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中國的“公知”們難題不斷,尤其是美國一直讓他們非常鬧心,先是在美國出現了震驚世界的疫情危機,正當這個危機深陷泥潭、還不知出路何在的時候,雪上加霜的是又爆發蔓延全國的種族沖突危機,因警察暴力執法殺死一名黑人事件而引發的示威游行,在美國各城市轟轟烈烈上演,導致期間發生嚴重的社會動亂,到處著火冒煙。為此,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進行武力鎮壓,出動軍隊。精銳的美軍已經大規模開進華盛頓部署在白宮周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美國的疫情危機已經震驚了世界,而此次美國的種族沖突危機更把全世界都驚得目瞪口呆。
應該說,應對上述這樣兩場疊加在一起的危機,霸權當局充分展示了其野蠻強橫的本性。對于第一個危機,特朗普總統總體抱以輕蔑無視的態度;對于第二個危機,特朗普總統則并未猶豫,他毫不手軟,簡單干脆地動武解決。盡管如此,但現如今美國的情形卻非常糟糕,這就給中國的公知們出了如下三大難題:
其一,如何救援美國
每逢美國遇險,中國“公知”們習慣性的反映就是如何不惜一切代價施救。2008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是這樣,那時他們喊出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口號。此次疫情危機的時刻也是這樣,盡管當中國發生疫情危機的時候美國落井下石,盡管美國在疫情危機焦頭爛額之際仍竭盡全力打擊與收拾中國,但中國的“公知”們仍然癡情不改,他們群起鼓噪,大聲疾呼“救美國也就是救自己”,要求“中國對美國,就應該不計前嫌,甚至以德報怨,不遺余力,大力支持和援助”,“中國對危難之中的美國,就得放下一切爭端,無論政府還是民間,該捐就捐,該賣就賣,各種方面都應該給予前所未有的幫助”,“應主動提供供應品和設備”“保證其醫療供應鏈的持續運轉”,“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幫助維持商品的流動”等等,喊得驚天地、泣鬼神,猶如杜鵑啼血一般聲淚俱下。按照他們這等一貫之邏輯路徑,當此美國深陷種族危機的時刻,他們自然要再次涌起救美國的強烈沖動。但問題是,應該提出怎樣的具體的要求與舉措呢?這可是打破腦袋也想不出來的難題了。
第二,如何歌頌美國
歌頌美國,連美國的空氣都被形容是甜的,把美國形容為人間天國,這也是中國“公知”們的一貫伎倆。但現在,這個“人間天堂”幾乎變成了“人間煉獄”。對此如果不能從理論邏輯上闡釋清楚,那么“公知”們長期以來面對中國人民所構筑、所描繪的“理想國”就要崩塌,“公知”們的道德與道義力量也要喪失殆盡。可是,該怎樣具體解釋說明高度發達現代化美國內部巨大的社會矛盾和根深蒂固的種族沖突呢?這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第三,如何為美國民主圓謊
長期以來,在“公知”們思想體系框架內,只有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才政治高壓,才剝奪民眾自由、民主的權力,而美國則是人類文明的“燈塔”,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人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得到全面和根本的保障。于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成了人類政治的珠穆朗瑪,無比崇高、圣潔無暇,中國的“公知”們對此仰望膜拜,無限敬仰。但是現在,美國的民主制度又張開它的血盆大口了。特朗普下令軍隊開進,荷槍實彈的武裝大兵猬集在白宮周圍,全美各地不斷有民眾遭到大規模鎮壓逮捕的消息傳來,民主制度的光圈因此碎了一地,節操也丟得一干二凈了。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國的“公知”們必須拿出他們的說辭才行,如果不能自圓其說,為美國的這種情況圓好場,找好說辭,則可能要連累他們整個理論體系都要發生顛覆性的危機,這又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大難題,估計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都將成為他們的一塊心病。總之,美國的任何危機都將強烈地牽動中國“公知”的精神大廈,這是他們同霸權站在一起的必然結果。可是現如今美國霸權流年不利,接連遭遇失敗,連累之下,中國“公知”們時日艱難、精神與情感上創傷累累也就在所難免了,痛哉哀哉!
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膜拜是如何形成的
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特殊的經歷使他跟中國的精英和草根階層都有接觸,于是認為,中國社會中最有地位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官員,不僅掌握了國家的行政權力,在文化教育上也有很高的權威。如果控制了他們的思想,將會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他因此指出,只要這些社會精英精神被控制了,“我們就抓住了中國的腦袋和脊梁。”
1980年代,西方主導的大量出版物為中國知識分子、中國人洗腦。崇拜西方和美國成為一種時尚。《走向未來》叢書灌輸的西方政治體制、市場經濟、人口控制等理論。 叢書之熱,從單本印數就能窺見一斑。
初版于1983年12月的《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一書,到1984年6月,不到半年的時間已經出版了第二版,到1987年1月已經印刷了4次,總印數達到了732700冊。這樣大的印數在今天的中國出版界是不可想象的一個數字。今天看來,這是一本滲透了美國國家戰略、基本觀點錯誤的書。《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是為了配合美國全球人口控制計劃而炮制的,對中國人口政策極端化起到意識形態鋪墊作用。
全球范圍內的矛盾與矛盾沖突愈演愈烈,在此強烈沖擊之下,許多嚴重問題得以暴露,其中,《環球時報》6月5日題為《這幾十年重塑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一文就揭開了其中的一角(原文附后)。這篇文章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美國的體制充滿了膜拜。在很多年里,美國人嘴里的‘民主’和‘人權’在中國人看來非常真實,他們對我們講述的一切都是由己及人的”,“過去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還相信,中國要想發展、富強,只有走西方式民主體制這條路,改革就是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知識分子對美國的體制充滿了膜拜”、“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還相信,中國要想發展、富強,只有走西方式民主體制這條路,改革就是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這是多么令人震驚的事實!盡管《這幾十年重塑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一文(以下簡稱《這》文)聲稱,這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事情,但今天聽起來仍還是令人毛骨悚然、心驚肉跳,這難道不是非常嚴峻的政治問題嗎?
第一,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坦率地說,《這》文所揭示的問題比較嚴峻,雖然不能說當時所有知識分子都這樣,但相當一些知識分子大抵如此,則是不爭的事實。《環球時報》的這篇文章在這點上倒是挺敢于揭露。
但是,一個自詡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居然發生“知識分子對美國的體制充滿了膜拜”“改革就是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這樣的事情,簡直是乾坤倒置、黑白顛倒!不要說對不起社會主義的名頭,甚至連中國人祖宗的名號都給丟凈了。畢竟中國也是一個東方文明古國,居然對美國的體制充滿膜拜,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這是何其數典忘祖的政治與歷史背叛!
這說明,當此之時,中國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但顯然,這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因為是人的思想意識出了問題。既然是人禍,就有一個責任問題,到底誰該為這樣局面負責呢?這其中固然有國外敵對勢力搗亂使壞的原因,但中國自己的內因應該是主要成份。這是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重要問題。
第二,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現在真的得到解決了嗎?
接下來一個更值得深刻反思的要害是,這些知識分子對“美國的體制”只是光想想而已嗎?只是停留在“膜拜”與“相信”就到此為止了嗎?難道他們就沒采取相應的行動嗎?
事實上,他們不僅“膜拜”了“美國的體制”,也不僅僅“相信改革就是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而且在這種信念的驅使下,他們還付諸了數不勝數的具體行動,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藝術到科技教育,面積之大,覆蓋之廣,達到驚人的程度。這些行動舉措在中國造成十分廣泛、十分深刻的影響,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面貌與政治生態。現如今需要嚴肅回答的問題是,他們這樣的行為已經停止了嗎?
還必須嚴肅回答的問題是,迄今為止是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轉變了過來,不再對“美國的體制”“膜拜”,不再相信“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如果回答說沒有都轉變過來,那就要進一步問還剩下多少,他們都在哪里,都在干什么;如果回答說已經都轉變過來了,一個不剩,干干凈凈,那就要進一步問如何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當然,我們不否認許多知識分子已經轉變過來了。事實上,《這》文把中國知識分子一概說成對對“美國的體制”“膜拜”有失偏頗,即便在改革開放之初,仍然有很多愛國、理性和正義的知識分子鄙視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也堅決反對改革就是改向西方、向西方看齊,這一點必須予以澄清。
現在,那些對“美國的體制”“膜拜”,相信改革就是“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的知識分子確實有相當多人轉變了他們的思想觀念,他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這》文對此描述得十分清楚到位:一是這么多年的“摩擦”讓他們逐漸搞明白了,原來美國是在“裝孫子”;二是世界上一場場“顏色革命”教育了他們,導致他們另一場幻滅。這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上述那些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的轉變和轉化,是那些反面教員們幫助解決的,而中國自己做了什么,筆者在《這》文中反復尋找搜索了幾百遍,也沒有發現任何一點蛛絲馬跡。
這就不免使人疑惑,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現在真的就這樣簡簡單單地得以解決了嗎?中國人自己在其中究竟干了什么呢?中國的主流輿論與主流媒體在其中又干了些什么呢?
最后,我們必須肯定《環球時報》這篇文章,勇于承認事實說真話揭開蓋子完全應該;也必須肯定這篇文章的作者,作者顯然是把自己也擺了進去的,勇于剖析自我也屬難能。但僅僅這樣還不夠,還必須進行廣泛而深刻的大反思,要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舉一反三,深刻反思為什么有那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誤入迷途,為什么有那么多中國人對美國形成嚴重的精神和人身依賴,為什么一直有人鼓噪中國死活離不來美國......
筆者早就建議要開展中國究竟能不能離開美國的全民大討論(見筆者《應展開中國到底能不能離開美國大討論》等文章),這個問題早晚要直面而來,回避不了多久了。
這幾十年重塑了
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
(環球時報2020年6月5日)
今年可謂是中國人認識外部世界,尤其是認識美國有總結意義的一年。美國新冠疫情危機的嚴重失控以及騷亂的擴散像兩條幾何難題的輔助線一樣,讓一切變得更加清楚了。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美國的體制充滿了膜拜。在很多年里,美國人嘴里的“民主”和“人權”在中國人看來非常真實,他們對我們講述的一切都是由己及人的。
然而經過這么多年的摩擦,中國人逐漸搞明白了,原來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沖中國“裝孫子”,他們把雙重標準玩到了極致,“人權”越來越成為他們打壓中國的意識形態工具。特別是在中國發展起來之后,華盛頓的精英們壓根就不想中國繼續好下去,“人權”尤其成為他們手里的彈珠。新冠疫情美國已死了十萬多人,而且死的絕大多數都是老弱、窮人和少數族裔,他們所說的“人權”在哪里?
過去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還相信,中國要想發展、富強,只有走西方式民主體制這條路,改革就是要把中國逐漸過渡到西方的體制。但是世界上一場場“顏色革命”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悟出,西方的體制只有很狹窄的適用性,亂采用很可能招致不可逆轉的政治災難,這導致了另一場幻滅。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自己的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逐漸顯示出強大的比較優勢。現在越來越多人真誠地相信,中國要實現發展,就必須把自己的路走好,千萬不能被美國和西方忽悠了,在政治上一失足成千古恨。
其實,就是中國現在的反體制者也很清楚,幾經摔打,反而見證了中國體制的韌性和生命力。現在世界上對西方價值的宣傳已經失去了氣勢,在中國民間,過去對西方體制的膜拜尤其徹底動搖、坍塌了。這個國家逐漸形成真實、強大的社會共識,支持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國家政治信念。
中美接觸摩擦這么多年,美方的道德高地不斷被其表現侵蝕,基本上倒了。它過去用政治文化優勢整我們,如今整不動了,只剩下用硬實力壓我們。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以及緊接著打響的“脫鉤”科技戰,都是在使出殺手锏試圖擊垮中國。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似乎把這當成了“決戰”。
這對中國來說當然是很關鍵、也很艱苦的戰役。然而中國人在與美國的復雜交道中,也因為我們的成長壯大,越來越有經驗和智慧,意志愈發堅強。
今天我們的視野很廣,能夠更清楚地看透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一切,也有力量應對面臨的挑戰。我們自己不犯顛覆性錯誤,就沒有人能夠顛覆我們。
所以中國人現在前所未有地強調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不動搖。過去幾十年,我們迎來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未來幾十年,我們一定能做得更棒。(環球時報 單仁平 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張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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