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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北大南門朝西開——一個青年思想者的心靈史

點擊：作者：李北方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發布時間:2015-11-01 08:44:07

　　北大才子精神自述：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蛻變

　　(本文是《南風窗》主筆李北方新著《北大南門朝西開》的跋)

　　一

　　春暖花開的時節，未名湖邊一片桃紅柳綠。我特地在一個下午到湖邊走了走，在一條長凳上坐了一會兒。這不過是個矯情的儀式，望著那一汪水，思緒并沒有飛揚，而是腦袋空空，一如這么多年空空的人生。

　　自打走到這湖邊，又一個十八年(馬上就十九年了)已經過去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走到未名湖邊時的失落，說，這哪是什么湖啊，就是個水泡子嘛。北大百年校慶前，一群校友攢了一本《北大往事》，有個作者說到初見未名湖的感受，竟跟我是一樣的，不過他到快畢業了才壯著膽兒把真實想法說出來。

　　可是水泡子和水泡子不一樣，這個水泡子生在北大校園，就被稱為湖，還有無數人將華美的詞句獻給它。“未名湖是個海洋，詩人都藏在水底”，比如，某個北大的校園詩人早年間就這樣歌唱過。

　　這樣的語言可以叫做詩，刻薄一點說，也可以稱作話語的泡沫。北大曾經是詩的天下，但后來開放搞活了，詩歌的年代一去不復返，詩人們也都改行去寫廣告詞了。于是，我們的生活開始到處閃爍著泡沫的七彩色。

　　我不喜歡話語的泡沫，倒喜歡戳破它，這像是我的本能。

　　我還記得背著一個包袱前往北京的情景，包袱里面裝著一套被褥和幾件衣服。那是我第一次獨自遠行，是去北大報到，可是我心中沒有豪情萬丈，也沒有鯉魚跳龍門的喜悅，甚至有點抗拒，有點失魂落魄。這有點不合常理，但就是那樣的。不要追問我為什么，我也說不清楚。

　　到了北京，我遇到了一個小困擾，我轉(讀四聲)向了。方向感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在北方平原上，房屋是坐北朝南的，地壟溝也是正南正北的，少有例外，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對方向有清晰的感覺，失去方向感也會有明顯的焦慮。我知道有些在不同空間環境下長大的朋友對方向是遲鈍的，他們只知前后左右，不知東南西北。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我的感覺，這種感覺也不容易用文字描述。總之，我眼中的北京錯位了90度，在我的認知里，太陽從南邊升起，在北邊落下，北大南門是朝西開的，天安門城樓也是坐東向西的。

　　一般來說，轉向是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經常會發生的事情，一旦克服了最初的陌生感，方向感就會恢復。可是我在北京生活了這么多年，仍然在轉向中，怎么也調整不過來了，我在我眼中，北大南門依舊朝西而開。我就在這樣擰巴的感覺中生活了這么多年，以一個漂泊者的姿態，直到今天。這擰巴的感覺，或許就是我與“主流”格格不入的隱喻?

　　這個意象在我的頭腦里盤桓已經十多年了，2006年，北大入學十年的時候，我以《北大南門朝西開》為題寫過一篇文章，除了給同學看過，并未在任何地方發布。那時的思想還不成熟，如今回頭看，那篇文章除了過于矯情，還有刻意地油嘴滑舌以制造幽默的傾向。于是我又提筆重寫《北大南門朝西開》，并決定用這篇文章的標題作為我第一本文集的名字。

　　是的，我的一些文字終于要印成一本書的樣子了，這無論如何是件值得安慰的事。當然，這本《北大南門朝西開》并不能算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書”，它不是就某個問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只是過去一些年我在媒體生涯中寫下的一些或長或短的文章的集合。幸運的是，它們的生命力沒有隨著媒體周期的結束而完全結束，還有一點兒值得重新印刷的價值。

　　認真地寫一本或數本書，讓它們活過我，也就是說在我身后，還能有人認為它們值得閱讀，是我的志愿。但這個計劃的實現還遙遙無期，甚至還沒有真正開始著手。

　　既然是寫在書的后面，我想我有義務交代一下，我為什么這么寫文章，為什么這么看待事物。這就要回顧一下這么多年來對我的思想成長產生影響的一些零散片段，而一回頭，就愈發覺得人生的空空了。

　　二

　　看過一些前輩大家問學的回憶，凡有些成就的，必須要有一點兒童子功的。這是我所沒有的，我沒有生在書香門第，家里沒有書。幼年階段，背過一些古詩，這跟多數同齡人沒有什么不同。我姐姐教我，當時她上初中，那些短的詩，她連著念上幾遍，我就差不多能記住了。那本《唐詩三百首》大概是為了讓我學背詩才特地買的吧。

　　會背詩，最大的功用是給大人們提供些樂趣。走在村子里，時不時地會被人截住，背一首詩才放行，然后他們會說，老李家這孩子可奸了。“奸”這個字在我們那兒的話里沒有任何貶義，純粹就是聰明的意思。這種情況，我父母當然是高興的，誰不喜歡孩子被人夸贊呢?學背古詩大約在反叛意識產生之后就結束了，一旦不愿意再配合大人的要求表演，自然也就不愿意再學了。小時候的那些事兒，我自己的記憶是模糊的，我母親和我姐姐經常會提起，對她們來說，可能對長大的我越是失望，就越喜歡想起我小時候的好處吧。

　　一直到上大學，我讀過的課外書屈指可數，包括三卷本《三國演義》中的一冊，馮夢龍的《警世通言》，還有一本當代文學作品的合集等，都是從親戚家里找來的。其實在高中階段是有機會擴展閱讀面的，但我自覺地放棄了，把精力用在了功課上。這是我循規蹈矩的一面。我在青少年時代的人文教育大體上是由袁闊成先生和單田芳先生承擔的。

　　在青少年時代，真正對我產生過影響的倒是有一本書。說出來大家可能覺得有點意外，這本書是柯云路的《大氣功師》。

　　初中時，我有一位同學喜歡練氣功，這本書就是他借給我的。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時候全國都在鬧氣功熱，當年在北京小有名氣的一位氣功大師，在大學時代成了我的老師。他叫王青松，大二那年給我們上過行政法學。他在課上講過什么，我一丁點都不記得了，但記得他口音極重，衣著襤褸，頭不梳臉不洗。印象深的還有他開著自己的小汽車來上課，車里的座位拆了，橫七豎八地放著水桶，因為他不吃自來水，時而要出城去拉泉水。后來聽說他離開北大了，前兩年，因為唐師曾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他在深山中隱居了多年。

　　借書給我的時候，我同學叮囑說，對書里面說的，要信。我記住了他的話，打開書以后，我明白了他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里面講了很多離奇的故事和道理。那是初中結束高中尚未開始的暑假，有時候我會帶著這本書去放牛，當牛四處吃草的時候，我就按照書中說的，盤腿坐在地上，想象著氣在身體里的運行，努力用意念溝通天地。北方的夏天并不很熱，在太陽下曬著只是覺得很溫暖，四周長著青草，開著野花，耳邊有蜜蜂和蒼蠅的嗡嗡聲，閉上眼睛，只覺得面前一片火紅。我并沒有找到氣感，但回想起曾在天地間那般忘我的情形，還覺得美好。

　　該書的野心其實很大，企圖做的是中西文明的比較研究，并給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整體論認識框架更優的結論。這種說法對我產生的最直接影響是，高二時文理分班時，我選擇了學文科。那時大家都覺得，學習好該選理科，學不好數理化的差生才學文科。如果不是因為那本書的影響，我很可能會隨大流學理科，今天應該是個工程師或者技術員什么的，以寫字為生的可能性不大。

　　這個閱讀經歷對我的認識方式還產生了另外一個深遠的影響，那就是接觸一個理論或一套說辭的時候，應該首先進入它的邏輯，搞懂它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跳出來。如果我沒有按照同學所說把那些故事當真，就不會對作者講的道理做同情式理解，也就主動封閉了解一個領域的可能性。如今我早就對中西文化比較、傳統文化什么的不敢興趣了，但了解過總是沒壞處的。我想，這就是“虛心”的意思吧，虛心意味著“使心空虛”，放下成見，才能真正了解以前所不了解的東西。在學習上，這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不是自由派，但我大體懂得自由派們是怎么一回事，我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并不是外行話，因為我虛心地了解過他們講的東西。反過來，相當多的自由派是完全不了解左翼的理論的，空有一個反對的姿態，他們的批評，大抵是在跟他們自己想象的對手的斗爭。如果他們虛心一點，能踏實地多學習，也不至于那么蠢了。

　　但我當時的虛心也并非真正的“虛心”，而是因為腦袋原本就是虛空的，現在恐怕也難以做到真正的虛心了。

　　在北大上學期間，我選修過一門面向全校的公共課，課程就叫“中西文化比較”，授課老師是英語系的辜正坤教授。辜先生的看法跟《大氣功師》里說的有幾分相似，他說《道德經》是本氣功書，沒有對氣的體驗，就不能完整理解中國文化。辜先生也講過他個人練氣功的經歷，聽起來也是有點玄乎的。我特地在網上搜索過，沒發現辜先生在其他場合以氣功師的身份出現過，他講氣功都是在課堂上，所以他的話可信度是高的。

　　另外，東北民間生活是少不了薩滿教色彩的——薩滿教是人類學家的文詞，我們那兒叫“跳大神”，嚴格地說，它只是薩滿教的一種表現形式。因為自幼接觸過，有一點兒了解，所以我對把這類事物一桿子掃入“封建迷信”或者都說成“巫醫騙人”持保留態度。

　　根源于這些經歷，我對科學解釋不了的以及非科學的東西保持著興趣，也保持敬畏，對科學主義的調調和一切打著科學名義的霸權話語都極為反感。

　　三

　　哦，對了，我是怎么知道北大的?全然想不起來了，大概是從村里人的口中聽到的吧。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樣的意識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很小的時候，附近一個村出了一個考上清華的，多年來這是大家熱衷于談論的話題，尤其是我二叔，特別喜歡說這個，雖然他不認識那個叫張國俊的人也不認識張家人，但說起來的時候像是在分享著榮耀。應該是在那些談天里，我聽到人們把北大和清華相提并論。

　　憑著一些模糊的印象，我產生了一個念頭，要考就考北大，也不枉上過一回學。幸運的是，這個想法實現了。

　　我在大學里荒廢了太多的光陰。我不知道我的同學們是帶著什么樣的心情到北大報到的，也許他們中有不少人帶著壯志雄心，早就做好了人生的規劃，清楚自己要在大學里得到什么罷。我還沒有想過這些問題，于是沒有方向，如果說感到迷失，也不過分。

　　這個狀況一度發展得很嚴重，不光是大學生活的迷失，還有人生的迷失。人生的意義在哪里?不知道為什么，這個問題困擾了我，以至于什么正經事都做不了了。做任何一件事，就想到，人總是要死的，既然會死，那一切還有什么意義?在這個問題的困擾下，我對時間產生了焦慮，有一陣子著魔了似的寫日記，而且隨時可能把本子掏出來畫幾筆，內容都是流水賬，比如此刻是哪一天幾點幾分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好像這樣就可以留住時間，或者數年以后翻開，就能完成對那一刻的重訪。

　　我也曾經試著通過讀書解答疑惑，比如讀點哲學。可是，書剛翻開，老問題就來了，看書有什么意義?然后就把書扔到一邊了。這個經歷和后來的一些體驗讓我明白，讀書固然重要，但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靠讀書無法解決。如果知識比作書，你還需要書架，“書架”是要靠悟的。

　　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年多，大二開始，大三差不多才結束。困擾我的問題并不是得到了解決，而是可以把它擱置起來了。而回想起那時的痛苦，我是會微笑的，這就是青春吧，胡思亂想的青春。那時候，聽到李宗盛唱“曾經真的以為人生就這樣了，平靜的心拒絕再有浪潮”，就簡直唱的簡直是我的心聲。啊哈，那強作愁容的青春啊!

　　文科好混，這你懂的。北大的文科更好混，我們的老師們足夠仁慈，仁慈到可以說有點不負責任了，一位老師上第一堂的時候就說，這門課你們將來可能也用不上，該干嘛干嘛吧，期末考試最低分70。還有一個老師說，你們無論如何得把寫卷子滿啊，寫滿了我就好給分嘛。當時聽到這些話是開心的，年紀大了才明白什么叫“藝多不壓身”，知識學了總是沒壞處的。

　　我沒有埋怨老師們的意思。這種散漫，在我看來正是所謂的北大精神的核心。那是一種別樣的氛圍，它允許學生自如地生長，如同小樹不去修剪枝椏，讓人的性情不被過早地扭曲。

　　我用散漫，而不是自由，是不想和自由主義哲學的自由概念產生混淆，因為二者本無關聯。我的一位同學寫過一篇文章談到北大精神，大意是說北大精神是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對此我不能同意，這不過是對公知腔兒的牽強附會。北大特殊的氛圍根源自老師對學生的寵愛，那是一種父母對孩子般的愛，而且有太多過度的、無原則的地方，愛也就成了溺愛。但無論如何，這跟所謂的自然權利沒任何關系。

　　舉個例子吧。大學期間我有一門課掛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的，你沒看錯，我的馬哲課掛掉了，重修了一遍。這太有趣了，不是么?我不討厭馬哲，但我不喜歡馬哲老太太，她是那么認真地講課，但同時仿佛在逼迫你質疑她所講的一切。我逃了很多次課，然后就掛科了。其實，抱著壞事變好事的樂觀態度，也可以說這種授課方式內在的張力正是促使人獨立思考的動力。這是題外話，對此我寫過一篇博客文章，《民主社會產順民，專制國家出反骨》，讀者諸君若有興趣，自己百度吧。

　　畢業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有張成績單，有一欄是分數，還有一欄是補考分數。拿到成績單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馬哲課的補考分數被涂掉了，補考分數被挪到了前面，成了“分數”。于是，從成績單上看，我沒有過不及格重修的課程。

　　這是教務老師給改的，我事先根本都不知道。老師用意是顯然的，怕影響我找工作。這么做顯然是違規的，然而主意并非來自最有違規動機的我本人，你只能把這種違規理解為“護犢子”的行為，自家的孩子不好也是好的。

　　現在，你應該明白我為什么說北大精神跟自由主義沒關系了吧?溺愛不好，但作為被溺愛著的，感覺總是幸福的。這樣的愛和幸福可以化作力量，讓我敢于相信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四

　　四年匆匆而過，沒好好學習，也沒怎么參與校園里的各種活動，學到了什么，早就還給老師了。但仍然有若干瞬間，對我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這些瞬間跟讀書和學習有關，但又不同于知識的獲取，它更加關乎如何處理學到的知識，大概是態度、情感、立場、見識、視野一類的東西。這些比讀書本身更重要。

　　一個瞬間發生在大一那年夜讀《全球通史》的時候，那時我的消沉還沒開始，只是過得比較悠哉。關于那次閱讀帶給我的，我寫過一篇小文章談論，也收進了本書，就是最末一篇《最后一個死去的人》，這里就不再重復了。

　　大三下學期，李強教授給我們開自由主義的課程。那時我剛從消沉中蘇醒，對聽課恢復了些熱情。李老師是個有意思的人，他的研究方向是自由主義和韋伯，一談起這兩個話題來就精神百倍，大肚腩上仿佛都漾著笑意。這正是讓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原來讀書可以讓人這般的快樂，從這個震撼開始，我才對他講的東西感興趣，對自由主義的接觸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剛上大學的學生都喜歡問老師，學這些有什么用啊?據說，最酷的回答是，最大的用處就是什么用都沒有，而且要吹胡子拍桌子做憤怒狀。這其實一個老師能給出的最愚蠢的回答，學習當然要明白用處，所謂用處并不一定是要解決具體問題的用處，也包括沒什么用處的用處。學習的意義和生命的意義一樣，都需要安置。不知道用處，就不會產生興趣，沒有興趣的學習就成了純粹的負擔。在這個意義上，李老師是個好老師，他講課時眉飛色舞的“身教”比“言傳”更重要。

　　在一個課間，我向李老師提了一個問題，大概是韋伯對中國的研究是基于一些很間接的材料，而且有明顯錯誤，那么讀他關于中國的論述還有什么價值呢?當時李老師揚著頭不假思索地甩給我幾個字：他有里弄啊。

　　李老師有西北口音，他其實說的是，他有理論。這其實有點答非所問，但那一瞬間我竟然有醍醐灌頂的感覺：理論原來這么有力量。自那以后，我不再敢以無知無畏的姿態輕視理論了。

　　在跟李老師的交流中，還有一次被當頭棒喝的經歷。那時候我已經畢業，在《中國新聞周刊》工作。因為李老師的影響，我一度算是個自由主義者，每寫文章都企圖從密爾什么的那里找句引語來當令箭的。不但自由主義，還有點過頭，受了一些后來被叫做公知的人的影響。比如有人說臺灣人民過得不錯，還有民主，個人生活的幸福比國家統一重要得多云云，我當時覺得這個說法挺有道理的，就拿去問李老師。

　　沒想到李老師竟然有點惱怒了，他仍然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使勁地搖頭，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唉，你怎么會問這種問題，還《新聞周刊》的大記者呢，唉……

　　也不知道為什么，我一下子就頓悟了，意識到自己錯了。自打那之后，我再也不那么幼稚地看待問題了。

　　在新聞行業里工作，經常要面對不同的話題，以及關于同一個話題的不同說法。如果滿足于把記者定位為信息的搬運工，那么這個工作是簡單的。問題在于我不滿足于這樣的定位，所以在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時，經常性地要面對這樣的痛苦：聽甲專家說一套，覺得有道理，然后又聽到乙學者說完全相反的一套，也覺得很有道理。可是，如果他們都對，那我豈不是成了傻瓜?

　　只要開始思考，就要面對各種實實在在的問題，就不難發現自由主義在解釋現實世界時的無力。自由主義者總想按他們的藍圖從頭創造一個新世界，而創造必然要基于既有的歷史條件，如果連既有都無法解釋，又如何談得上創造?一些自由主義者適時地扮演了反面教員的角色，他們越界了，在歷史方面制造了太多弱智的謊言，有時候讓我覺得簡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力。尤其令人反感的是他們自以為人上人的姿態，有個別的書(就不點名了)，我硬著頭皮也沒法讀完，那字里行間的腐臭氣味，實在讓人受不了。

　　五

　　忘記是什么機緣巧合，我接觸到了《天涯》雜志，并連續讀了幾年。那時的《天涯》雜志的批判性很強，與自由主義的基調不同。我發現我對這種立場天然地有親近感。政治傾向大概是天生的吧。

　　在2002年的某一期上，我讀到了一篇談論中產階級的文章，絲絲入扣的批判和優美的文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記住了作者的名字：程巍。大約兩年多以后，我參與到了一份短命的報刊的編輯當中，要請人寫專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于是我結識了程老師。他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比我大十來歲，有一段時間我經常找他聊天，一般是約在晚飯后，一聊聊到半夜。當時我的思想正在混亂當中，有太多的問題想不明白，我把所有感到困惑的問題向他提出，他一一給我解答。程老師是個健談的人，我除了插話和提問，就負責聽。程老師的思想很有批判性，但為人很溫和，講道理善于以小見大，每次跟他聊天，都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也是在那段時間，我開始嘗試寫一些思辨性的小文章，認真地理清對事物的看法。

　　一步一步地，我覺得世界在我眼前變得清晰起來。我終于搞明白，比知識更重要的是立場和情感，是你的心跟誰貼近，是達官顯貴，還是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民?我終于明白過來，為什么曾經覺得說著完全相反的話的人都有道理，他們的邏輯和知識都沒問題，區別僅在于他們在為不同的人說話。我記得在某一個下午，我坐在書桌前為自己的茅塞頓開感到欣喜若狂：思想論爭千頭萬緒，但千言萬語歸納起來不過一句話——階級分析，一抓就靈。

　　那么我的立場是什么呢?于我而言，不存在選擇，我的心清楚地告訴我應該站在誰的一邊。

　　2003年，我參加了“《財經》獎學金”項目，回到北大，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上了幾個月的課。那時候我被經濟學家們忽悠得五迷三道的，他們講的自成體系，有立場，有邏輯，有結論，雖然時而有感覺不對頭的地方，但又不由得被牽著鼻子走。然而，我為什么要無條件地接受你的立場和論述的起始點呢?一旦敢于這樣發問，那些曾在我眼中不可一世的話語的權威就土崩瓦解了。

　　我的轉變是徹底的。2008年，我參加“《財經》獎學金”十周年聚會并代表我們那屆學員發言時，但一開口就被主持人強行打斷。我已經成了那個圈子的“異己分子”了。

　　在思想的成長方面，我節奏也是跟大多數人擰著的。多數人年輕時理想主義，年紀增長了就變得實用、庸俗或者犬儒，而我在年紀輕輕的時候曾一下子墮入虛無，隨著年齡的增長才又變得理想主義起來。也好罷，我想這樣應該可以理想主義得久一點兒。

　　我讀書少，問題意識產生得晚，思想成熟得更晚，但終于能夠形成自己的觀念體系，程巍老師的幫助是關鍵的。在這個意義上，程老師才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沒有與他的多次長談，我還得在黑暗中摸索更久。在這里，我要向他表達我的謝意。

　　程老師對我的幫助讓我認識到一個好老師的重要。當你真正開始思考問題并產生困惑，一般是難以通過讀書解決的，尤其是你的困惑關乎基礎性的認識框架的時候，沒有一本《十萬個為什么》給你提供現成的答案。自己毫無頭緒地去讀書無異于直接跳進大海學游泳，學會游泳的可能性小，嗆水的可能性大。

　　所以，有大學生請我去講座，我都愿意答應，而且每次講完都是把最后一個提問題的人送走，我自己才離開。如果我能對年輕人的困惑有一點幫助，我是欣慰的，這是對幫助過我的老師們的最好的回報吧。

　　六

　　談到對老師們的感謝，是不能遺漏汪暉老師了。作為當代遭到攻擊最多的知識分子，汪老師的大名我很早就聽說過，可是我開始讀汪老師的文章卻很晚。當然，晚并不意味著就是不好的，恰當的時機比早更重要。開始讀汪老師的文章，正是我的思路開始清晰，但思維缺乏厚度的時候。

　　我讀的第一篇汪老師的文章是《1989社會運動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我應該如何描述那次閱讀帶給我的震撼?總之，文章的思想深度和討論的廣度讓我頓時有五體投地之感，但旋即就感到一絲悲哀，這樣的文章我永遠也寫不出來。這是我讀其他書從來不會想到的。

　　每次讀或者重讀汪老師的文章，都會有無盡的收獲，嘗試著跟上他的思路就如同一次次思想上的極限運動。而每當汪老師遭受到無端的惡意攻擊，我感覺到的憤怒小于這些鬧劇的荒謬帶給我的“歡樂”，那些只知黨同伐異的先生們竟沒有能理解汪老師討論的問題的，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把讀不懂作為攻擊的理由。這簡直太幽默了，不是嗎?拜托，大家都是吃這碗飯的，你們連人家的文章都讀不懂，這一點兒也不光彩好嗎?換做我，這么丟人的事都不敢拿出來說。

　　在現實中我跟汪老師的交往不多，因為跟他說話會覺得緊張，所以干脆躲他遠點兒。這是因敬而生的畏。有一次，我跟汪老師的幾位博士生一起吃飯聊天，我說我覺得我比你們更像汪老師的學生。也許本人吹牛無數，但這個牛無疑吹得最漂亮的。

　　感謝汪老師爽快地答應為我的這本小書作序，我將此視為莫大的榮耀。

　　汪老師很重視媒體的作用，也身體力行，主編《讀書》雜志多年。我曾經有過那樣的閃念，想過跟汪老師讀博士，也跟他提起過，汪老師說，以你的能力當學者也應該沒問題，但媒體太重要了。

　　我將此視為一種期待和囑托。

　　選擇進入媒體工作，于我，有偶然性，但想來也像是必然的。大四開始找工作的時候，確實沒有認真考慮過其他行業，比如保潔公司每年都到北大招好多人，但我實在無法想象把生命浪費在賣牙膏賣洗發水上面。

　　我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受了《南方周末》的影響，1990年代末的《南方周末》是張好報紙，那種洋溢在紙面上的對社會的關懷讓我感動，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年終特刊，主題是“記者回家”。我當時想，如果能到南方周末做記者，也有機會寫這樣的文章就太好了。后來，《南方周末》變得不一樣了，不知道是它變了，還是我自己的改變導致了對它的感覺的改變。總之一句話，我后來的文章是不可能在這張報紙上找到發表的位置的。

　　我接到過南方日報集團的錄用通知，但沒去。面試的時候我問過有沒有可能進《南方周末》，一位老總告訴我，《南方周末》當年不要應屆生。那么，到廣州去的動力就不大了，于是我選擇去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這樣至少搬家要簡單得多。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有編制的，工作證上寫著“干部”，但我很快就離開了，因為在一間大辦公室里有各個年齡層的同事，仿佛一眼就能把人生看到頭。年輕的時候覺得這種感覺很可怕，于是趕緊逃離。

　　職業生涯從國際臺開始，與我大學時代的一位朋友有很大關系。我們都在北大校電視臺做過文字編輯，他先去了國際臺工作，在我離開之后也離開了。大三需要實習的時候，我通過他的介紹去了他所在的新聞中心，后來又參加了招聘考試并被錄取，一切順理成章。我們曾經是很好的朋友，工作后一起合租做過室友，我記得有一天他下夜班回來得很晚，大概凌晨三四點了，這家伙咣咣砸門把我吵醒，興奮地說去了一趟印刷廠，看著報紙從流水線上被印刷出來的壯觀景象，想當默多克。

　　但幾年前我們鬧掰了，就是所謂的“絕交”了，源于在歷史問題的認識上的巨大分歧。年紀大了才知道古人的話有道理，“道不同，不相為謀”，理念的差異可以讓多年的朋友分道揚鑣，當然理念的相近也可以迅速拉近人與人的距離。這多少可以視作當今媒體界，甚至遠一點說思想界和中國社會的撕裂的一個例證吧。

　　在媒體界流浪了幾年后，才慢慢形成了對這個職業的自覺。2006年，我參加了德國的國際記者項目，在寄來的項目簡介中，有這樣一句話：Journalists shape our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記者塑造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這句話讓我興奮了一陣子，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挺了不起的，后來才想到它更深層的意思。就像汪老師說的，媒體不光報道現實，媒體也“創造”現實。我理解的“創造”，不僅是媒體會根據自身的取向對事實進行剪裁和歪曲，并把虛假的真實呈現給受眾，也意味著媒體在設定議程，媒體召喚的東西終將成真，那些媒體持之以恒忽悠的，遲早會進入國家的議事日程。

　　從這個視角看媒體，媒體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戰場。當今的媒體跟權力、資本、學術之間存在著深度的共謀關系，構筑起了一個堅固的主流意識形態，什么是必須被貶抑的，什么是應該被頌揚的，都有著不成文的卻又清清楚楚的限定，儲存在媒體人的腦袋里。媒體界的確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管制，但管制并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只來自官方，這個主流的媒體邏輯才是最大的專制力量。

　　當我帶著思想上的自覺參與到這場斗爭之中，主流的媒體邏輯就成了我首要的斗爭對象。我在思想界第一次引起一些反響的發言就是把矛頭對準了媒體本身，那是一個給大學生的講座的文字整理稿，只在網上流傳。而我的職務作品是不能那樣寫的，我只能選擇進入具體的話語權力關系，做些分析、拆解、批判的工作，或是還原其本應有的面目，或者將其荒謬呈現出來。汪老師說從我的文字里偶爾能看到一絲老辣的味道，其實都是被逼的，以我的性格，我其實是喜歡口無遮攔的。

　　每個人獲得成就感的途徑不同，于我，從寫作中是可以有滿足感的，而且我是好論辯的。但我大概是太過沉迷于這種自我營造的感覺了，以至于忽略了生活中還有很多別的重要的事，比如掙錢什么的。有朋友正面評價說，難得有你這樣年紀的男人，竟然毫無庸俗的氣息，對此我欣然笑納;當然，如果不那么正面地批評我一把年紀一事無成，沒個正事兒，我也是要接受的。

　　七

　　還有一點感謝的話要說。感謝英國外交部的志奮領獎學金項目(Chevening Scholarship)，該項目的資助讓我能夠在2008年到2009年在倫敦經濟學院(LSE)學習了一年，那一年的學習對我的幫助很大，也圓了我留學的愿望。

　　2008年秋初到倫敦，在英國外交部給我們舉辦的歡迎聚會上，我跟一位負責過南美地區的志奮領項目的官員說，這個項目是你們和平演變計劃的一部分，他竟然認真地點點頭，語氣堅定地回答說，Exactly，Exactly。這坦誠真讓我覺得意外。后來我跟別人開玩笑說過，英國人花在我身上的那筆錢，就算是壞賬吧。

　　感謝《南風窗》這個平臺。在這個浮躁多變的時代，這本雜志像是個異類，慢悠悠地以自己的方式發著聲音。收入這本小書的文章，多數是我為《南風窗》而寫的，它給了我空間讓寫下這些，用海龍兄的話說，“思想性比較強”的文章。也感謝我在《南風窗》的同事們，他們很多時候并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能包容我的表述。也是因為他們的反對，逼迫我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表述。

　　感謝本書的編輯王海龍。海龍兄是一個帶著使命感在工作的人，是一個靠譜的人，這樣的人如今不多了。沒有他的努力和堅持，我這種不討喜的聲音在當前的出版環境下難以得到結集成書的機會。

　　我想我還得感謝這個時代。它給批判者提供了太多的可供批判的東西，讓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不會覺得無聊。然而，批判又是那么的無力，有時連一點回聲也沒有。久而久之，這無力感讓我有些倦怠，甚至有點心灰意懶了，有時候不禁懷疑那在批判中找到的成就感的意義。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兩袖清風為誰忙，國家不用做棟梁。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無可牽掛，十年寒窗付東流，壯志未籌歸故鄉。天下興亡事，在我胸中藏，嘆望世上滿目蒼涼，碌碌無為空悲傷。”

　　我想到這首《長鋏》(與《未名湖是個海洋》出自同一個作者)，這首北大校園民謠流露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自戀與自憐，原本我是反感的。但如今再聽，卻心有戚戚了。

　　八

　　我又想到了我的母親。她是陜北人說的“受苦人”，一輩子把能嘗的苦都嘗遍了。她沒機會念書，只上過幾天夜校，不識幾個字，兒子出了一本書，她卻不能成為讀者。她叮囑我最多的，是一句凝結了普通人樸素的生存智慧的老話，“順情說好話，耿直討人嫌”。而我，一點兒也沒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樣。

　　剛剛過去的這個年，我問母親咋沒染下頭發，她說，你的頭發都白了，我還染它干啥。

　　望著身邊靜流的沱江水，我感嘆時光的虛擲，而時光，就要將她吞沒了。對母親，我沒法說感謝，我和她從來不使用這樣的語言。我讓她自豪過，也讓她失望。對于讓她失望的，我感到深深的內疚。

　　夜深了，我蜷身在低矮的桌旁，在春寒中瑟瑟發抖。想說的大概都寫下來了吧，我不希望在結尾處重又落到感傷的調子上，想起2008年2月14日過完春節乘火車返回北京的路上寫下的一段話，引到這里做個結尾，既與讀者朋友共勉，也激勵一下自己吧：

　　每次出行，無論是坐汽車、火車，還是飛機，我都喜歡坐在窗邊，貪婪地望著窗外。我喜歡看這一片無邊的土地，平原還是高山。在夜里，我看到星星點點的燈火，心中感覺溫暖，我覺得和那些屋子里的人有緣。

　　愿每一片土地一樣肥沃，愿每一盞燈光同樣明亮。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國土，如母親不會過于偏愛某一個孩子。

　　我在這土地上長大、生活、行走，與她骨肉相連。有一天還會歸于她。就這樣，我要在她的懷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沒有青春，沒有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