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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男兒為何不抗爭——蘇聯解體前蘇共黨員的狀況

點擊：作者：李燕來源：《紅旗文稿》發布時間:2015-09-28 1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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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蘇聯解體后，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就成了一個熱議不衰的話題。人們從歷史的、當下的、客觀的、主觀的、內部的、外部的各個方向探尋其原因，每每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時，蘇共的上千萬基層黨員在做什么?他們是怎么想的?

　　當代俄羅斯歷史學家羅伊·麥德韋杰夫在其著作《蘇聯的最后一年》中一個場景的描述令人扼腕嘆息：1991年8月23日，當蘇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員離開位于老廣場的蘇共中央辦公大樓時，大批示威人群匯集在大樓的出口，對那些走出大樓的工作人員大聲叫喊，“到處是喊聲、口哨聲、叫囂聲，儼然就是一場革命。有人沖著庫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搶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員的書包，并仔細地翻看著，顯然是想尋找秘密文件。他們的表現極其蠻橫無理，對我們黨來說，這簡直是一場災難!”(參見：[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著，王曉玉、姚強譯，《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頁)

　　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蘇共的執政歷史就這樣結束了。幾個月后的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全世界得知，蘇聯已不復存在。

　　從那時起，20多年過去了，作為親歷者的政要、學者、媒體評論人，還有西方國家派駐蘇聯的工作人員，寫了大量的回憶錄描述這個過程，在他們的筆下，有波羅的海國家要求獨立的“人鏈”，有民族地區的沖突，也有開向莫斯科街頭的坦克……人們從各個角度記錄了戈爾巴喬夫改革后期國家的“沸騰”。但是，在很多人的回憶中，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自行解散和聯盟解體時，莫斯科街頭卻“很平靜”。對此，一些學者感嘆：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作為蘇共基礎的基層黨員態度冷漠，“竟無一人是男兒!”

　　2013—2014年，當全世界因為烏克蘭危機而關注俄羅斯時，人們看到的是一位“為了國家利益”敢跟美國叫板、甚至敢跟整個西方世界叫板的俄羅斯總統，還有他身后80%以上支持他的俄羅斯民眾。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戰斗民族”是人們經常用到的對俄羅斯人的稱呼。可以說，俄羅斯從來不缺血性男兒，這也是半個多世紀前那場艱苦卓絕的衛國戰爭向全世界詮釋了的事實。但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時，為什么竟然沒有熱血男兒為了自己的黨、為了自己的國家奮起抗爭?

　　2014年，在俄羅斯訪學期間，我曾經對一些老黨員就這樣的問題進行過訪談，并專門到檔案館、圖書館和幾個專門的博物館閱讀了一些檔案材料，尤其是當年的書信、文獻資料，調查了解蘇聯時期基層黨員的生活與思想狀況。在此基礎上，對這個問題形成一些認識。

　　一、廣大黨員為何沉默

　　綜觀整個蘇聯歷史，尤其是基層黨組織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從基層黨組織作用發揮的角度，或者從基層黨員的政治信仰、組織管理與日常生活等方面看，蘇共基層黨員對黨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而蘇聯解體前廣大基層黨員在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重要關頭沒有“振臂一呼”，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1.蘇共后期，基層黨員難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權利，更無權決定黨和國家的命運，這也是個別高層領導的背叛能夠得行其道的一個原因。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就對基層黨組織的作用、黨的組織紀律、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動員與發揮基層黨員的積極性和革命熱情有過很多論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實踐中也身體力行，經常深入到基層黨員群眾中做深入細致的宣傳工作。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擴大。廣大黨員的積極性與革命熱情在打退國內外敵人進攻、戰后恢復生產的過程中也得到極大發揮，人們忘我地參加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斗，積極踴躍地加入到星期六義務勞動的行列中。甚至在國家出現了“糧荒”，需要到農村去說服農民，與藏匿糧食的富農斗爭的時刻，共產黨員組成的“工作隊”成了農村政治舞臺的主角。

　　盡管當時很多黨員作為“城里人”并不十分了解農民的生活，他們所做的工作也不完全受農民歡迎，但是那些黨員的的確確是滿懷熱情、十分忠誠地去完成黨所交給的工作。后來，在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中，廣大黨員也能夠肩負起自己的責任，去與“富農”展開斗爭，爭當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以蘇聯煤礦工人斯達漢諾夫名字命名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即便到了20世紀中后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領域，黨員也是國家建設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列寧當初強調的民主與集中的先后順序，在這個過程中悄悄地發生了變化：從最初黨內可以暢所欲言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逐漸發展到領導人的一言一行、一個微笑或者一個不悅的表情都可以決定其他人的命運。黨組織內部的層級越來越鮮明，權力越來越集中，基層黨員的主動性與民主參與權利也越來越小。并且，隨著黨的領導干部享有的特權越來越大，他們與基層群眾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官僚主義、打官腔在蘇聯后期幾乎成為一些官員必備的一項工作技能。

　　赫魯曉夫時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經嘗試過改革，但那些改革不是使官僚機構因職責劃分更細而復雜化，引起各級黨組織在管理上的混亂，就是因領導人的不思進取而不了了之。層層級級的黨的官僚結構逐漸以穩固的“金字塔”形狀確定下來，廣大基層黨員對關乎國家和黨的命運的政治問題幾乎沒有發言權。基層黨組織的先鋒隊作用，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動性和創造力越來越小。他們所接受的組織紀律就是服從，如果不想服從，就只能選擇沉默，或者一級一級地寫信申訴，或者在私下里表達不滿(所謂“耳語者”、“夜間人”)。

　　戈爾巴喬夫時代推行的“民主化”和“公開性”改革，的確給予基層黨員一些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是，當戈爾巴喬夫把改革的目標由“完善社會主義社會”變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提出“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要徹底摧毀“極權”制度，并且在實踐中實行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背叛社會主義的路線時，盡管很多基層黨員不贊同，但除了用tui黨來進行抗議外，直接表達訴求的渠道很少，他們寫給一些機關和媒體的“申訴信”絕大多數也被壓下來。

　　在此情況下，亞納耶夫等人1991年8月19日挽救聯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沒有得到基層黨員的積極響應，而走上街頭的，倒是葉利欽“激進派”的支持者。至于推倒聯盟的“別拉韋日協議”的簽訂，只是幾個人的密謀，更與廣大黨員的意見無關。當黨和國家的命運取決于部分精英時，基層黨員的“平靜”看似冷漠，更多的則是不知實情或者“無奈”。

　　2.蘇共后期出現了黨的隊伍不純，部分干部不思進取的情況，甚至黨內不乏缺乏信仰的機會主義分子、投機鉆營者，在基層黨員中起的是消極影響和負面作用。

　　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出現了黨的干部隊伍“過度穩定”與成分復雜的情況：領導干部任職時間過長，甚至是終身制，導致部分干部不思進取，老好人主義盛行;龐大的干部隊伍中成分復雜、良莠不齊，一些處于領導地位的黨員不能以黨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作風不踏實，理論素養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勝任其職，甚至買官賣官，基層組織成為一部分黨員晉升的階梯;還有一部分共產主義信仰不堅定的機會主義分子、投機鉆營者也混進黨內。

　　當蘇聯后期改革遇到困難時，一些領導干部不是精誠團結，克服困難，而是自拆臺角，部分黨的干部甚至搖身一變成了“反對派”，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他們為了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不惜損害黨和國家的利益，其行為也敗壞了黨的名聲，動搖了廣大黨員群眾的政治信仰，嚴重挫傷了基層黨員對黨的事業的積極性。

　　3.赫魯曉夫時期，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搞亂了黨的思想，導致基層黨員無所適從。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來又在全國開展“非斯大林化”運動，曾在黨員中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在那之后，西方國家加緊開展和平演變，“撬開”了蘇聯社會的意識形態屏障，斯大林時期的蘇聯被稱為“極權主義”國家，反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悄悄泛起。30多年后，當戈爾巴喬夫號召“民主化”、“公開性”、揭開歷史“空白點”，甚至實行“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時，蘇共上層的煽動和渲染，在一段時間內收到了遠超蘇共20大的“效果”：大批歷史的、文學的著作紛紛登上媒體，大肆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并把批判擴展到對“斯大林的導師”列寧以及作為“斯大林的戰友”的蘇共其他領導人的批判。

　　后來，在蘇聯甚至出現了“誰批判這個制度誰就會受到歡迎”的混亂局面，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得以大行其道，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成為時髦。一些原本宣傳黨的政策的報刊也改換了“陣地”：《消息報》成了激進派的“傳聲筒”、《莫斯科新聞》變成了“民主派”報紙的“旗艦”，而《星火》雜志則被某些人尊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大軍的大炮”，其全部目標指向蘇共乃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使得蘇聯共產黨乃至蘇聯歷史幾乎被完全否定，搞亂了社會意識，摧毀了社會的集體歷史記憶。到1991年，在主流輿論千百次地否定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團的情況下，部分黨員和群眾把那些謊言和謬論誤認為真理，他們已經不知道應該擁護誰、反對誰。而當蘇聯共產黨被解散、社會主義制度被tui翻的危急時刻，還有多少共產黨員能夠堅定地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4.黨內高層嚴重脫離群眾，官員腐敗與官僚特權嚴重，使得黨員群眾與黨離心離德。

　　從列寧時期起，蘇共就對黨的財務紀律、黨費支出、黨的干部所能享受的醫療、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確規定。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就明確，金錢對于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這是用國家勞動者的勞動換來的，不能隨便使用。必須把金錢用于正確的地方。那個時期黨的干部多半是沒有金錢觀念、沒有家庭觀念、“把一切獻給黨”的革命者。

　　當然，他們在生活待遇上也有特權，但很少。真正的特權階層產生于上世紀30年代大規模饑荒時期，在饑荒的背景下，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匯，在一些大城市里設立了可以用外匯購買食品的、專門的“外匯商店”。后來，這樣的商店逐步變成了給領導干部提供價廉物美商品的“專供商店”，黨的高層享有的特權由此不斷擴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專供、修建別墅、每年定期休假，還有在電影院、劇院等公共場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階層開始“養成”。

　　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敗，上下勾結，賣官鬻爵等現象幾乎遍布蘇共各個階層，盡管安德羅波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采取了一些懲治腐敗的措施，但沒有杜絕官員腐敗現象，而戈爾巴喬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眾對官員腐敗的不滿。

　　腐敗與特權使領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距離不斷拉大。盡管很多基層黨員也清楚，不能用個別黨員干部的行為代替黨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為”都不能代表蘇共，但是當他們有權利重新選擇自己的黨派和政治信仰時，還是有一部分黨員離開了蘇共，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再用鮮血、用生命去捍衛一個由腐敗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執政黨。

　　5.真正給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工作帶來致命打擊的，是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無成就情況下，在政治領域中實行的xiao弱共產黨領導地位、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改革。

　　“民主化”、“公開性”使蘇共和蘇聯歷史上的空白點不斷被揭開，很多歷史事實被歪曲，廣大黨員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越來越低。而蘇共19次會議之后，蘇維埃選舉、多黨制的實行，對執政的蘇聯共產黨而言無異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出現了大規模的tui黨風潮，各級黨組織處境艱難。根據不完全統計，1990年，蘇聯全國有1/5的車間黨組織、1/2的黨小組被解散或停止活動。一些車間黨組織和黨小組因黨員被開除或tui黨而所剩人數很少，已經不能構成一個組織。一些地方黨的領導甚至被趕下臺。

　　據戈爾巴喬夫的助理切爾尼亞耶夫描述，1990年1月，秋明的第一書記博戈米亞科夫和伏爾加格勒市第一書記卡拉什尼科夫被趕下了臺。在切爾尼戈夫一個書記因偷竊被開除，巴庫的韋濟羅夫因平庸無能和“看風頭行事”而被拿掉，2月間開始了遍及各地的區委一級第一書記下臺潮。——黨內已經開始造“頭頭”和官員的反了。

　　1991年夏，蘇共面臨著嚴重的意識形態的、組織的、政治的危機，基層黨組織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當黨的地區領導干部見到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和工作人員時，對方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干什么?怎樣做?一位黨務工作者認為，蘇聯共產黨在70年歷史中還沒有經歷過政治責任如此沉重的時刻。這種處境下的基層黨組織怎么能夠有組織地帶領黨員為黨抗爭和呼吁!“8·19”事件后，在全國出現了大規模fan共風潮，最終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徹底搞垮了黨。

　　二、沉默中也有抗爭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初期，廣大黨員群眾積極參與并支持改革，很多黨員對年輕的領導人所描述的黨和國家的改革藍圖寄予了極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過程卻與領導者最初的承諾漸行漸遠，也讓黨員群眾困惑不解：為什么越改革物價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為什么越改革社會越動蕩?“1987年以來，國家的財政經濟急劇惡化，蘇聯人民對此有切膚之痛。

　　糖、肉和其它許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從商店里不翼而飛。全國的局勢日趨緊張。人們開始對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質疑，也懷疑領導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擺脫危機的出路。”([俄]瓦列里·博爾金著，甄西主譯，《震撼世界的十年——蘇聯解體與戈爾巴喬夫》，昆侖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頁)最終，他們大失所望。可以說，部分基層黨員所發揮的“最大的”一次主動性，就是在改革后期，在“民主化”、“公開性”以及多黨制與非政府組織運動大潮中，選擇了tui出共產黨，加入其它政黨組織或者干脆遠離政治。

　　但并非所有的基層黨員群眾都遠離政治、對黨的事務態度冷漠。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教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棄原則》的文章。針對當時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口號掩蓋下出現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蘇聯歷史的情況，安德列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功績的做法與其說是關系到歷史上的個人，不如說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工業化、集體化建設時期的全部歷史。

　　她認為，在那個時期，整整一代蘇聯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功勛，不能出于今天意識形態的需要就簡單地將當時人們創造的業績完全抹殺。這位女教師的話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執政者在意識形態領域所實行的政策的不滿，從上到下引發了很大反響。

　　在查閱相關資料和檔案時，筆者看到，還有很多類似信件和投稿被雜志社扣壓下來，沒有登出。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歷史”、“不能這樣對待我們的過去”、“抹黑我們的歷史是有害的”等言辭表達對否定蘇共歷史、否定黨和國家的過去的嚴重不滿，對當時否定歷史的做法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

　　除了以信件形式表達不滿之外，還有人在公開場合對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下臺”的要求。一位1978年入黨，擔任過蘇共26大代表，并在19八9年當選人民議員的女黨員薩瑞·烏瑪拉托娃，1990年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公開發言，要求戈爾巴喬夫從總統職務上退下去。她在發言中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蘇聯走向瓦解，她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策，也反對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薩瑞的勇氣”至今還為曾經的蘇共老黨員所稱道。

　　在原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博爾金以及戈爾巴喬夫的助理切爾尼亞耶夫的回憶錄中，也幾次提到，1990年以后，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有代表公開提出戈爾巴喬夫應該下臺。乍看起來，這些行為的矛頭所指是戈爾巴喬夫，實際上，他們是在表達對蘇共領導人所執行的錯誤路線的不滿。

　　而更激烈的抗議方式，則是老黨員的自殺：8·19事件后，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在辦公室自殺。作為嚴格遵守黨紀的老軍人，他沒有直接參與“政變”，但是眼看著挽救聯盟的努力失敗，他絕望了。在8·19事件前后自殺的還有蘇聯內務部長普戈，以及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尼·葉·克魯奇納。

　　如果查看蘇聯一些高級領導、老英雄的履歷，可以注意到，還有一些人的生命也終止于1990年或者1991年，這其中，包括老英雄、衛國戰爭時期的“神槍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以及“王牌飛行員”闊日杜布。實際上，還有更多的老黨員、老英雄也以自殺的方式離世，但沒有得到公開報道。我們不能籠統地斷定那些高級領導和老黨員、老英雄自殺都與黨和國家的“大事”相關，但至少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的的確確是在以死來表達內心的絕望與抗議。

　　到此，再看本文初羅伊·麥德韋杰夫的那段話，不難想到，蘇共中央被趕出老廣場大樓的那一刻，所有的喧囂與叫罵，并不代表廣大基層黨員的主張。在改革過程中，蘇共領導人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放棄走社會主義道路，幾年之內搞垮了國家的經濟。而其全盤否定歷史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幾十年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引起部分老黨員和很多當年的建設者的憤慨。

　　他們也發出了呼吁，但顯然他們的聲音或被蘇共高層的個別人利用來攻擊“保守派”，或被揭開歷史“空白點”的“公開性”給壓制和湮沒了。當否定歷史、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言論泛濫時，那些為歷史的公正而發出的吶喊之聲已經無法與之抗衡。一些老黨員、老英雄甚至以自殺的方式來抗爭，但局勢已無法扭轉。

　　三、歷史的教訓

　　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從直接責任看，與蘇共基層黨組織和廣大基層黨員并無密切關聯。但是，作為執政黨，蘇共的執政基礎是基層黨組織和上千萬黨員，他們遍布于蘇聯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地方。有組織、有活力的基層黨組織，可以在群眾中起到宣傳、示范、組織作用，沒有活力的基層黨組織則不可能有效發揮先鋒隊和戰斗堡壘作用，而基層黨組織渙散必然給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帶來嚴重影響。

　　蘇聯共產黨在列寧斯大林時代沒有被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絞殺，沒有被法西斯打敗，主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同時，基層黨組織作為黨的基礎始終是黨的事業的支持者，是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積極參與者。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雖然蘇共出現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奢侈腐敗之風，但并沒有被來自于對立面的思想運動或暗流涌動的民族矛盾摧毀，主要原因也是蘇共領導者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路線這一基本原則。

　　但是，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后期放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走社會主義道路，大肆否定黨的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部分黨員干部理想信念不堅定，缺乏黨性修養，忽視群眾利益，濫用權力，貪污腐敗，使得黨失去民心，搞亂了黨的基層組織，最終葬送了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

　　蘇共失敗的事實證明，執政黨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嚴格的組織紀律與嚴明的政治紀律，實實在在地為人民服務，對于黨的事業、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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