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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錫文認為，我國迫切需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要不斷提高耕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注入強勁動力。陳錫文作為長期主導中央農村政策的官員，其以上表述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按陳錫文的講法，農業現代化有三大目標，即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一般來講，這三大目標是不錯的，中央涉農文件反復講“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此之謂也。不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政策支持來達到農民增收，似乎存疑。農業增產，必然導致農產品供過于求，從而導致農產品價格下滑，農民減收。所以，農業越是增收，農民越是減收，這是一個規律。且在農業GDP有限的情況下，一部分農民通過調整產業結構致富，必然導致另外的一部分農民減收?？傮w上穩定的農業GDP收入在數億農民之間分配，政府就應順其自然，而不應通過政策支持，尤其不能通過財政補貼來讓特定的部分農民增收而讓其他農民利益因此減少。國家要保證糧食安全，因此制定糧食收購最低保護價，但不能也不應去管農民致富與否。在市場條件下，農民會根據市場信號選擇種糧還是種經濟作物，是選擇從事農業還是進城務工經商。無論如何，增收致富是每一個市場主體的本能，是他們理性選擇的結果，而不應通過財政補貼去干預。國家政策是要補齊短板和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而不是要去干預農民自己的理性決策。

　　至于為農村繁榮注入強勁活力的說法也很值得商榷。中國經濟機會都在城市，農業GDP越來越少，且在還有數以億計農戶要從越來越少的農業GDP中獲取保底收入與就業機會時，國家不可能通過政府支持來保持農村的繁榮。反過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財物向城市流入的速度進一步加快，農村衰落是必然的。現在的問題是，雖然農村衰落是必然的，但因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農業仍然為數以億計的農民提供就業與收入，以及為了糧食安全，國家就必須通過政策支持乃至財政補貼維系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的秩序。也就是說，政策要解決的不是農村繁榮的問題，而是保底。農業現代化不是要達到高度的農村繁榮的目標，而是要在農村人財物向城市快速流動的情況下保持農業和農村的基本秩序。這樣的農業現代化是底線建設基礎上的現代化，而不是要讓農村比城市還要好還要繁榮。這是不現實的。

　　針對當前中央農村政策和農業現代化所內含的議題，有以下一些問題可作評論。

　　第一，最近幾年，中央政策尤其強調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何要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而不是支持幫助數以億計的小農，原因有二，一是擔心將來誰來種田，二是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做到適度規模經營，從而可以致富，可以更便利地采用農業技術裝備，可以增產。

　　問題是，中國兩億多農戶徹底脫離農業進入城市體面安居，不可能是一時半會可以完成得了的。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絕大多數農戶仍然要依托農業就業與收入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如此巨大的農業人口，相對于二十億畝耕地，戶均不過十畝左右，而在當前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一對夫妻種三五十畝耕地完全沒有問題，所以，現在乃至將來很長一個時期不會出現無人種田的問題，反過來倒是無田可種。在全國農村，凡是宜耕的土地，幾乎沒有出現一塊耕地被拋荒的情況。至于一些山區高丘地帶，因為水利條件太差，或地塊過于細碎，而被拋荒，不是無人種田，而是田無法種，這個時候，就應當通過國家投入來整理土地，從而為農民種田提供基本條件。

　　因此，培育包括資本企業在內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在是沒有必要。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若真的比農民種田更有效率和效益，他們就不需要培育，也不需要政府財政補貼，而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當前農村中其實已經自發地分化成長起來了若干有競爭力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他們成長起來，就祝賀他們的成功;他們失敗了，那也得由自己承擔責任。市場經濟中，每個市場主體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當前培育新型農業主體、發展現代農業的結果是，政府出錢培育出了一大批騙取國家財政補貼的騙子企業，這些企業缺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游泳的能力，甚至拿了政府的農業補貼就跑路了，這些情況可謂層出不窮。

　　與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適應的是地方政府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從而出現堆大戶、用財政補貼來形成規模經營的情況，這也很普遍。幾乎所有調查數據都表明，規模經營的糧食單產低于家庭經營，既然不能增產，國家為何要通過財政補貼來堆大戶呢?

　　第二，中央涉農文件幾十年如一日地將農民增收作為政策目標也值得商榷。幾十年將農民增收作為政策目標，就說明幾十年都沒有很好地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增加自己的收入，是本能，是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為了鼓勵農民增收，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政策，比如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甚至直接要求“加大對鄉村旅游休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要求“研究制定促進鄉村旅游休閑發展的用地、財政、金融等扶持政策，落實稅收優惠政策”。開發旅游資源，在當前中國城市資本過剩的情況下，有利可圖，資本當然會去，而以讓農民增收的名義給資本政策優惠甚財政補給來發展所謂“第六產業”，只能說這樣的財政資源使用得并不恰當。

　　國家支持三農的目的是要滿足農業三大基礎功能，是要維持農村底線，而不是為了讓農民致富，也不可能讓農民致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允許農民作為市場主體在市場中自由尋找市場機會，或給農民賦權才是根本的。通過財政補貼資本以使農民致富，結果很可能是資本騙取了國家財政經費，國家支農資金做了冤大頭。

　　第三，當前全國都普遍出現了將大量財政支農資金堆大戶、辦典型的情況，并謂之“新農村建設”，并且以農村生活環境條件比城市更好作為農村現代化的先進經驗，和作為農村建設的目標模式，這也是不恰當的?？傮w來講，人財物資源流入城市，農村相對衰敗和蕭條是必然趨勢。有些地區的農村，比如華西村，通過抓住市場機遇，在市場中獲取利益而富村富民，這個很好，但萬難復制。通過國家大量資源投入搞新農村建設辦點來打造出的新農村典型，實在是浪費了國家寶貴的支農資源。

　　在當前和未來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國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和主要矛盾是科技進步、產業升級，是中國產業由世界價值鏈的低端向中高端躍升，是由世界體系的邊緣走向中心，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根本就是在繼續保持“中國制造”國際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快速發育“中國創造”，最終由發展中國家躍升為發達國家。

　　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必須解決農業的短板問題，因為農業承擔著三項基本功能，正是這三項功能為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緩沖空間和基礎條件。而這三大基本功能都是以未來仍然要依靠農業就業與收入的數以億計小農家庭的底線生產生活秩序的維系為基礎的。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農村內生秩序的能力不足，正好國家有越來越多的涉農財政轉移支付向農村轉移。國家涉農財政轉移支付是在農業現代化的總名義下向農村轉移的，但其應起的作用是維持小農生產生活的基本秩序，從而發揮農業必須要在未來數十年時間承擔的基本功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現階段的農業現代化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非不顧國情、不切實際地貪大求洋，追求美國、歐洲或日本辦的現代農業，不是越大越好，越洋越好，越現代越好，越集約越好，越高投入越好，而是要通過國家政策支持甚至財政補貼來解決當前中國數以億計糧農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中的基本秩序問題，這個農業現代化是維持底線的，是服務于最為弱勢也最為多數的小農(尤其是糧農)的，是低調的、適用的、保底的。

　　當前，“農業現代化”一詞存在的問題是脫離國情而變成了各種好詞的堆砌，變成了許諾和許愿，變成了“高大上”、“強富美”、烏托邦。這樣，在農業現代化的名義下，很多本來應當由市場解決的問題卻獲得了國家寶貴的支農資金支持，國家真正應當支持的小農卻被排斥了。

　　要反思當前農業現代化的話語。我認為當前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已經走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