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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人稱的代詞，有著指代自己的專門功能，服務于人們工作學習和社會交往，由是非凡之人常以特殊的言行賦予“我”的非常內涵，顯示“我”的厲害，而社會上經常聽到的“我查你”，“我抓你”，“我罰你”，“我撤你”，尤其是唐山狂徒稱霸社會的“我打你”等反向“我”的厲害，促使我們重新審視這個由來已久的話題，以引起社會的特別警惕。

“我”，最早見于甲骨文 ，本義指奴隸社會里一種用來行刑殺人和肢解牲口的兇器，并衍生出“手持大戉，吶喊示威”等意。時至戰國，淘汰了“我”本義特指的兇器，“我”便被作為第一人稱代詞，亦即《說文解字》的“施身自謂”詮釋，一直沿用至今。“我”，盡管是自身的指代，但有著個體與團體之分，比如“我”“我們”，即使個體的“我”也有不同的分類，既有代表國家集體的“大我”與代表個人和小團體的“小我”，也有表達社會交往為人處世角色定位的“有我”與“無我”，還有決定利益取舍態度的“利我”與“忘我”，“大我”“無我”“忘我”涵蓋的深厚修養和崇高境界，與代表自私本性的“小我”“有我”“利我”，反映著截然不同的道德品位和思想境界，也形成了“我”之鮮明對比，而且各自發展的及至，勢必演繹出正反兩面“我”的厲害之絕唱。

正面“我”的厲害，有著引領社會道德，弘揚正氣正義，推動社會進步等積極意義，于是為天下推崇。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修行就是返陰還陽，返老還童，開辟了主宰命運之“我”的厲害。儒家亞圣孟子認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推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驚天駭俗論斷，以治國平天下之大志和對平治天下充滿自信，首創志存高遠“我”的厲害。唐人李白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清人龔自珍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譚嗣同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千古不朽絕命詩，都以與天論高下的氣概顯示了“我”的厲害。偉大思想家魯迅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革命烈士夏明翰以“殺了我一個，還有后來人”，都以為中華民族“死而后已”的決心，拓展了“我”的厲害內涵外延，將“我”的厲害推向了嶄新階段。

反面“我”的厲害，是貪圖享樂、驕奢淫逸和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極端行為，為人們所深惡痛絕。殷紂荒淫腐化，以酒池肉林極端奢侈留下了激起民變的“我”的厲害；曹操錯殺呂伯奢全家而振振有詞，以“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留下極端自私的“我”的厲害；西晉富豪石崇，建造的宮殿比皇宮奢靡，斗富令與國舅王凱自愧不如，連廁所都奢侈到入廁多個侍者伺候、出廁須更換新衣扔掉沾臭味衣服的境地，創下富豪驕奢多種“我”的厲害；石崇飯局設宴勸酒更霸氣，如遇客人不想喝或不能喝，便斬殺倒酒的美女侍者，以致客人為了救人無不被迫喝酒，可有個叫王敦的人不吃這一套，任憑石崇連殺三名倒酒的美女也不喝，還說石崇殺自己家人與己無關，愿殺多少殺多少，始終不給石崇面子，石崇和王敦都以特有的“殘忍”留下“我”的厲害。而攔路搶劫土匪常常拿“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這過，留下買路財”威逼路人，流傳千年的強盜行徑寫下了強盜之“我”的厲害；歷代權奸欺上瞞下，殘害忠良，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留下歷代奸臣之“我”的厲害。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無論哪種“我”的厲害，都離不開民意，無論“我”多么的厲害，與強大的人民相比一點都不厲害，只有順應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才能實現真正的厲害。所以，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才真正詮釋了什么是“我”的厲害。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機關負責一致性的出發點，涌現出數不盡的共產黨人在危難時刻高呼“我是共產黨員我先上”，也涌現出大量的以“我是解放軍”、“我是紅領巾”、“我家在中國”做好事不留名的大人小孩，書寫了亙古未有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我”的厲害絕唱。彰顯黨領導下工人階級地位作用的“咱們工人有力量”，反映新中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不僅表達了黨領導下人民的厲害，祖國的厲害，更大大提升了“我”的厲害品質品位，“我”的厲害氣魄和境界。

令人扼腕，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共產黨的敗類卻擺不正自己的位置，有點權就覺得了不起，不斷制造給黨抹黑的“我”的厲害。那個王麗，只是山東平度市云山鎮書記，居然說出“給臉不要臉”、“這一家人不怕死的話就豁出去”、“有100種方法刑拘謝某武”等充滿黑道性質的話語，讓上訪戶知道“我”的厲害；那個“安陽王”，不過是市場監督管理局科級干部，卻面對狗咬老人監控視頻能硬說是老人自己摔傷的，省級電視臺節目的9次曝光沒有絲毫畏懼，還能拿出警棍來“招待”記者，讓全國知道“我”的厲害；那個徽州宴老板娘，無非是資本家婆娘，自己遛狗驚嚇別人孩子，還口吐狂言“敢動我的狗，我就給你孩子刺死，你沒我的狗值錢，幾千萬還是賠得起”，富豪以“狗比人值錢”宣示“我”的厲害；那個大人物蘇榮，經常用“我叫紀委查你”顯示“我”的厲害，以致蘇榮主政江西期間大肆為錢發帽子摘帽子，形成的示范效應、傳導效應和滲透效應，給江西政治生態帶來相當嚴重的污染。而仇和打著改革旗號的“仇賣光”，吳天君假借城市建設的“一指沒”，唐山暴徒的“我活你們就不能活”……，這種種的“我”的厲害，這種種狂妄的“我”的厲害，都沒有逃脫黨紀國法的嚴懲，真應了“天狂有雨、人狂有禍”的古語。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愿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1】，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名言；與他在基層代表座談會上強調的“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人恩賜施舍的，而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用勤勞、智慧、勇氣干出來的”【2】，道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的厲害，也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厲害來自人民的信任、擁護、愛戴，更道出了總書記率先垂范，全黨任何領導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任何脫離群眾騎在人民群眾頭上的作威作福，都是走上不歸路的愚蠢，絕不是什么厲害。只有真正同人民結合起來的“我”，才是真正的“厲害”；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我”，才是真正把握了“我”厲害的真諦。

注釋：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