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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2014年全球智庫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共有6681家智庫，第一名的美國智庫數量為1830家，中國429家，排名第二，英國287家，位列第三。不過，我國智庫的發展以往多重視數量，不夠重視質量和創新，與國際一流智庫尚存較大差距。

　　2014年在“全球頂級智庫前50位”中，我國僅有三個席位，同時我國智庫的規模較小、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國際知名度不高、影響力也偏弱。智庫的發展還受到組織形式、管理方式以及人才匱乏等方面的影響。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這樣評價：“中國的智庫很多，但多數智庫是有‘庫’沒‘智’，建‘庫’是相對容易的，投資幾百萬就可以完成，但做到有‘智’卻比較難。”這樣一番話怎不令國人汗顏？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1月，中辦、國辦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重視專業化智庫建設。然而，在加快推進新型智庫建設過程中，制度安排、平臺打造、管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等方面都有待破題：

　　1、制度安排

　　當前新型智庫建設只側重眼前布局，缺乏中長期規劃，對智庫發展的目標、任務、重點和保障沒有準確定位和具體要求，各個研究單位之間相對獨立，各自分散，沒有形成為一個系統性的集體，高校、社科院及各科研機構專家學者，參與公共政策決策尚未進入法定程序，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專家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在制度安排上，雖然很多的政策研究與咨詢機構也出了很多積極而高質量的思想產品，但是卻難以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對接，以致在智庫與政府之間不能實現有效的默契，出現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庫卻投報無門的情況，從而造成知識與思想資源的浪費。

　　2、平臺打造

　　目前許多新型智庫建設缺乏重大項目資源，智庫研究數據和信息僅靠政府部門發布，缺乏智庫獨立調查獲取的第一手數據和信息。同時，智庫研究成果轉化渠道不暢，論文專著發表數量多，但真正進入黨委政府視線內的很少，導致許多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得不到充分體現，獨立的民間智庫在生存競爭中更是能見度極低。要切實解決這類問題，政府要為智庫發展創造適宜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逐步改變官方思想庫壟斷資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至于怎么樣處理政治敏感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首先就是不要過于敏感化，很多時候的確是自我敏感化了。一方面，這在高度考驗智庫學者自己的智慧、膽識和平衡能力。另一方面，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考驗官方對于智庫的包容力、包容度。這在現實層面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

　　3、管理體系

　　由于官方、大學、民間等智庫種類多樣，存在多種不同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標準，管理職能交叉，資源配置不合理，重復性、同質化研究較多，比如最近一窩蜂出現的許多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研究，概念泛化，空洞無物，缺乏實操性，浪費研究資源。智庫管辦不分的現象也相當突出，管辦不分往往牽涉到課題經費等利益問題，隨著近年來國家劃撥的科研經費水漲船高、力度越來越大，課題經費利益爭奪也在不同智庫之間、智庫成員之間變得激烈，這樣其實不利于智庫的健康發展，同時也會影響到研究成果的真正轉化落地。

　　4、能力建設

　　智庫建設中存在理論研究與決策咨詢相脫節的現象，很多研究成果大而空，沒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操作性不強，甚至是百無一用的學術泡沫和語言腐敗，導致智庫研究成果時效性、針對性都比較低，“有庫無智”現象極為明顯。一些智庫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經常提出一些“半生不熟”、“水土不服”的咨詢建議。從“專家”變“磚家”、“教授”變“叫獸”的社會輿情，我們就可以看到當前很多智庫思想產品，根本經不住政策分析的市場競爭的檢驗，或沒有能力將復雜的觀點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咨詢建議，社會公眾對那些邏輯混亂、不知所云的晦澀論點根本不買賬。

　　智庫的職能就是在決策過程中向治國理政者和企事業高層提供專業政策分析和決策咨詢。隨著當下復雜性社會的內、外部決策事項日益復雜，決策者越來越需要來自專業智庫的智力支持。很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因此，智庫里既要有跨專業的通才，也需要很多關注相同問題但又來自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集體攻關，跨學科、跨部門、跨地域進行專題研究。傳統觀點認為，智庫要發揮其影響力，必須和政府之間建立直接渠道，以便將研究成果向政府決策者輸送。因此一直有中國智庫“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的說法。但是，影響力并不僅僅依靠智庫和政府間的直接渠道。除了通過直接渠道獲得專家建議外，政府目前都設有信息中心進行社會信息搜集和過濾機制。這些間接影響機制可以幫助政府決策者了解來自學術界、產業界和社會輿論的聲音。同時，專家也可以利用媒體平臺主動傳播自己的見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當代中國智庫體系的一大特點就是多種組織形式的智庫共存于一個時代。不同智庫都有各自的優勢。例如，官方智庫往往行政資源豐富，和政府之間建立了穩定的溝通渠道；高校智庫往往學科齊全，善于把握前沿科學理論動態，并培養了豐富的后備研究人才；社會智庫則組織形式靈活，社會經驗豐富，在海內外有著廣泛聯系。因此，合作能夠促使不同智庫之間優勢互補，從而提高研究水平，拓寬影響力渠道，突破單個智庫人力和技術方面的瓶頸。但真正的相互合作談何容易，連血緣最近的高校智庫和社科院智庫之間都貌合神離，促進智庫間合作需要整個決策咨詢體系努力營造共贏的制度氛圍。近年來，國家倡導并推動協同創新中心計劃，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也組建了一些協同創新中心，其實質就是鼓勵智庫針對重大戰略問題開展組織間合作，甚至是智庫和其他科研院所、企業間的協同合作，但當前的協同創新合作面還是非常狹窄，不乏近親化、圈子化、師門化現象。

　　在美國，每年進行智庫評價報告和年度排名，其作用是讓智庫資助者了解他們所支持機構的業績，通過監督機制促進整個智庫體系良性發展，這一點在當前中國是缺失的。沒有一個能夠讓多種政策主張公開辯論的平臺，幫助政府和其他政策參與者更加科學地評判不同觀點，出現決策失誤、產生重大負面社會影響、造成重大損失，也不會根據相關法律追究智庫連帶責任。中國的智庫要改變現在“有庫無智”的現象，亟需引入智庫競爭機制，優勝劣汰，建立基于組織實力、研究質量、政策建議被采納情況、社會認可度和公信力等的智庫綜合評價體系。評價體系還不能只有一套，鑒于智庫評價體系本身也是相關智庫的研究產品，我們要鼓勵社會上出現多套智庫評價體系，評價體系之間存在競爭，就能提高決策者對智庫產品的鑒別能力，也能提升學界對智庫的科學評價水平。

　　智庫是新思想的發源地和集散地，其創新能力主要來自于集思廣益，來自于深入調查基礎上的洞察社會，以及敏銳切入時代重大問題的時機把握。面對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深刻轉型，智庫應積極適應，探索新的組織管理模式和行動策略，從組織結構上探索新機制，以吸引各方面資源增強持續發展動力和影響力。我發現如今大量智庫都在新興社交媒體開設了公共賬號，并開展眾多線上線下交流活動。這說明新型智庫渴求來自廣泛社會領域的獨立思想，獨立性將直接決定智庫所提供的思想產品的質量與智庫的社會聲譽。官方智庫在資金支持、研究力量、對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優勢，而非官方的民間智庫也在研究領域、研究隊伍與運作機制方面有著自身的特點，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兩者既存在競爭也有著合作的潛質，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多元的思想可以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現在智庫受到中央高層重視，我們歷史上從來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傳統，會不會出現慣常出現的“智庫大躍進”，甚至會進一步把中國智庫的名聲搞臭？我已經看到了智庫遍地開花的某種趨勢。在中國，名稱帶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萬家。目前，中國許多學術研究機構都試圖建智庫，這種心愿與決心是值得鼓勵的，但學術研究機構與智庫有明顯不同的分工，前者注重學術創新，偏于基礎性研究，后者注重影響決策，長于應用性研究。經驗表明，一個成功的智庫要立足于現實議題，依托理論基礎，發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進而通過種種渠道與傳播方法，構建社會影響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國目前許多研究機構（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備智庫的功能、架構，片面泛化“智庫”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現教育與研究資源浪費、離譜觀點貽笑大方、高校與學者形象均受損等風險。當下中國很多智庫雖然建起來了，但是依然是一個空架子，同時智庫學者在中國太缺少了，不是隨便一個學者就能當智庫學者，他必須是有統合能力、有問題導向、現實關懷和家國情懷的人才。

　　現代大國的崛起需要由智庫來引航。20世紀美國的崛起基本與美國智庫的發展同步。中國目前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與現代轉型的深水區，智庫在此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希望中國的新型智庫建設之路能走得穩健，千萬不能大躍進發展、成為權力尋租的工具或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位卑未敢忘憂國，數量全球第二的中國智庫，何時才能真正步入成熟正軌？

　　（作者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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