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對十九大后中國發展實體經濟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思考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2-03 11:01:23
2017年12月1日《長江日報》第7版就黨的十九大后如何看待有關發展實體經濟的命題和如何切實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對我進行了采訪報導。在報導的內容的基礎上，我把分析擴展了一倍。
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這一提法基于什么背景？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有著很強的國際國內針對性。2007年開始的西方金融危機以及由它引起的2008年開始的西方經濟危機再一次表明，金融體系的空轉，也就是包括貨幣在內的金融資產在不同人群之間通過金融工具的再分配可能產生出極大的社會危害。即使不發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這種社會危害都是一種客觀存在。只不過當危機發生后，西方國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處理。但事后的處理非常棘手，而且還會引發社會不滿。西方國家的處理方案采取了分類處理的方法。它一方面讓一些公司破產，另一方面用來自稅收的資金或來自其中央銀行印發新的貨幣救助那些他們決定加以挽救的公司。這本身就有厚此薄彼之嫌，而救助那些應該為危機發生負責的公司也是不合道德的。
一個國家如果允許金融過度發展（表現在成立許多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發行許多金融產品，金融交易數量遠超GDP或達到GDP的某個過大的份額），就必然在實際上允許金融空轉。這是因為在所謂的發達社會中，通常都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也就是少數人手中掌握了巨額的金錢。用這些金錢從事金融交易來生錢而不是用于實體經濟投資是最快的來錢的方法。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平等+金融機構發達+金融交易活躍，就是金融空轉的同義詞。過去一二十年的“發展”使得中國也出現了這種現象。在這種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對立的情形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把發展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是非常必要的、正確的。當然，發展實體經濟也非常復雜，需要在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拿出系統的方案。中央也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
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就宏觀經濟層面而言是有機統一的，如何在這種二元結構下認識著力發展實體經濟？
上述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已指出，發展實體經濟非常復雜。按照一種分類，可以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產業、行業粗略地分成傳統型和創新型。
首先，中國傳統型的實體經濟已經普遍出現了過剩，這是中國主動采取去產能政策的一個現實背景。
但是，也應該看到，傳統產業不能丟，夯實傳統產業是一個更為艱巨的任務。它不僅包括產品結構的優化，產品質量的提升，還包括保護環境、治理污染、降低價格（應該把一些價格過高的產品的價格降下來，比如住房；住房市場無疑存在空轉現象），也包括我們到底主要是用一種什么樣的所有制的企業作為手段來夯實傳統產業的問題。
其次，中國出現了一些創新型的實體經濟。
在西方的教科書中，通常認為，創新就是好的，創新最多是帶來不可避免的破壞，因此他們提出了破壞性創新或毀滅性創新的概念。但在實際中，許多創新是虛假創新。比如許多金融創新是虛假創新。在三大專利中，統計地說，發明專利比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更符合真正創新的特征。后兩者主要著眼于實現利潤。中國不少企業的利潤實現過于依賴過高的價格。比如，過去若干年里，中國同樣類型的汽車、電腦比在美國賣得貴。這種情況在今天依然并沒有完全消失，雖然汽車市場和電腦市場在中國相比過去已經遠遠接近于飽和。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的不少創新往往是為了降低價格。比如，福特引進生產線就使其汽車價格實現了大幅下降，而英特爾公司的芯片的創新也使得芯片的價格大大下降。當然，它們在價格下降之后，依然獲得了數量驚人的利潤。我想，中國在讓創新使價格降低上還大有可為。
第三，發展實體經濟不能片面地依靠創新。
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依靠創新紅火一時的企業都倒閉了。而且西方國家創新能力強，但除日本外，美英等國在長達一兩百年的時間里面，經濟增長率只有3%左右。這都說明，創新對發展實體經濟有必要，但并不是充分的。
三、切實“脫虛入實”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可以從宏觀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從經濟發展的規律看，資本在少數企業中的積累、集中和在某個地域（城市或城市群）的集聚是必然現象。197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上依靠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在南方一個地級市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只有3000家左右，但企業的總數量可能達到30萬家，后者是前者的一百倍。當中國經濟規模（GDP）達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水平的時候，許多中小企業的存活就成為問題了。壟斷是不可避免的，許多中小企業將會倒閉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一些處于有利位置的企業能夠通過將中小企業擠出市場而擴大自己的市場，擴大自己的盈利能力。
這些企業的倒閉將會帶來許多問題。比如，他們擁有的土地使用權怎么辦？而新興的企業的所有權形式究竟怎樣安排才合理？特別是怎樣安排才能不會讓中國將來產生類似西方的那種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提出用財政刺激的政策來穩定經濟的理論。但是現在，凱恩斯主義在世界已經可以說名譽掃地了。為什么呢？因為凱恩斯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內在矛盾。一個國家能有多大的財政能力來克服漫山遍野、汪洋大海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內在矛盾呢？用一尊高射炮（財政）怎么可能消滅一個城市中彌漫在各個角落的蚊子（各個社區、開發區的企業）呢？
四、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怎樣的挑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做的大量研究（包括數本專著、數十篇論文；在未來幾年中我獨自或合作出版的經濟學著作或教材應將達到10部以上）使我認為，這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偉大進步。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解決這個社會主要矛盾。
為什么它構成挑戰呢？這是因為中國之所以出現這個矛盾，是與中國1978年以后所采取的發展模式分不開的。一個優化的模式應該能夠防患于未然，這正如一個優秀的將軍在對敵時將會嚴陣以待一樣。有一位軍事家說，一個越偉大的將軍越膽小。為什么呢？因為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太多了。對一個因素的忽略，就可能會導致戰爭的失敗。這就是中國俗語說“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道理。
當然，我們國家經過近70年的發展，在滿足人民需要這個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這一點，不僅美國人承認，歐洲人承認，中東人也承認。這是了不起的。但事物不是單維的，而是多維的。經濟發展也不是只有GDP的增長。中國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平等、環境污染、內需不足，正是在GDP增長的過程中產生的。很顯然，延續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是遠遠不夠的，是遠遠不能滿足人民新發展出來的需要的。但要滿足人民新的需要，就要采取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在一本即將出版的專著中提出了一種具有占優優勢的經濟發展道路理論，對應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
五、以制造業為重點，實施供給側改革是實體經濟發展的主推力，但制造業轉型是重點也是難點，當前最為棘手的問題是什么？
實施供給側改革是實體經濟發展的主推力，而供給側改革的設計主體是政府。當前，制造業轉型最為棘手的問題其實是理論問題。
首先，中國應該摒棄西方的政府與市場二分法理論。
至晚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就重申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個原則。可以說，這個原則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立黨之本，立國之本。然而，在過去的長期實踐中，在西方的政府與市場二分法理論的誘導下，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走得太遠了。西方人提出的政府與市場的二分法是基于西方實際，而且他們所謂的政府是資本主義國家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他們的市場實際上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為供給主體的市場。而且由于西方的這種二分法的限制，政府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西方政府的一些高官（如林肯、肯尼迪等）為了西方的社會的利益想要做出某種突破，卻遭遇了暗殺的命運。很顯然，中國應該徹底摒棄西方的這種二分法。
其次，我們的黨和政府可以發揮遠比西方黨派和政府更強大的力量。
“集中力量辦大事”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反映了這一基本事實。但應該注意的是，要辦的必須是大事、好事。一個事情大不大很容易判斷，但一個事情是好事還是壞事就不容易判斷了。不同的立場對同一件事情的好壞的判斷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在根據科學的理論確定了確實是好事時，我們集中力量去辦，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確定了一系列的真好事之后，在這些好事中選擇大事、急事優先辦理，就可以把中國事情辦好了。
以上兩點可以說是中國制造業轉型的最基本的兩個理論問題。我想理論問題弄清了，政策就好制定了。
六、如何克服這些困難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首先，不要急于求成。
世界是由矛盾構成的。根據這一原理，可以推論解決了這個矛盾，還會有其他矛盾。如果急于求成，可能這個矛盾尚未解決，卻又引起了其他矛盾，這就得不償失了。這意味著對一些改革不能劃定時間表，特別是對一些爭議較大的改革，更不能劃定時間表了。我們黨的群眾路線要求我們的任何大的改革都要充分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一點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什么叫作充分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并不總是能夠清晰地界定的。而且從世界看，許多所謂專家，其實并不能提供真正具有專業性的意見。許多專家不過是把他從事的工作作為一種職業來做，而并沒有作為一種對真理的追求來做。所以僅聽某些專家的意見是不夠的。
其次，廣泛地調查群眾意見。
群眾最關心什么？最關心的一是自己沒有錢買到想要買、應該買的東西（收入分配問題），二是買到的東西不想要（產品質量問題），三是環境問題，四是長遠發展問題。我想，如果中國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能夠解決這四大問題，就是巨大的成功。我想，群眾也會對這四大問題的解決提出一些方案。這樣得到的方案是最可靠的。那些出身基層、對基層生活有第一手了解有高度關切的專家的意見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基于以上兩點，也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我認為，新建一些省屬、市屬企業甚至央企是非常必要的（停止對現有國企的一切可能的私有化也是非常必要的；我看到，國資委出臺措施加強了對PPP的管理）。
西方國家在遇到經濟問題時，只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依賴。而本來，在我們國家，宏觀調控可以通過中央直屬和省屬、市屬的企業來進行。如果把這些企業都搞沒了，我們國家就缺少了管理經濟的有效抓手和杠桿。省屬、市屬的企業和中央直屬的企業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哪種企業沒有問題呢？而且省屬、市屬的企業和中央直屬企業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其問題的數量級也得西方企業問題的數量級要小。
我認為，有沒有這樣的企業，對于我們國家是否有效地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有西方官員指出，西方國家也不會把所有領域都私有化。因為這樣一來，其企業運營的成本就大大上升了。其成本上升的原因主要就在于，私有化后的企業必然追求利潤，而高利潤必然來自于高價格。所以上游企業的高價格就構成下游企業的高成本。我認為這一點在中國過去的改革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注意。在中國推進實體經濟發展上，這一招應該是關鍵一招。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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