻無法保障大眾以主人的覺悟為國家作出犧牲。人民主權對于民粹政府來說，通常不過是用以自我毀滅的工具。民粹運動的最大危險，在于它擁有民主上的制高點，卻不具備與之相匹配的智識與美德。也正因為此，它往往以捍衛大眾權利的名義出發，以加重大眾苦難的后果結束。

　　其四，是跨區域治理與國家主權的矛盾。希臘危機不僅是希臘國內民主政治失靈的結果，而且也反映了自馬歇爾計劃以來，歐洲一體化進程所無法回避的根本性矛盾，即跨區域的治理機構與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沖突。建立在北約(主要是美國)的軍事保護、歐洲統一市場、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之上的歐洲共同體，盡管在過去數十年的治理實踐中似乎已經與歐洲各主權國家實現了和諧共存，但是從金融危機、烏克蘭危機、希臘危機等一系列事件來看，這種治理權威上的沖突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歐元區三駕馬車逼迫齊普拉斯政府簽訂的協議，不僅是對希臘民主的羞辱，而且還凸顯了兩個一直為人所忽視的問題，那就是跨區域治理中的官僚機構與小國國內民主、優勢大國的國內民意與小國國內民意的關系問題。在這次希臘危機中，官僚機構與大國意志幾近于公然踐踏了一個國家的民主。

　　坦率來說，希臘危機在經濟上對于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它所折射出來的思考卻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那就是，對內要平衡短期民意對國家發展戰略帶來的非理性壓力，對外要在合作中對跨區域治理保持足夠的清醒，堅持國家利益與國家主權的第一性。福利歐洲只是人類進程中的一個偶然現象，人類正在重回國家激烈競爭的時代，我們的政府與我們的社會都應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