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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教授2013年12月21日在第十五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做的主題發言，今天重溫仍有實際意義。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的深化，深入的推進改革，從新的歷史起點這個角度上談一下為什么要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尤其以經濟體制改革作為牽引，作為重點，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要強調在資源配置方面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我講幾個問題，一個是新機會，第二個新挑戰，第三、新失衡，第四、新動因，第五、新出路。

　　新機會，中國經過35年的發展，35年來我們GDP發展平均9%以上，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將近25倍。折算成美金，將近九萬億美金，占全球GDP的應當接近12%，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國從2010年開始我們總量就進入世界的第二位，從人均GDP的水平上，我們從1998年實現了一次穿越，從低收入水平實現了向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的穿越，2010年我們實現了第二次穿越，從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實現了向當下上中等國家穿越。中國1998年實現了第一個月，到這個制度上，預計到2020年我們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比2010年翻一番，翻一番意味著中國用十年時間實現了從上中等收入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穿越，我們說有充分的信心。

　　那么，到2030年之前，最樂觀的像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姚洋博士率領的科技組研究，大體上討論人民幣升值是2013年，中國GDP有可能成為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1820年我們占全球GDP的比重曾經達到34%，比2001年峰值的時候還要高，2001年美國占32%，現在我們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意義有多大，我不敢說，但是足夠是影響世界格局的。到本世紀中葉，我們趕上當代一般發達國家，我們叫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水平，經濟結構趕上當代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或者中等水平。這是一個非常有朝氣和吸引力的計劃。中國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了今天，我們面臨一個什么機會呢？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人現代化的夢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過去講中國趕上西方列強要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我們走到今天，不需要幾代人，甚至不需要兩代人，我想現在搞經濟，搞金融，搞財政，搞企業恐怕都很年輕，三四十歲，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應該沒什么問題。現代化我們今天就進入到這個程度，就在我們這代人手里，我們可以看到，當然你要努力工作，也要善待自己。

　　我想講的第二個問題叫做新挑戰。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很多條件發生了變化，四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生產條件供給變化了。過去是要素便宜是最大的優勢，所以增長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展開有效的競爭，爭取國際上的訂單，帶動國際GDP的增長和就業，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要素低的優勢基本沒有了，勞動力的問題，劉易斯拐點，環境約束的力度越來越大，生態環境各個方面的要求治理標準越來越高，特別是社會福利，社會保障一系列的問題。那么，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就使得我們的增長方式必須根本轉變，要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動增長，否則短期你經濟嚴重失衡。為什么？你效率提高的慢，成本提高的快，會造成嚴重的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國家，東亞泡沫也好，我們講的現在的西亞、北非動蕩這些國家也好，長期通貨膨脹都在兩位數，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時候可能達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過程，長期通貨膨脹率都非常溫和，不是他們的價格管理問題，是它的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它的效率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壓不住成本，消化不掉，當然要形成高通脹。長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夸大，會使得經濟增長在長期不可持續。因此，無論是短期均衡，還是長期的可持續，到上中等收入階段，它的生產條件，它的競爭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這個國家的增長方式必須轉變，這是一個變化。

　　第二個方面的變化，需求變化。在窮的時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經濟，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非常羨慕窮國的企業家，覺得窮國的企業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兒？他晚上睡覺非常踏實，他根本不用考慮消費，根本不用考慮市場，他考慮的就是生產，怎么擴大產量，只要能生產出來，有的是人在排隊，有的是人在搶購，所以他們非常羨慕我們。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你的需求會從短缺、旺盛、逆轉為需求疲軟，這個時候我們企業家的這種幸福感就會逐漸的喪失。為什么會逆轉？從投資需求來看，窮的時候投資之所以增長的快，主要是發達國家轉移的技術和項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你的成本提高，發達國家不再轉移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國民收入提高了，儲蓄增加了，銀行的貸款能力提升了，但是能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資增長，取決于什么？取決于這個國家獨資研發和創新的能力。如果你獨立研發和創新能力弱，銀行拿的大把的錢在市場上找不到新的投資機會，找不到有利可圖的項目，所以它會面臨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國民收入比過去提高了，儲蓄增加了，但是投資增速卻反而下來了，因為發達國家不再講新的技術，而你自身又沒有新的研發和技術創新的能力，你有錢投不出去，你就是重復建設，就是泡沫，就是產能過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國家，長期一個問題，忽視人力資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但凡穿越過去的這些國家，共同的一條長期以重視人力資本的積累，重視教育，重視大眾的健康，體制的提升，就是在于它的民族、社會、學習和創新能力。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在投資需求出現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逆轉，由過去的旺盛、短缺、饑渴可能轉化為疲軟。

　　消費需求在這個階段同樣可能出現逆轉，為什么？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之后有一個國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量的錢給了少數人，大多數人積累了貧困，越有錢的人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大多數人，即使想花錢，沒有錢，越沒有錢的人對未來越沒有信心，這樣就會遇到收入增長，兩極分化這么一個很糟糕的局面。整個社會的消費降低，導致消費需求疲軟，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疲軟，就導致需求逆轉，這時候我們的企業家如何從關心生產轉變到關注市場，我們的政府如何從應對短缺，轉變到應對過剩是一個重大的考驗，這是第二個變化，就是新挑戰。

　　第三個方面的變化，新失衡。中國經濟在這種大的背景下，當前宏觀經濟失衡有了一系列的新的特點，中國改革開放35年，1978到1998年上半年將近20年是短缺的年代，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從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10月份以后，這12年時間里，中國除了個別年份之外，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威脅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內需不足。在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到1998年下半年觸及到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08年爆發，使得這種矛盾更加的凸顯。所以，這12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多是擴大內需，保增長。走到今天，從2010年我們宏觀擴張政策擇吉退出以來，三年多的時間，中國宏觀政策出現了新的問題，叫做既有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增長下行的嚴峻的威脅，我們叫雙重風險并阻，類似的上個世紀發達國家出現的執掌。這使我們既不敢全面的擴張，也不敢全面的緊縮，所以我們采取了一種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這兩個政策的目標是反方向的。反方向的目標最大的問題是政策效果之間是相互抵銷的。為什么我們明明知道政策效果之間有抵銷，我們還要采取這種辦法？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中國宏觀經濟中的新特點聯系在一起，雙重風險并存，這兩種風險要求的政策本身是相反的，我們很難去統一政策的單一目標和統一的方向。中國這種宏觀經濟看起來是一個總量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是個結構問題。

　　所以，第四點就是中國現在宏觀經濟失衡的新動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結構問題。首先看通貨膨脹，為什么現在有通貨膨脹巨大的壓力，通貨膨脹數據不高，2011年5.4%，但是2011年增長率9.2%，2012年經濟增長7.8%，通貨膨脹率2.6%這樣的，今年通貨膨脹也就是3%左右，恐怕還是要低于3%，去年9月和10月份，兩個月前后，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實際上在2%以下，考慮到統計誤差，如果一個國家的物價總水平在2%以下，這樣談起來單說通脹可能是一個偽命題，但是為什么數字這么低我們要擔心它？就是背后的結構，我們的通貨膨脹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比如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去大把的錢，只不過它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性，除了這些是我們這一輪新的通貨膨脹背后的壓力有結構性的東西，比如要素成本的壓力，大量的要素成本發生了物價的變化，所以它從成本推動的角度推動了中國的物價上漲。有關部門做過一個測算，這一輪通貨膨脹成本推動的因素起的作用將近50%，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非常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的時代。對于需求拉上的推動我們有辦法，對于成本推動我們沒有辦法。

　　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結構，大家知道中國今年要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同時我們早就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進口什么東西，國際上基本上什么東西都漲價。這對國民經濟的成本的推動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所以這一輪的通脹里面有很多程度上是國際輸入的通貨膨脹，通過影響中國的國民經濟，推動物價的上漲。另外，中國長時期國際收支結構嚴重失衡，收大于支，我們看到上個季度公布的數據是國家外匯儲備已經超過36000多億了，估計加上這個季度新增的上千億，下來有可能突破四萬億的大關，流通M2現在92億，現在我們很麻煩，怎么辦？步擴大出口，打擊出口商，經濟下行你不敢做，國際貿易保守主義抬頭你更不能做。但是，你怎么做，回來就要結匯，我們曾經想，讓出口商賺了錢不要把東西拿回來。這一系列結構因素，要素成本結構，國際貿易給夠，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成為現在中國通貨膨脹新的原因，而對這些原因我們缺少有效的辦法，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擔心通脹。

　　再看經濟下行，看起來是數據上顯示似乎也是一個偽命題，中國投資需求這五年來平均增長20%以上，消費總需求平均每年增長14%以上，都在兩位數。投資需求我們擔心它不可持續，不要看投資需求增長的快，要看誰在投，主要是各級政府，中央和地方，國有大企業融資應該沒有什么問題，創新有問題，投就是重復建設，不敢投。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制度創新有問題，要素市場，金融市場不夠發達，普通的金融服務提供的不充分，即使想投沒有錢投，靠民間借貸，民間借貸今年上半年綜合貸款率超過95%。所以，這樣就成為什么呢？我們的投資需求是大企業技術創新力不夠，即使有錢投不出來，小企業由于制度的因素，即使想投不能投。所以，從2010年10月，我們政府擇吉退出，連著七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直線下降，沒有辦法，去年第四季度我們政府又不得不悄悄的放了點水，否則去年第四季度拉不上來。這是一個很被動的局面，靠政府能靠多少，地方投有融資風險的問題，怎么辦？這是投資需求。

　　消費需求疲軟，同樣的問題，為什么我們擔心，主要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源頭上扭曲的問題，短期難以控制。從宏觀角度，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三個人之間分，35年來，GDP的平均增速如果還原成當年價格是百分之十幾，按固定價格計算9%以上，但是按當年價格計算14%，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它比GDP慢1/3的樣子。以至于“十二五”規劃我們提一個原則，“十二五”期間居民收入的增速要和GDP的收入保持同步。這樣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下降了，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構上，拉開了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的收入分配的鴻溝，再加上我們的稅負，各個方面的再調整，是對農民傾斜的大，還是對市民傾斜的大，我想大家都有答案，又擴大了城鄉差距，這樣加大了中國手術分配的差距。微觀層面，國家統計局跟年1月18號公布的由國家統計局測算的中國近十年來的經濟系數，最近十年都在0.4以上，也就是警戒線之上，一個國家連續十年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所謂的警戒線水平之上。你想想這個差距，我前面講過，無論是什么原因，只要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帶來的一個結果，社會消費降低，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影響彭登，同時影響經濟增長。所以，戰后但凡成功穿越過去的這些國家，努力構造甘藍型社會，把中產階級做大，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過程，共同的特點，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這些問題怎么解決？短期的解決不了，消費需求的問題就很難真正的保障，這就是我們擔心的投資和消費難以持續。所以，這就構成了經濟下行的嚴峻的威脅。因此，我們說，你從現象上，總量上看，說中國有通貨膨脹是一個偽命題，數不高，說中國有經濟下行也是一個偽命題，投資和消費增速很高，但是你要看它的結構原因。

　　第五，新出路。毫無疑問在這種新的歷史機遇，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歷史挑戰，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礎上，只有一個出路，靠創新。當然，首先是技術創新，技術創新要源于制度創新，制度重于技術，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作出的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的歷史意義所在，生死攸關。中國的這些問題靠宏觀政策，總供給，總需求關系的短期調整解決不了，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根本上解決問題是什么呢？就是結構的升級的轉型。大家看中國經濟失衡，通貨膨脹的根子原因是一系列的結構問題，成本結構，國際收支結構等，產品結構升級上不去，產業結構升級上不去，創新動力不足，投資消費結構不合理等等，導致了我們一系列的內需疲軟。所以，真正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可持續關鍵是一個在結構方面，確確實實有一個戰略性的調整。所以，十八大講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戰略性調整的結構，當然首先要靠技術創新，沒有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要素成果改造等等都不可能。但是，我們說制度重于經濟，一種什么樣的有活力的制度能帶動經濟，這是我們考慮的根本問題所在。

　　今天光明日報1月10號的一篇文章寫16世紀之前農耕時代有300項重大發明，其中有中國人發明的。我想到一個所謂的李約瑟之謎，他寫的一本書回顧了科學發展史，提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中世紀的時候中國人貢獻那么大。的的確確我們看到是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原因是什么？我們知道農耕時代生產是產業和農業，生產資料是土地，我們建立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產權可以買賣，可以買賣有利有弊，利在什么地方，可以買賣，你不提高產出效益，不加強管理，你可能破產，破產土地可能被別人買走，安身立命之本就沒有了。一弊一旦被別人買走土地，農耕文明沒有別的產業，就四處流蕩，遇到天災人海揭竿而起，所以，農耕時代社會不安定，這是一弊。在古羅馬給體之后，所謂東羅馬，西羅馬，走過不同的歷史道路。歐洲的土地是根據國王封一個貴族封號，歐洲中世紀的土地制度有利有弊，它的利超級穩定，土地不能買賣，它的弊超級懶惰，歐洲中世紀的貴族經濟的主要特點是消費經濟，主要關注把地上長出來的莊稼怎么吃掉，不吃掉中間還要長，因為他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歐洲中世紀的藝術、音樂、繪畫、舞蹈等等，就這些人在他家里幫著吃的時候沒事談出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西羅馬登陸了，而中國從16世紀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盤散沙。里斯特講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看起來極具光彩，但是把國民加在一起，缺少國民精神，一盤散沙，后面寫了幾個字，如中國，他是19世紀中葉寫的。

　　這就是當時的時代，怎么把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調動起來呢？所以，我們的落后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學習能夠程度差，如果我們的人不如他們聰明，為什么我們的祖宗比他們聰明呢？所以，今天我們要提高我們技術創新的能力，關鍵是技術創新，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這個目標，特別是明確了各種關系，總體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關系，企業改革中產權改革，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的關系等等，這一系列的任務的明確，方向的明確，邏輯關系，歷史邏輯的把握，為我們的理論和實際指明了方向，開拓了道路，有這種制度創新推動，在這個基礎上促進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車輪的承載下來推動我們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使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應當是有信心的。這就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什么我們要全面深化推進我們的改革重要的意義所在，謝謝大家！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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