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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二、三）

點擊：4410 作者：何干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2-09 09:56:38

【何干強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

——評某原市委書記的違憲言論

【本文第一部分《何干強：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一）》可點擊閱讀，以下為第二、三部分。】

二、打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幌子”混淆視聽

“路在何方”的作者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到“56789”的“這么大比例”，說成“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新探索、新實踐、新境界。”似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的改革“新實踐”，就是要改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幌子”混淆視聽。

消滅私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原理；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為這一核心原理提供了科學的根據。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導經濟體制改革，絕不會背離憲法的規定，讓私營經濟來替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中國共產黨1984年開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歷次全國黨的代表大會，從提出實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指導思想上從來強調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雖然黨中央明確指出，賦予企業自主權是公有制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要害問題”，但是從來沒有說過，要把公有制企業改成私有制企業，而是一開始就明確指出，“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展開的。2017年，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無可置疑，私有制經濟擴大到“56789”的程度，這種排斥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結構發展格局，顯然背離憲法的莊嚴規定，背離黨中央關于現階段“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的指導思想。這絕不是“路在何方”的作者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新探索、新實踐和新境界”。

這里，我們有必要重溫與經濟體制改革有關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兩條十分重要的原理：

其一，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與“科學社會主義時期”（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在經濟形態上具有共性、聯系和區別的原理。馬克思揭示出，前者是無產階級通過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后，必然要經歷的“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歷史時期，而后者則是全社會實現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商品貨幣不再存在，社會已進入實現自覺地支配和調節生產的社會歷史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共性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公有制經濟都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或統治地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基礎。這兩個時期的聯系是，前者必然向后者“過渡”。但是，兩個時期卻有顯著區別。在前者這個“過渡時期”，公有制經濟尚未達到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行全民聯合勞動或共同勞動的程度，并未覆蓋全社會；經濟的社會形態中還有商品生產，還有舊社會遺留的非公有制經濟的成分。

當代中國顯然還處在馬克思論述的向科學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還不是已沒有商品和貨幣，已進入無階級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非但如此，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還處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與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一定區別，因為人民中還包括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還要通過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社會主義教育和經濟上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才能進入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由此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因此，在當代中國這樣的“過渡時期”，歷史規定仍然存在一定范圍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小生產經濟。

顯然，“路在何方”的作者鼓吹私營經濟“生命力有多強大”，它的比例的增大“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符合常識”的說教，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理是根本背道而馳的。

其二，私人資本流通與商品流通一般具有共性、聯系和區別的原理。這個原理揭示出，私人資本流通包含商品流通一般，這是兩者的共性。商品流通的發展是私人資本流通產生的歷史前提，這是兩者的聯系。但是兩者存在根本區別：私人資本流通（其典型的公式是：G—W…P…W—G)。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它是私人資本家通過購買、生產和銷售環節，在生產環節（P表示生產）剝削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然后在市場流通中使剩余價值得到實現（從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這種一般等價物形式）的不斷循環的過程，或者說它是私人資本作為獨立價值自行增殖的過程，也就是人格化的私人資本即資本家不勞而獲、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持續不斷的運動過程。因此，私人資本的本質是不斷剝削剩余價值的生產關系。

而商品流通一般（公式是W—G—W，代表商品流通網絡的一個環節）則不是獨立價值的增殖運動，它本質上是商品生產者之間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等量價值（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的交換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出，商品流通一般的產生，取決于客觀存在著的生產者相互之間的獨立性和由此產生的社會分工，它本身并不具有私有制的性質，否則原始公有制末期的公社之間就不會產生商品交換。當然，商品交換畢竟存在當事人相互獨立的利益關系，這與公有制的共同利益關系是存在矛盾的，眾所周知，歷史上商品交換對原始公有制起了瓦解作用。

當代中國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平衡的條件下，公有制生產者之間仍具有相對獨立性，而全社會仍并存不同所有制的經濟成分，這都決定了社會分工的存在，因而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必然存在商品流通一般。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讓公有制經濟參與全社會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這從宏觀經濟管理角度看，有利于利用商品生產和流通的自發性來反映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克服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上的主觀性，也有利于利用社會分工來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從公有制經濟內部看，賦予公有制企業成為相對獨立性的商品生產者，這有利于企業面向市場，及時調節生產經營，發揮主觀能動性，彌補國家宏觀計劃管理的不足，也有利于貫徹“等勞交換原則”，提高企業勞動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因此，把公有制經濟與商品生產、市場流通有機結合起來，絕不等于要大力減少公有制經濟和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相反，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已經建立的、在全社會占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應當防范商品流通關系具有的瓦解公有制經濟的副作用。

應當說，在改革過程中，我國私有制經濟達到“56789”的程度，這絕非具有必然性，而是由于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某些人濫用職權，推行“經理層購買”等形式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這正是需要認真反思的問題，怎能作為成績來肯定？

如果忠實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原理，在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在調整所有制結構方面，就應當著眼于適應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堅持鞏固并逐步擴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公有制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方面，就應當努力貫徹黨中央關于“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進行改革實踐。要明白，在商品生產條件下，公有制生產資料采取公有資本（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這種增值形式（注意，“增值”在含義上不等于“增殖”），并不是要把公有資本變成私人資本那樣的自行增殖的獨立價值（注意，自行增殖，含義是資本的所有者不勞而獲），而是更好地用公有制中勞動者的共同勞動來增加公有“資本”的價值，改善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實現共同富裕，并促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因此，促進公有制經濟適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一般的客觀要求，是為了壯大公有制經濟，是為了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為了加快我國經濟的社會形態向科學社會主義前進，最終消滅私有制，并與傳統的私有制觀念決裂，而絕不是排斥、限制公有制經濟，更不是讓所謂私營經濟替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可見，“路在何方”的作者把私有化“改制”的不良后果，說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探索、新實踐、新境界”，完全是張冠李戴，混淆視聽！

三、文過飾非地夸大私營經濟的性質和作用

“路在何方”的作者說，“民營企業”（私營經濟）“是在不斷有人大喊大叫批判‘私有化’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可見它的生命力有多強大，因為它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符合常識。”這顯然夸大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性質和在當代中國的作用。

近40年來，我國私營經濟大量發展的真實原因，并不是它自身性質有“多強大”的生命力。毫無疑問，在當代中國，現代化工業與落后的工業并存、生產中的現代科技應用與低水平科技并存、城市和鄉村之間、中西部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存在較大差距，社會生產力發展依然存在不平衡。在這樣的國情條件下，私營經濟雖然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但是仍然有適應社會生產力發揮作用的發展空間。在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支持和引導私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激活民間潛在的社會經濟資源，有利于調動一切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因素，有利于發展社會分工，推動整個國家的民族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于是我們黨總結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制定并實施調整所有制結構的經濟政策，扶持已經占比重很少的私營經濟重新發展起來。實事求是地說，私營經濟的發展是在黨的經濟政策扶持下實現的，絕不是自身有強大生命力而獨立生成的結果。

實際上，私營經濟是在本世紀初之后快速發展起來的，但是私人憑借自己的投資創辦的企業卻不很多。因為那時之前，公有制經濟占比很大，社會收入分配主要是作為勞動報酬的工資所得，差距不大，沒有多少人可以拿出很多積蓄創辦私人企業。私營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主要是在國內外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不少有關部門和地方把私有化“改制”混同于改革，對公有制企業推行“經理層購買（MBO）”等政策，把公有資本直接轉移給私人所有，化公為私造成的，這毋庸諱言。據資料，在全國第二、三次產業的企業實收資本總量中，國家資本和集體資本2001年占比分別為54.4%和11.3%（兩者合計占比為65.7%），2004年分別下降為48.1%和7.9%（兩者合計占比56%）。這三年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占比已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到2008年，企業實收資本的所有制結構變化為“國家資本占33.4%，集體資本占3.0%，法人資本占25.5%，個人資本占22.9%，港澳臺資本占6.1%，外商資本占9.1%”。此后，私有化“改制”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制止；私營經濟的增長，甚至被當做“改革”的成果，這樣才導致私營經濟在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到“56789 ”這樣的程度。如果從不同所有制經濟中的從業人員角度來看，也就是從資本的本質即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系的角度來看，那么，目前私營經濟從業人員的占比已經遠遠超過公有制經濟了。筆者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數據，經分析得出，到2018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中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在總從業人員中占比為：13.3%：86.7%；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在包括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在內的全國總從業人員中，占比為：37.8%：62.2%。可見，從社會關系角度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被私有制經濟所取代。

私有制經濟在全國占這樣大的比重，意味著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已經按照自身固有的性質和運動規律在相當大的范圍和程度起作用。固然，從企業角度看，私人企業可以利用勞動協作，產生高于個體小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可以自主決策、自主定價、具有適應市場變動的靈活性，但是，私人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又決定了其生產關系存在勞資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對抗性，決定了其參與社會分工與“全國一盤棋”（社會再生產各部門必須形成一定比例關系的規律）相抵觸的無政府主義自發性，這些決定了中小私營企業的生命力具有脆弱性。平均來看，在同等規模和技術條件下，經濟效率必然低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從社會角度看，私營企業的發展只要超過了一定的限度，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就必然表現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市場競爭，必然產生私人壟斷組織，同時必然導致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或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發生經濟危機，更會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通貨膨脹、失業等災難。這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了的。新自由主義宣揚所謂“公平競爭”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完全是欺人之談。

“路在何方”的作者說“民營經濟”發展到“56789”，“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符合常識”。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無視馬克思主義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違反經濟常識，文過飾非：

首先，僅從“56789”的數據就可以看出，私有制經濟的效率低于公有制經濟。因為占職工就業人數80%的私營經濟“占對外貿易的45%，占稅收的50%，占GDP的60%，占科技創新的70%”，這也就同時反映出，占職工就業人數20%的公有制企業占對外貿易的55%，占稅收的50%，占GDP的40%，占科技創新的30%。容易得出，私有制經濟的人均效率分別為45%/80%、50%/80%、40%/80%、30%/80%，明顯小于公有制經濟相對應的人均效率55%/20%、50%/20%、40%/20%、30%/20%。由此也就說明，過度發展私營經濟，結果是降低了宏觀經濟整體效率。

其次，私有制經濟占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必然導致全社會收入差距明顯拉大。這是唯物史觀揭示的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客觀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盡管國家采取財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使社會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終究很難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決定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從而無法改變分配不公的基本態勢。從國家統計局正式公布的數據看，反映我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從本世紀初起，對應于私有制經濟成分的加大，連續超出了國際安全警戒線的0.4，達0.47以上：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經過國家政府采取財政再分配措施，2013年之后，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在2015、2016、2017、2018年，仍分別高達0.462、0.465、0.467、0.468。，且又有某種程度的上升。這種收入差距呈兩極分化的態勢，難道不就當高度警惕嗎？

再次，從整體上看，“民營企業”超限度的發展，實際上已經使宏觀經濟循環出現不良態勢，也使“民營企業”的發展走向反面。近幾年來，大量中小私營企業向政府部門訴苦，要求銀行放寬貸款限制，然而，這并不是銀行不講情面，而是自有苦衷。因為銀行信貸與現實經濟（實體經濟）是相互聯系的。當私營經濟成分過大，宏觀經濟自發性增強，勢必導致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失衡，這必然使工商企業尤其是經濟實力不強的中小工商企業的貨幣資本循環受阻，負債加重，無法向銀行還貸，這就導致銀行信貸資本不能順利回流，形成壞賬。在這樣情況下，即使銀行聽命政府部門，放寬向企業的貸款限制，這也只能是治標而不治本，只會造成銀行形成新的難以收回的“爛賬”。真正的治本辦法只能是，遵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社會再生產中的貨幣流回規律的原理，加強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促進社會再生產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形成合理的比例關系，促進社會總資本的三大形態，即貨幣資本（包括銀行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之間，形成良性循環。而這只有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家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條件下才能做到。可見，“路在何方”的作者大肆鼓吹私營經濟“56789”的占比，這與促進宏觀經濟遵循科學運行和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完全背道而馳。真是隨心所欲，肆無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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