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荔：“一子解雙征”的妙手——“習馬會”選址探究
點擊： 作者：黎荔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5-11-13 10:14:12
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會面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正式舉行。當地時間下午3時，習近平、馬英九同時步入會見大廳，在數百名中外媒體記者的矚目下，在響成一片的快門聲中，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共同翻開兩岸關系歷史性的一頁。這次會面等待了66年，跨越了66年，政黨握手、破冰之旅，這一刻是讓歷史永遠銘記的時刻。
大家納悶為什么選址在新加坡，很快段子手們炮制的神猜測開始廣泛流行，“一直納悶“習馬會”為什么選新加坡這么個小地方？為什么不是香港澳大利亞？用拼音輸入法忽然領悟，打習近平主席的名字：XJP，隨之出現的就是：“新加坡”！再打馬英九的MYJ，隨之出現的是：“沒意見”！于是，見面地點就這么愉快的定在新加坡了”。
但這僅供一笑而已，事實上選擇新加坡是一個長時間的兩岸博弈，來自極其縝密的政治謀略。習馬會的難處一是身份問題，二是場合問題。其實，如果只是以政黨的領導人身份見面，可以選擇的場合很多。比如金門、廈門也是很有意義的地點。而且，鑒于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馬英九也認同中華民族。馬英九也可以考慮在4月5日清明節帶團到西安祭拜黃陵，在西安或途徑北京的時候進行“習馬會”，這也是非常有創意。在香港、澳門或者第三地會面也未嘗不可。但為什么最后選址是新加坡？
為什么不是北京或臺北？
此次會面雙方以兩岸領導人身份和名義舉行，是雙方商定的。這是在兩岸政治分歧尚未解決情況下根據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作出的務實安排，稱之為歷史性會晤毫不為過。既然兩岸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要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那么地點應該選在北京和臺北之外的第三方舉行，因為事關兩岸領導人會晤，必須在一種“對等尊嚴”的狀態下才有深入對話可能。由于北京和臺北被放棄，那么，金門廈門西安這些城市也不會列入，只能是兩岸之外的第三地。
為什么不是APEC？
之前臺灣方面希望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安排習馬會，馬英九以“經濟體領導人”參加APEC，兩岸領導人在會上自然見面。但習馬會放在APEC這樣的多邊場合來進行，顯然也太生分了。從北京方面的政治思維來理解：如果臺方的目的是借此尋求更多國際參與、擴大所謂國際空間，則應該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通過政治協商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自然就不需要借助國際場合。所以北京方面表示可以在國際場合之外的任何兩岸場合，一開始馬英九非國際場合APEC不可，最后不得不作出讓步，否則習馬會根本無法起步。本來兩岸領導人會晤，絕不是為會面而會面，雙方不能僅僅握握手、喝喝茶，追求表面上的政治轟動效應，而是會晤能夠在實質上有助于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進程。中國的“家事”為什么要在外人面前解決？放在APEC非常不合適。
為什么不是香港？
首先我們看一下，在未來的大國戰略意義上，香港被放到一個什么位置？目前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中，旅游業、貿易與交通物流業、房地產業這三大部門都面臨長期走弱大幅度下滑的趨勢，難以提振經濟，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就是金融業。香港確實是東亞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國家發改委2009年又正式提出2020年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很少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擁有兩個世界級的國際金融中心，業界普遍認為2020年是一個時間節點，到時候內地將完全開放資本項目。曾經必須在香港做的一些金融交易，屆時完全可以在上海操作。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人，而香港中環這5萬個金融界的精英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屆時會離開香港。同時由于環境或是其他社會問題的原因，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也開始放棄香港，選擇新加坡或者上海這樣的地方。香港倒是很希望習馬會放在香港舉行，但在中國的政治棋局中，香港似乎已經成為越來越不重要的棋子，而且，香港只是特區而已，目前還港獨勢力洶洶，怎么可能授以口柄使其成為兩岸之外的第三地？
還有人說，既然是除了國際場合之外的兩岸折中點，一個第三地，為什么不是澳大利亞？或瑞士這樣的中立國？其實，到這個階段的選擇權在臺北，內戰心態還在兩岸華人中存在，怎樣超越？內戰心態也在臺灣黨人中存在，怎樣超越？唯一需要等待的就是：馬英九的智慧與勇氣！習馬會最終選址在新加坡，是因為此前“汪辜會談”也是在新加坡促成，具有歷史傳承意義。
“新加坡傳統”受到兩岸共同信任。作為海外唯一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新加坡向來在兩岸交往、兩岸關系改善中發揮特殊的重要作用。從1993年汪辜會談到現在，新加坡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臺灣方面關系親密，李光耀生前和大陸領導人也有很好的交往。在臺灣方面堅持想要在國際場合見面，大陸方面堅持不想讓臺灣問題國際化的僵局中，“新加坡傳統”成了雙方最有可能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新加坡國土面積僅600多平方千米，也沒有任何自然資源，但卻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并被贊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根據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報告，新加坡是繼紐約、倫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亞洲重要的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短短幾十年里新加坡經濟發展奇跡有目共睹。新加坡成為成功國家的演變歷程，也被總結為新加坡模式，并被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視為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憑借著外交均勢戰略，新加坡在國際上還擁有其他小國所無法擁有的國際地位，在東盟內部，新加坡把所謂東盟領導者的光環讓給潛力最大的印尼，自己則充當起一個低調領導者的作用。在世界上，新加坡與美國保持友好關系，卻不結盟。在美國、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新加坡扮演著旁觀者的角色，而非參與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數十次訪華，推動中新關系發展。同時，李光耀與中國臺灣地區保持友好關系。也正是在他的推動下，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了極具象征意義的“汪辜會談”。
對于與海峽兩岸的關系，新加坡一直秉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同時也避免因為與臺灣地區之間的往來而卷入海峽兩岸的矛盾漩渦。新加坡憑借著與海峽兩岸雙方的特殊的關系，既能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之間保持平衡、同時又能使新加坡從中獲益的方式往來于海峽兩岸之間，在海峽兩岸關系中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有基于此，新加坡也獲得了海峽兩岸的信任和尊重。新加坡憑借著精明務實及洞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大勢的能力，使自己成為了兩岸劃時代歷史事件的推動者與見證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習馬會”的成功舉行，大大提升了新加坡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影響力，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及經濟規模小，希望能進一步提升在國際及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把自身打造成國際事務調解中心。而承辦此次“習馬會”，是新加坡參與協調處理國際、地區大事的良機，成為“小國大外交”的典范。新加坡承辦此次會面是為海峽兩岸送出的一份“大禮”，新加坡期待此后海峽兩岸能給予新加坡更大的投資自由度及更為優惠的關稅、非關稅待遇，為發展乏力的新加坡經濟注入活力。目前，身居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正與中國援手開拓人民幣國際化。人們同意分析師的看法：香港可能仍將是無可爭議的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新加坡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額只有香港與中國內地貿易額的三分之一。然而，新加坡仍很有可能成為向東南亞提供人民幣服務的地區性中心，因為新加坡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聯系比香港廣泛得多。已經可以看到，新加坡與中國即將展開第三個政府間合作園區項目，以及中國政府推動的“一帶一路”措施，將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新加坡作為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將得到前所未有的鞏固。
近年來兩岸交流突飛猛進，兩岸和平發展大框架已經邸定，兩岸良性互動的模式已經建立，兩岸和則兩利的觀念已深入。此時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對這段成績的肯定，可以對既有加以鞏固，也是給未來指出方向。兩岸領導人直接會面，將兩岸的互動升高到了最高層級，有助于解決目前尚待處理的問題，對兩岸和解制和增加互信都有幫助。所謂萬事開頭難，先例已然立此存照，這是圍棋中的一著妙手，一子解雙征，困在中間的全局形勢頓然改觀。
（作者是西安交通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附：媒體盤點“習馬會”不為人知的細節
（南方周末 記者 劉斌，實習生 郜碧澄 鄭佳 施奇能 孫允廣）
“習馬會”從宣布到登場，中間只有三天時間，這讓要目睹這一盛況的兩岸媒體記者猝不及防。許多臺灣記者的證件信息錄入錯誤，甚至連訂機票的名字也錯，差點卡在機場。
“習馬會”登場并無半點預告。“島嶼大廳”現場沒有司儀，沒有主持人，沒有音樂。快3點時，周玉蔻抬頭一看，習近平從右手邊走進來了。她身后的大陸記者也說，“啊，怎么進來了？”再看左手邊，馬英九也進來了。
2015年11月7日下午，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在新加坡登場。這是自1949年以后，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習馬會”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島嶼大廳舉行。下午2時59分，習近平系紅色領帶從右側進入，馬英九系藍色領帶從左側進入，現場超過600名記者的閃光燈立即閃成一片。
兩岸領導人握手的各種細節，注定要被記入歷史之中：習近平和馬英九的手，握在一起長達81秒，兩人隨后向記者們揮手的時間是25秒。在記者會被問及握手感受時，馬英九形容：“心情很好，而且我們都握得很用力。”
為了這次見面，兩岸已經走了太長的路，用了太長的時間。“這次習馬會是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與之前會見臺灣其他層級領導人都不同。”在評價本次習馬會的意義時，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原所長余克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次習馬會將兩岸溝通交流推到一個嶄新的高度，為兩岸其他層級領導人的互動交流打開了大門，真正打破了禁忌。”
1 事先毫無征兆
“習馬會”能夠達成，事先并無半點征兆。兩岸民眾乍一聽到消息，感覺都有些“突然”。
11月4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正式對外宣布，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將于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就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交換意見。
臺灣方面則比大陸提前一天向媒體披露此事，原因在于有人提前“走漏風聲”。據臺灣《聯合報》報道，原本馬英九方面計劃在4日下午對外正式公布消息，但3日晚上，因為要將消息告知其他“需要提前得知消息”的臺方政要、智庫學者時，有人泄露給媒體，迫使馬英九方面提前出面證實此事。
“習馬會”將要舉行的消息立刻在島內引發巨大反響。11月5日早上，馬英九特別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習馬會”達成的始末：兩年前，在印尼巴厘島的APEC會議當中，當時“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跟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第一次碰面，兩人互稱官銜。后來“陸委會”主委換成夏立言，他今年10月在金門與張志軍舉行“張夏會”時，雙方在閑聊時候就提到了“習馬會”。
馬英九透露，夏立言特別問張志軍，今年在馬尼拉APEC會議上是否可以“習馬會”？張志軍就說，這是國際場合，不方便。但他說，第三地是可以考慮的，夏立言就建議到新加坡。后來雙方向高層請示，最后慢慢達成了共識。
馬英九在記者會上特別提到，此次“習馬會”上，雙方不簽訂協議、不發布聯合公報或者聯合聲明，而只是各自發布新聞稿。
淡江大學大陸所教授、遠景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隨后在臺灣媒體發表文章稱，“習馬會”不是新議題，馬英九原本就講過“不排除也不強求”與習近平見面。自從2014年APEC會議以來，兩岸智庫一直在作類似研究，如今會面付諸實現，這也是過去七年多，兩岸在“九二共識”下交流的成果。
“馬英九現在的處境比較艱難。”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王建民研究員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在他任期只有半年多的情況下，能夠做出這樣一種舉動，確實是要有勇氣和膽量的。”
雖然過去臺灣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經訪問過大陸，但在王建民看來，“不論連戰還是宋楚瑜，他們主要與大陸進行黨際交流，沒有行政和法律效力，習馬會的意義跟之前是有很大不同的。兩岸領導人會面最好的當然是在中國領土上，大陸或者臺灣，但為什么選擇第三地，當然是妥協的結果。”
此前，困擾兩岸領導人見面的稱呼問題，也得到解決。雙方以兩岸領導人的身份見面，互稱“先生”。“大陸做了很多妥協，對馬英九目前的處境很是包容和諒解。”臺北大學教授鄭又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習近平務實有彈性，還有他政治能量足夠，才能化解掉兩岸領導人的身份和頭銜問題。”
鄭又平記得，2002年海峽兩岸在討論“三通”時，到底要使用什么航線名稱，是國內航線還是國際航線，兩岸各有各的堅持。“很多航空公司都給臺灣出謀劃策，認為應該堅持國際航線，這樣做的好處是西方航空公司以后就可以介入。”鄭又平在兩岸協商現場，聽到一位大陸領導人當場拍板，不要用國際或者國內，就叫“兩岸航線”，“這就是非常高的政治智慧”。
“很多人把這次習馬會與臺灣明年的領導人選舉掛鉤，其實沒有必然聯系。”社科院王建民研究員認為，習近平在臺灣問題上有很大的政治自信和戰略眼光，他不會以一時得失來計較，“他所考慮的是兩岸未來大的歷史框架”。
2 兩岸媒體“猝不及防”
“習馬會”從宣布到登場，中間只有三天時間，這讓要目睹這一盛況的兩岸媒體記者猝不及防。
由于臺灣媒體記者都要跟隨馬英九的專機一起到新加坡，臺灣行政機構的工作人員手忙腳亂，他們要在3天時間內搞定近300人的報名。據臺灣媒體報道，因為行政機構人手不夠，行程說明會直到起飛前13小時才召開。許多臺灣記者的證件信息錄入錯誤，甚至連訂機票的名字也錯，差點卡在機場。
大陸媒體記者事先也沒有得到“習馬會”的任何消息。北京一家媒體記者譚帥（化名）是在11月4日夜里接到“習馬會”的采訪任務。5日，新加坡駐華使館集中為大陸記者辦理簽證。6日，譚帥下午打包起飛，航班晚點，在7日0時許到達了“習馬會”會場。
“習馬會”的見面地點是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過去香格里拉酒店就是許多大型會議的首選，包括每年召開的亞洲安全會議。香格里拉酒店周圍有樹木遮蔽，出入飯店也只有一條通道，非常便于安全管制和封路。
“習馬會”主要在酒店里的島嶼大廳舉行。這間會議廳位于飯店大廳右側，可以容納千人。香格里拉酒店專門將島嶼大廳劃分出A區和B區，A區是兩岸領導人舉行會談的場所，B區是見面握手的地點。90%的兩岸記者只拿到了B區的證件，能夠去A區的只有極少數媒體。 新加坡作為“習馬會”主辦方，對于細節要求極其嚴格。關于記者證的問題，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據報道，由于臺灣官方在記者證的時間標注上按照臺灣慣用說法，有政治意涵，沒有過得了新加坡政府這一關。結果到新加坡后，臺灣記者要換了新證件才能入場。
新加坡曾經在1993年舉行過開啟兩岸對話機制的“汪辜會談”，鳳凰衛視評論員石齊平當時作為海基會副秘書長，曾完整經歷整個會談過程。“那次對于紀元的年代都使用兩個版本。”石齊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簽了四個協議，四個協議有四個繁體字版和四個簡體字版，兩岸各執一份，年代各自填寫。說明那次互相之間都能有所尊重，有所體諒。”
臺灣資深媒體人周玉蔻也來到了新加坡報道“習馬會”。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兩岸組織方來說，大陸比臺灣做得更為周詳。從7日早上開始，周玉蔻在香格里拉飯店大堂，發現沒有一個臺灣行政機構的官員，臺灣記者“只有在一個角落里，要領記者證的人就會被告知，12點開始在那個角落會發記者證。” 周玉蔻說，反觀大陸方面，不管是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還是其他工作人員都忙得團團轉，幫大陸記者協調處理問題。
3 “習近平到底見過大場合”
7日早上8時，北京記者譚帥開始在香格里拉門口排隊。譚帥拿到的是B證，身為一名攝影記者，他當天的任務是要拍攝到習近平和馬英九握手的照片。譚帥心里很清楚，“必須要早入場搶位置。”然而他一等就是大半天，一直到中午12時半，酒店方面才開通安檢通道。
不過，來自廣東的記者李文文（化名）沒覺得安檢有多嚴，她因為時間太趕沒吃午飯，拿著一個三明治和咖啡排隊，“安保人員也沒讓我喝一口咖啡，就讓我進來了。”
通過安檢后，記者們一擁而入B區，急著找位置。“大陸記者更想找一個習近平正著走過來的地方，所以如果選在會場偏馬英九出場的方向一點或者正中間，是比較好的。”譚帥說，B區的現場比較混亂，本來會場后面有一個臺子，供攝影記者架設機器，然而最前面還有一條線，“凡是這條線以外記者都可以待。”
這導致大多數攝影和攝像的記者，都直接沖到線跟前。他們立起了高高的三腳架，把后面的視線擋得嚴嚴實實，其中尤其以大陸記者居多。沒想到，這引發了兩岸媒體記者的一次“沖突”。
據臺灣媒體報道，當時很多臺灣記者大喊，希望“比較早”進場的陸媒“往后退”，并用掌聲鼓勵陸媒配合，但并沒有人退去。后來臺媒又自主喊起“拍不到、拍不到”。
幸好大陸方面緊急出面協調。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國臺辦新聞局局長、新聞發言人馬曉光主動出面跟臺灣記者說：“距離不是問題，高度是有的。”他建議第一排記者后退一點，保證每一個記者都能拍到“習馬會”的歷史鏡頭。隨后，第一排記者接受馬曉光的建議后退了一段距離。
臺灣媒體人周玉蔻不是攝影記者，但她很想往前站。雖然前排已經擠滿了攝影器材，她因為身材較小，從人群中鉆到第一排的三腳架中間，在那里找到了一個小小的可以跪著等候的位置。
“習馬會”正式登場的時候，并無半點預告。在島嶼大廳現場，沒有司儀，沒有主持人，沒有音樂，也沒有任何人宣布兩岸領導人即將登場。接近3點的時候，周玉蔻還坐在地上休息。突然抬頭一看，見到習近平從右手邊走進來了。她身后的大陸記者也說，“啊，怎么進來了？”她把頭轉向左手邊，發現那邊馬英九也進來了。
習近平率先伸出右手，跟馬英九握在一起。兩個人面帶微笑，在長達81秒的握手時間里，不時變換角度，面向不同方向的媒體記者，現場的閃光燈也一直閃個不停。
就在習馬緊握雙手的時候，周玉蔻大聲喊，“習主席你揮揮手。”
沒想到，習近平竟然接受了記者的建議。在周玉蔻講了兩聲之后，她緊接著又聽到身后的大陸記者也說：“揮手啊，揮手啊。”習近平松開了馬英九的手，兩人一起向來自全世界的媒體記者揮手致意。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周玉蔻在采訪中第一次和大陸領導人交流了。1989年老布什訪華，在他與鄧小平會談時，周玉蔻也在場。“當時我介紹自己是臺灣記者的代表，鄧主席也跟我揮了揮手。”周玉蔻說。
這一次看到習近平泰然自若地揮手，周玉蔻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習近平主席到底見過大場合。”
4 “見面的意義最重要”
“習近平本人比電視上看起來瘦，也比我想象中高，很穩重，有點靦腆的樣子。”周玉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習近平應對媒體的彈性很大，她反而感覺馬英九的舉止有點“緊”。
馬英九的“緊”表現在他向媒體記者揮手的那25秒。“習馬會”之后，臺大外文系教授張小虹在臺灣媒體發表一篇《馬英九的西裝》文章，專門分析馬英九的揮手：習近平舉起左手，深藍色西裝沉穩大氣、服貼不動；馬英九舉起右手時，順道扯開了西裝的第一個直排扣，他一下子就敞開了前襟，露出了襯衫與西褲。
習近平與馬英九握手之后，便轉到A場地進行雙方的正式會談。會談時長大約1小時，分公開和閉門兩個階段。公開會談時，習近平和馬英九先后致辭，媒體可以攝影、拍照。
“會談場地只有少數人才能進，比如《人民日報》一共來了十幾個人，但是A證也只有幾個。”一位在B場地的香港媒體記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于大多數記者來說，都是在B場地等待雙方會談后的記者會。
在會談中，馬英九提出了五點主張：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和平現狀；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擴大兩岸交流，增進互利雙贏；設置兩岸熱線，處理急要問題；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馬英九說的最后一點主張‘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最有價值，因為民族振興里有很大的政治含義。”在社科院王建民研究員看來，“民族振興就包括民族團結、民族振興、國家統一、主權領土完整。”
馬英九還提到，“根據一個中國原則，確立九二共識”，王建民覺得這也是一個突破，“這是馬英九第一次明確一個中國原則。”
關于馬英九的第四點主張，在兩岸主管對岸事務部門首長間設立熱線，習近平也積極回應。臺灣方面也十分看重。據臺灣《經濟日報》報道，在“習馬會”結束后的第一個工作日，臺灣“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就赴臺灣立法機構報告熱線的相關規劃和運作方式等。
王建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次大陸考慮到臺灣社會現實，提出了很多具體建議，包括大陸回應臺灣參與國際區域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這些其實都是兩岸討論多年的事情。”
“兩岸領導人見面的意義最重要，”在鳳凰衛視評論員石齊平看來，“會談內容不能說不重要，相對來說是次要的。”
對于兩岸領導人會面，美國官方也表示肯定。“習馬會”適逢美東時間周六，美國國務院沒有新聞簡報會，但國務院發言人柯比發表書面聲明稱：美國歡迎臺海兩岸領導人會面及兩岸關系近年來的歷史性改善。
前美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也表示，習馬“見面本身就是主要成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學系主任蘭普頓則認為，“習馬會”可能“為高效能的對話建立了新管道”。
5 “循序漸進，就能水到渠成”
兩岸領導人會談之后，先由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召開記者會。張志軍介紹會談情況，并回答了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三家媒體記者的提問。
隨后在馬英九的記者會上，一連回答14道問題，仍招來周玉蔻不滿，她不停大叫“我舉手為何不問我”。一位在場的大陸記者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周玉蔻的確影響到了別人，“大家都在噓她，后來她叫得太厲害的時候，在臺灣的記者會上，新聞發言人比較友善地提出警告，說‘請記者不要擾亂場上秩序’。”
在兩場記者會中，有一位日本記者發現，即便有那么多外國記者參加，但組織方沒有提供翻譯。這位日本記者不禁對一位臺灣媒體同行說：這是一個中國人自己的活動。
對于當天與習近平的會談，馬英九表示出了相當程度的肯定，他在記者會上表示，“與習先生會談的氣氛很融洽、非常正面，習先生討論問題非常務實、坦率。”
“習近平今天這樣做，他是把臺灣問題放在整個大戰略的思維下和框架里思考的。”臺北大學教授鄭又平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習近平向臺灣人民遞出了橄欖枝，表示善意，同時營造出一個和未來臺灣當局互動的彈性空間。
作為臺灣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已經確定參加明年1月16日舉行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大選。“習馬會”正是在臺灣政黨可能輪替的前夜，堅守了“九二共識”原則底線，并且明確劃出了“一個中國”“反對臺獨”的紅線。
馬英九在與習近平的會面中，提出把兩岸互動對話常態化。“這應該說某種程度上為民進黨上臺留了一個空間，他們的兩岸政策能不能做出調整，這里面是有想象的空間的。”王建民認為。
“大陸方面等于給蔡英文提供了兩個選擇，一個是如果她不承認‘九二共識’，就會像習近平曾經講過的‘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石齊平認為這次“習馬會”提供了另一個選擇，如果蔡英文愿意承認“九二共識”，就有一個兩岸領導人見面的框架，“究竟她要怎么選擇，自己看著辦吧”。
事實上，在得知“習馬會”的消息后，蔡英文和綠營人士明顯變得很慌張。綠營政治人物在選舉策略上也開始調整，“他們是打藍不打紅，批馬英九，但肯定兩岸交流，這么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來一旦執政，留下足夠彈性的回旋余地。”鄭又平說。
通過對這次“習馬會”全過程的觀察，鄭又平認為，習近平的政治風格直接、強勢，也很有自信心，“他的自信心和底氣也是因為國家這幾年越來越強大了。”
“在兩岸關系上習近平有大的戰略和構思，有解決臺灣問題的自信心和使命感。”王建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習近平在福建工作了十幾年，他對臺灣問題是有深度了解和掌握的。
在“習馬會”最后一個環節——雙方共進晚餐過程中，習近平也提到了他在福建工作的經歷。據鳳凰網報道，馬英九在回程飛機上對媒體說，晚餐中，習近平提到他在福建任職過17年，“所以和他聊了很多廈門和金門的事情”。習近平還提到當年擔任廈門市長時，就有人建議，金門可以向廈門買水，他現在看到計劃終于落實，明年可望供水，感到很欣慰。
為了兩岸領導人的這次晚餐，大陸帶來了茅臺酒，臺灣則帶了金門高粱酒和馬祖老酒。有臺媒傳言馬英九在晚宴中喝到微醺，馬英九否認：“沒有，沒有，我沒有醉！只是喝了酒有點臉紅。”馬英九說，我們用很小的杯子喝高粱，而且沒有裝滿，“也沒有拼酒，我和他都說自己酒量不好”。
7日晚上7時，習馬會的最后一項行程結束。馬英九出現在酒店大門口，他與守候在那里的民眾及媒體人打招呼、寒暄，還笑著向眾人道別，看得出來晚餐確實是“習馬盡歡”。
在返程途中，當記者問馬英九有沒有可能在任內舉行第二次“習馬會”時，馬英九回應：應該要先等些成果出來，看有哪些進展，至于之后要不要邀請習近平來臺灣，可以再行協商，“循序漸進，就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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