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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海蓉高明丁玲等《鄉村紀事》出版：新型集體經濟為什么行？

點擊：作者：食物天地人來源：“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4-11-14 10:36:38

01 鄉村紀事

鄉村紀事：新型集體經濟為什么行？

2017年，19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那么在鄉村基層的實踐中，實現這些目標要如何破局，要以誰的力量為核心呢？這正是本書作者們希望通過實地調查尋訪回答的問題。

沿著這一思路，作者們用數年時間深入鄉村，走訪調研，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經過梳理和總結，形成了對當前中國鄉村新型集體經濟實踐的基本認識。所謂“新型集體經濟”，其關鍵在于明確，誰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主要力量，誰是鄉村社會的主體，如何真正實現鄉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講述7個真實的鄉村故事，作者們認為，新時代社會主義農村振興發展的內在力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體。鄉村要發展，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小農戶，也不能只依靠某個“能人”和大戶，更不能簡單等著資本下鄉或城市的反哺輸血。村民要真正組織起來，在村集體的領導下，以整體的角色投身到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的潮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興發展的主動性。

02 推薦語

幾千年大同理想的浸潤，上百年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淬煉，讓經歷了市場化沖擊與洗禮后的中國農民的內心深處，依然保有共同體建設的初心和組織化發展的內生動力。《鄉村紀事》作者團隊篳路藍縷，通過對全國各地不同村莊創新集體經濟的初心和實踐進行全面深入的挖掘與生動細膩的描述，揭示了重新激活村集體是鄉村振興的牛鼻子這一深刻洞見。這是一部對鄉村振興具有鮮明引領性與強烈指導性的力作。

——趙月枝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河陽鄉村研究院執行院長

今天的鄉村如何培養上下協同的組織體系，特別是具有能動性的內生組織資源，是決定鄉村振興成敗得失的關鍵。《鄉村紀事》扎根中國基層大地，深入調研典型案例，學術關懷、歷史視野與當下的問題意識有機交織，通過深描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壯闊畫卷，也為當下的鄉村實踐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實借鑒。有溫度，有銳度，有高度，值得所有關心中國鄉村振興的讀者閱讀與思考。

——呂新雨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

集體經濟的“成理”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布道”，不如說是農民實踐的結果。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農民需要集體經濟制度，本質上是需要組織和分工，這是經濟效率的源泉。另外還需要鄉村農業資源利用的整體性、可持續性。所謂“應之以治則吉”。塘約村、嘎措鄉等集體經濟鮮活的案例，比較充分地展現了這種內生性力量的來源及蛛絲馬跡。不能不讓人驚嘆農民的智慧和創造力。

——胡靖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所長

《鄉村紀事》這本書讓人身臨其境、格外親切，因為這是作者們通過身沾泥土、腳踏大地的實地調研寫出來的，說的是農民的心聲，既有溫柔的筆觸，又有深邃的思考，給讀者以“沉浸式”體驗。7個村莊的實踐，體現了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普遍規律，揭示了新時代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讓人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明前景。

——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03 基層干部有話說

要讓我們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夠催人奮進，激發我們村民的緊迫感、使命感。

——左文學（貴州省塘約村村支書）

農村人是樸實的，組織起來就沒有懶漢，組織起來不養懶漢。

——馬松（貴州省樂平鎮書記）

創業的過程艱難，我們這里條件簡陋，又沒有專業技術人員，只能自己摸索，帶著老百姓摸著石頭過河。

——冰酒（西藏自治區嘎措人民公社書記）

我們村的這種模式解決了收入差距的問題，因為村民有股份。

——陳大興（貴州省大壩村村支書）

一個人富裕不算真正的富裕，大家一起富才算富，群眾不富我不富，民窮我富是恥辱。

——鄭向東（河南省土古洞村村支書）

你不可能事事等著有政府資金才開始，你得為村里創造出條件，政府才可能會幫助你。

——閆生瓊（云南省新岐村老村主任）

我們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辦的，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為目的的。

——金正浩（黑龍江新興村村支書）

04 創作者名單（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聰穎（北京田園之家養老服務有限公司）、陳義媛（中國農業大學）、丁玲（安徽師范大學）、高明（上海大學）、郭琳（合肥市第一中學）、何宇飛（華中農業大學）、黃瑜（中央民族大學）、王怡菲（常州大學）、徐思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嚴海蓉（清華大學）、余慧芳（香港大學）、戰洋（香港理工大學）、鄭依菁（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

05 試讀

整治變味的農村酒席

這個村子探索出一條新路

近年來，農村酒席逐漸演變為一些人牟利或回收禮金的手段，無論是搬家、升學，還是嬰兒滿月、病人出院，甚至母豬產崽、寵物懷孕，都成了設宴慶祝同時收取禮金的理由。

操辦酒席的風俗習慣不是現在才有的，早在古老的農村大地就廣為流傳。但那時的酒席，純粹為了慶祝、交流和聯絡感情。赴宴者無需贈送厚禮，只需懷揣真誠與深情，一句祝福、一把自種蔬菜或些許面條白糖，便足以傳遞深情厚誼。

然而，如今酒席的意義已截然不同，情感被金錢所取代，這讓收入有限的農民苦不堪言。針對此現象，全國各地民政部門都在號召在農村建立專門的村民組織，引導村內紅白喜事的操辦，減少鋪張浪費，剎住奢靡攀比的風氣。但不少地區積重難返，村委會難以作為。

但貴州省的塘約村卻在這方面探索出了一條新路。塘約村究竟如何成功引導村民轉變生活觀念？其糾正大操大辦之風與集體經濟發展之間又存在何種聯系？讓我們一同走進塘約村，探尋其背后的故事。

一、吃不完的酒席

根據紅白理事會負責人孟性學的介紹，塘約村從2000年左右開始刮起“大辦酒席”之風，不少村民借此斂財，酒席的名目之多令人咋舌。除了婚喪嫁娶，當地村民還興辦“滿月酒”、“狀元酒”（慶祝孩子考上大學）、“遷墳立碑酒”（不同于白喜事，是為搬遷墳墓或立碑專門辦的酒席）以及壽宴等。全村一共900多戶人家，每年有300戶會辦酒席，村民們幾乎每天都有酒席吃。

當時村子很窮，但百姓頻繁地辦酒席，通過辦酒席斂財。辦一次少的能收8萬~10萬元，社會關系好的、交往廣的能收20萬元。

據村民回憶，村里大概從2002年開始辦酒席成風（這正好是大家開始出去打工的時候）。有些人從外面打工回來蓋房子。房子蓋第一層，辦一次酒席，蓋第二層，再辦一次酒席，加個廂房又辦一次酒席。蓋一棟房子要辦幾次酒席，辦酒席就得有人去幫忙做飯，這樣就把村里的勞動力都消耗在這里頭。大家不是在去吃酒席的路上，就是在吃酒席。

雖然是貧困村，當地村民給酒席主人家湊的份子卻很高。與主人家關系一般的，份子是一兩百的“起步價”，關系親近一點的則是幾千元的“友情價”。如果是親兄弟、親娘舅這種關系的，則是更高的“親情價”。這樣的禮錢讓之前生活都存在困難的村民負擔很重，據塘約村谷掰寨的小組長魏貴林介紹：

送禮最少送100元錢，上不封頂，我一年要送4萬~5萬元錢的禮。貴州人攀瓜藤親，走得寬。即使我不認識你，但我家小姨認識你，我也要送禮祝賀。以前辦的酒席多，升學、修房、遷居什么的都辦酒席，上班、打工的請假都得去，到場送禮吃席，有的還得花錢請人替工，不然下次你家辦酒（席）就沒人來。每餐至少19個菜。一般家庭每年送禮得花費3萬多元錢，貧困戶一年送禮也要送一萬五（千元）左右。沒錢送禮就借，砍樹、賣豬來還錢，有的甚至不得不去貸款。

更糟糕的是，酒席上的麻將、撲克等具有賭博性質的娛樂項目也給村莊和村民的家庭帶來不良影響。孟性學嚴厲批評了這種現象，并認為村干部有責任對其進行糾正：

你在外面打工掙了五萬八萬，卻因為辦酒（席）交禮錢花完。不僅酒席太多鋪張浪費，酒席上還有人賭博。從平壩縣城可以租麻將機，還有人玩撲克賭。有的在煤礦打工，一天掙300~500塊，覺得錢來得很容易，回來在酒席上就賭博，把錢輸光。家里人沒錢用，（他）回去了家屬跟他吵架、打架甚至鬧離婚。還有賭輸了的回去（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孩子。這個我們就得管。村官上管天下管地，左管生男育女，右管夫妻吵架。你不管事，當官干什么，老百姓投你票干什么？

跟孟性學一樣，不少村“兩委”的干部都認識到了這樣的事實：大操大辦紅白喜事不僅給村民增加了負擔，破壞了村莊和諧，辦酒席投入大量的人力也消耗著村莊的勞動力資源。這一切都不利于塘約村的脫貧和集體經濟的發展。于是，村“兩委”開始下決心對這一現象進行整治。

二、移風易俗

2014 年，塘約村成立“紅白理事會”（當時稱為“老年協會”）著手研究治理本村大肆辦酒席的方案。協會的七位成員來自村中的“五老”，即退休老師、退休村干部、退休國家干部、寨老、族長；他們在村中德高望重又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最初，紅白理事會寄希望于上級政府，卻發現此路不通，有成員說：“我們把這個想法提交給鎮政府、區政府，但是辦酒席是鄉風民俗，又不違法，政府沒法管。后來我們老年協會就自己制定方案。”

經紅白理事會與村“兩委”、各村民小組代表反復商議后，治理辦酒席的第一份方案于2015年6月以致村民的公開信的方式發布。這份方案的主要原則是將辦酒席從單個農戶的私事提升為村集體的公事：村集體對什么情況下可以辦酒席、如何辦酒席等各種具體事宜做出明確規定，并且對村民辦酒席進行審批和補貼。

具體來看，方案的內容有三個方面。

一是限定了辦酒席的情形、時長和規模，避免村民濫辦、大辦酒席。公開信發布后，只有新婚的紅喜事和直系親人去世的白喜事兩種情形才被允許辦酒席。之前的狀元宴、搬遷宴、壽宴等一律禁止。公開信規定紅喜事只能辦兩天，白喜事一般不超過5天。同時，所有酒席應盡量控制在40桌之內。

二是確定了申報—審批原則，即所有農戶在辦酒席之前必須向紅白理事會提出申請，經審批后方可進行。

三是“個人辦酒、集體補貼”。所有通過審批且未超標的酒席，廚師、餐具、桌椅等均由村集體聘請的“酒席服務隊”免費提供，村民自己只需負責食材。村集體按照規定標準對酒席服務隊進行勞務補貼。每次的紅喜事補貼為800元服務費，白喜事補貼為1800元服務費。酒席超出40桌者，每超出一桌繳納15元的服務費。酒席超過規定天數者，每超過一天繳納500元的服務費。

可以看出，紅白理事會對酒席的限定依然考慮了村民的傳統習慣，沒有大幅度削減酒席的天數，并且允許個人根據需要增加酒席規模和天數。實際上，民意對紅白理事會規章的制定依然相當重要。治理辦酒席的第一個方案實行了一段時間之后，酒席服務隊提出補貼標準過低，而村民則認為40桌的限制標準有些嚴苛。

紅白理事會于2016年6月對之前的方案做出調整。

一是提高了對酒席的補貼標準：每次紅喜事補貼1600元，白喜事補貼3000元。

二是將規定的桌數上限由40桌提高到50桌，超過上限每桌自付的服務費提升至20元。

三是規定了每桌菜品的限制：紅喜事每桌為“八菜一湯”，材料費不超過120元；白喜事則為“一鍋香”，即不同的菜放在一鍋煮，材料費不超過80元。

從2017年7月開始，村集體也補貼老人去世后的抬棺、建墳費用。截至2017年7月24日，已有兩戶村民享受了此待遇，其中一戶村民獲得補貼6500元。

三、“紅九條”

“山難移，性難改”，移風易俗并非易事。哪怕有村集體的慷慨補貼，一些村民依然要違反規定濫辦偷辦，甚至不惜“乾坤大挪移”，把酒席辦在城里。針對這種現象，紅白理事會有自己的應對方法：

有村民不聽，一定要辦。我們說我們去把你酒席的菜端了，端去老人院、學校做營養餐。還有老百姓跑城里辦，我們跟平壩區溝通，區里說管不了，我們就自己去管。當然你去還是要給人家留面子的，客人都已經來了，你也不能把菜都端走，讓人家沒的吃。

糾正大辦酒席的撒手锏則是塘約“紅九條”。“紅九條”于2015年年底頒布，列出了塘約村民需要遵守的九條行為規范。其主要目的是激勵全村村民參與公共事務，從多方面配合村“兩委”的工作，早日把塘約建成“美麗鄉村”。“禁止亂辦酒席、鋪張浪費”只是其中的一條規范，其他八條包括：參與公共事業建設，繳納衛生管理費，貸款守信，按規劃建房屋，積極配合村民小組的工作，執行村“兩委”重大決策，奉養孝敬父母，管教未成年子女。凡是有人違反以上九條中的任何一條，將以戶為單位被列入“黑名單”。進入“黑名單”不是鬧著玩兒的，而是要承擔一些后果的：

村委會不給你開各種證明，比如：學生入學需要的證明；國家有任何優惠政策不給你享受；不給你家的小孩子辦戶口。要從“黑名單”下來，就得自己認錯，寫檢查，知道自己濫辦酒（席）不對。然后有三個月考察期，村民小組考察合格，經過小組長簽字才行。

針對嚴重違規的農戶，比如2016年到城里辦非紅白喜事酒席的兩戶，理事會執行“紅九條”的規定，當年停發了這兩戶的危房改造補貼。理事會的說服教育、現場監管加上“紅九條”并行，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村里大肆辦酒席之風在2016年年中得到控制，鮮有違規辦酒席的農戶。

四、集體與個人的良性互動

谷掰寨小組長魏貴林曾給我們算過一筆賬：

村民羅某的父親2013年過世，（白喜事）5天時間共花了8萬多元，持續到臘月二十九才結束。共有700多戶送禮，（羅某）共收了14萬多元。每天一餐最低20桌，一天兩餐40桌，最多一餐辦了90桌，流水席從下午4點吃到晚上8點。每天有 200~300人來幫忙，如果誤工按每天（每人）100元計算，間接損失每天就是2.5萬元（左右），總的就是10多萬元。光購買5元錢一包的香煙就用了1萬多元。如果以現在的標準從簡辦，估計最高花4萬元錢，至少可以節省一半的錢。

塘約村能在幾年的時間內幫助村民移風易俗，通過對辦酒席的治理，減輕村民經濟負擔，釋放更多勞動力參與生產建設，其經驗值得學習。這當中的核心內容乃是集體對村民生活的合理干預。原本屬于個人生活的辦酒席阻礙了集體經濟建設，影響了社區和諧，于是集體出面干預，將辦酒席列為村委會的管理內容之一。

2016年村集體對全村紅白喜事的酒席一共補貼了24萬元左右，補貼來源于合作社盈余集體留存的部分。大部分村民從不理解逐漸轉變為支持理事會的工作。

魏貴林談道：

有幾個從福建那邊打工回來的年輕人，有一次說要來村委會找紅白理事會的人談一下。我開始以為他們想到村委會（鬧事），但后來他們跑過來說很支持村里對紅白喜事的改造。他們還問我們錢夠不夠，要用自己打工的錢支持我們做這件事。因為之前他們打工，經常接到家里電話，說又要去吃酒席，讓他們把禮金打回來。我們現在做的事也幫他們減輕了負擔。

從推動移風易俗的互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統一”。一是村民與村集體利益的統一，或者說是雙方權利與義務的統一。集體向村民提出要求，出臺規章制度，監管村民辦酒席，同時也出資補貼村民。村民遵守規定，才有資格享受集體的補貼和村“兩委”的其他服務。二是集體經濟和集體對個人生活合理干預的統一——個人辦酒席的補貼得益于集體經濟的發展，合作社盈余歸集體的部分是每年補貼村民辦酒席的資金來源。

更重要的是，通過規范和補貼村民辦酒席，塘約村的村集體和村中上千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了聯系。當村委會為村民審批辦酒席事宜，安排酒席服務隊去村民家服務時，每戶村民都能切切實實感受到自己作為集體的一員應當履行的義務，以及能夠享受的權利，開始萌發“集體認同感”。“集體”對村民來說不再是一個抽象的、遙遠的、模糊的概念，而是看得見、摸得著并且關切自己生活的實體。村集體和村民也在增加的接觸中有了更多的溝通機會，擴展了政策制定時的信息收集渠道。這一切都有助于村莊凝聚力的發展，有助于協調全村行動規劃，發展集體經濟。

塘約紅白理事會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堅持與群眾協商，保持制度彈性。塘約村“兩委”與紅白理事會并不是單方向地下發行政命令，而是不斷與村民互動協商。七位有豐富經驗的紅白理事會成員，在制定方案之前不斷與各村民小組的代表進行商議，才將方案細化到酒席的天數、補貼金額和原材料的成本限額等層面。方案實施一年后，根據群眾的意見，理事會對酒席桌數上限和酒席服務隊的補貼標準進行了調整，從而在避免大辦酒席、鋪張浪費的前提下，更好地滿足村民的需要。雖然“紅九條”以黑名單的形式制約違規村民，但其中仍有制度彈性：

其一，上黑名單并非永久狀態，村“兩委”對各類證明、政策優惠的停辦只是暫時的。經過反省符合條件的農戶可以從黑名單上下來。

其二，“紅九條”依然發揮了基層村民小組的民主監督作用，是否能下黑名單由村民小組評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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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目錄

序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V

導言新型集體化實踐 001【明日推送】

第一章塘約實踐：靠外部資源還是靠內生力量？

第一節塘約村內生性的底蘊 026

第二節合作社的起步是偶然還是必然？ 035

第三節金土地合作社的組織與管理 047

第四節塘約村的組織領導與民主管理 056

第五節紅白理事會 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