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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忠海

　　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國的GDP總量仍位居世界第一，但與之相對應的是，金融業的發展十分落后，從貨幣政策制定到金融市場監管，都與世界先進國家有很大差距。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中，還在學步中的中國金融業不斷走著彎路，在近代至少釀成過三次大的金融風潮，本就脆弱的社會財富在這些風潮中輪番遭到洗劫。

　　貼現風潮

　　貼現，現在商業銀行經辦的一項很普通的業務，指遠期匯票經承兌后，匯票持有人在匯票尚未到期前在貼現市場上轉讓，受讓人扣除貼現息后將票款付給出讓人，或者由銀行購買未到期的票據。簡單地說，就是為了獲取資金，把遠期收益在當前兌現，前提是擁有銀行出具可以將來兌現的匯票。

　　19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江南地區正在經歷著一場太平天國運動，但這場運動非但沒有打垮上海的經濟，反而讓上海呈現出一派繁榮之勢，許多躲避戰亂的人來到這里，或購房或租房，使房地產市場爆發式增長。據《上海法租界史》，一塊原來只值每畝200兩的地皮很快就可以賣到1200兩。同時，棉花投機生意在上海也很火爆，很多懂行不懂行的人都涉獵其中，據《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不到10兩一擔的花布很快漲到30兩，1863年上海的原棉出口較上一年提高了3倍。

　　無論“炒房”還是“炒布”，都需要大量資金，但此時上海的金融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中國最早的銀行——大清戶部銀行40多年后才成立，能為投資者提供融資的只有票號、錢莊等民營金融機構，它們的資金實力又非常有限。

　　獲利的沖動和資金的不足煎熬著人們，怎么辦?這時外國銀行出面了，他們推出了貼現業務，接受中國錢莊和票號出具的票據，錢莊、票號及商人聞風而動，紛紛用票據去貼現以獲取投機資金，開始還相對正規，但票據也是有限的，有人干脆自己開辦錢莊，不為做生意，只為能出具票據，這樣一來就亂了。

　　1863年，太平天國運動基本結束了，大量避難人口離開了上海，上海的房地產市場瞬間崩盤，房價大幅下降仍無人問津，房租跌了一半，在房地產市場投機的商人虧得血本無歸。屋漏偏逢連夜雨，國際市場上棉價又大跌，1865年倫敦市場上的棉花由每包15磅急跌到8磅，投機在棉花市場上的商人也損失慘重。外國銀行、錢莊和票號、投機商人構成了貼現的資金鏈，資金鏈斷了，從事投機的洋行率先倒閉，緊接著是錢莊和票號，這股因貼現引發的倒閉潮在1866年形成高峰。

　　倒賬風潮

　　過了十幾年，上海又刮起了一場倒賬風潮。

　　倒賬，近代金融從業者的一句俗語，意思是“賬倒了”，無法給儲戶支付，得關門了。這次風潮出現在1883年前后，起因是大批錢莊盲目為一些新開辦的公司發放貸款，公司經營不善，造成壞賬，連累到錢莊紛紛倒閉。

　　19世紀七十年代，受洋務運動的影響，中國又興起了一股開辦公司熱，1872年上海輪船招商局成立，其性質是官督商辦的股份制公司，對外發行股票，由于有北洋大臣李鴻章作后臺，公司成立后業績很好，股票價格也一路上漲，每股面額為100兩的股票最高時漲到了250多兩，這帶動了其他一批公司的開辦，其中包括許多礦業公司，股價也都一路看漲。

　　上海的投資者和錢莊經歷過十幾年前的貼現風潮的洗劫，此時元氣稍稍恢復，本應十分謹慎，但面對這一次投資機會又開始蠢蠢欲動，公司股價上漲自然是投資者追捧的結果，錢莊覺得太慢，他們想出了一招，直接向這些公司發放貸款，抵押的東西也很簡單，用這些公司自己發行的股票就行。在一個較為完善的資本市場里，股票作為一種有價證券是可以拿來抵押的，這種業務現在稱為質押貸款。但在當時，資本市場還很稚嫩，公司治理結構、信息披露這些防范風險的措施都談不上，一旦公司經營不善，股價就將暴跌，甚至成為一張廢紙。

　　但是，獲利沖動大過了對風險的恐懼，大批錢莊向這些新開辦的公司發放“質押貸款”，甚至主動請客吃飯央求人家接受貸款，有的錢莊資本金只有幾萬兩，但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兩，其他資金自然是眾多儲戶們的。

　　1883年前后，這些新開辦的公司大多因經營不善引起股價暴跌，開平礦務局的股價5月份還在200兩以上，10月份就跌到了70兩，跌破了100兩的“發行價”。錢莊損失慘重，貸款無法收回，“質押”的股票一天天縮水，儲戶聞訊來擠兌，錢莊只好關門。上海南北市有錢莊78家，受連累的有68家，其中40多家倒閉，鎮江、寧波、漢口、北京、福州等地的錢莊也受此牽連而大批倒閉，成千上萬的儲戶失去了血汗錢，他們聽到消息去找錢莊時，那里已空無一人，能做的也只是“遂將店內所有物價抄掠一空”而已。

　　貼票風潮

　　又過了十幾年，到1897年前后，上海又爆發了一次金融風潮，影響更大，損失更重。這一次金融風潮是由另一種稱為“貼票”的新的金融業務所引起的。

　　貼票也是一種與票據有關的業務，意思是“貼錢兌換票據”，儲戶到錢莊存錢，存100兩，約定年息為1分的話，存一年利息是10兩，本來的流程是錢莊出具100兩的存單，期滿后儲戶拿存單去錢莊取110兩的本息。錢莊覺得這樣還不足以吸引儲戶，于是推出了這樣的新業務：儲戶只需來存80兩，錢莊就出具100兩的存單，存滿一年來取錢直接取的是100兩，換算下來，年息超過了2分。

　　說白了，貼票就是一種高息攬儲，當時錢莊的年息是1分左右，通過貼票手段年息被提高到2-3分，儲戶得到的是超額回報，錢莊得到的是大筆資金。

　　問題是，這么高的資金成本錢莊能消化嗎?這里有一個背景，當時鴉片生意火爆，大量鴉片商人急需資金，成為錢莊最重要的客戶。另一個客戶是“合會”，也就是賭場，賭場從錢莊貸出款來，通過更高的利息放給賭徒。有這兩類客戶，再高的資金成本錢莊也敢要。

　　這還是想真正做生意的那些錢莊的想法，對于一些膽子更大的錢莊，他們突然發現用票據可以輕易換來真金白銀，票據是什么?不過幾張紙而已，哪來這么好的事?于是票據這種“無本買賣”又開始泛濫起來，一些有“門路”的人紛紛成立自己的錢莊，一個綽號叫“楊四”的法租界巡捕在大馬路開了一個錢莊，開出空票4萬兩;一個叫孔阿才的人在四馬路開了一個錢莊，本金只有幾百兩，開出的空票就有5萬兩。這些人并不怕，他們可以用新儲戶的錢去還到期的存款，在高息吸引下，新儲戶又源源不斷找上門來，成了一種“擊鼓傳花”式的游戲。

　　當然，這樣的游戲肯定會有玩不下去的一天，有人也許明白，但又總覺得自己的運氣不會那么差，都幻想著泡沫破裂前自己能全身而退，這種心理被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歸納為“搏擊理論”：在這個世界上，傻不可怕，可怕的是做最后一個傻子。

　　貼票泡沫于1897年下半年破滅，一部分錢莊無法兌付儲戶的錢，開始是退票，后來直接倒閉，一個月就倒閉了幾十家，許多錢莊老板“跑路”，跑不了的有些選擇了自殺。大批儲戶血本無歸，有的跳河、服毒，有的家庭破裂，巡捕房、法庭接到大批有關“貼票”的經濟糾紛案件，既無力一一偵查，也無力審判執行，上海社會被“貼票”弄得一團糟。

　　三大反思

　　貼現、質押貸款、貼票，這些名詞現在或許不算新奇，但在一個多世紀前絕對是新鮮事物，普通百姓難以搞懂。正是這些“新名詞”背后暗藏的所謂“創新業務”，使中國近代的金融業接連遭受重創，而每一次金融風潮所波及的，也絕不僅僅是錢莊、票號自身，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在一次又一次浩劫中被打擊，廣大百姓辛苦積攢的財產也在這一次又一次金融風潮中被浩劫，近代中國百姓的“積貧”、國家的“積弱”，在這幾場金融風潮中都能找到直接的答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反思這幾場金融風潮，至少可以得到三點重要啟示：

　　一是從這幾場金融風潮中可以認識到，不是所有“新業務”都能稱為創新。在一個創新型社會里，經濟需要創新，金融更需要創新，所謂不進則退，說明在原地踏步也是一種倒退，金融業要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持續健康發展，必須時時刻刻在創新。但金融創新的技術性很強，面對大量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如何分辨良莠是普通投資者難以做到的，這就需要創新者始終把握為何而創新、怎樣去創新的原則，切忌投機心態和短期行為，切忌鉆市場的漏洞打“擦邊球”，更不能利用甚至煽動公眾的投機心理制造所謂熱點，一旦市場失去控制，傷害的不僅是廣大儲戶和投資人，那些推波助瀾的機構自身恐怕也會先倒下。

　　二是從這幾場金融風潮可以折射出，金融發展一旦跟不上經濟的發展就會誘發投機行為。清末以來政權日漸式微，最高統治當局面前凈是棘手的事，根本不可能把金融建設提上重要議事日程，貨幣制度、資本市場建設、金融監管都嚴重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大清銀行20世紀初才姍姍來遲，支撐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是一些民營錢莊、票號，在以銀兩、銀元為主幣的情況下，市場倍感銀根短缺，嚴重制約了經濟的正常運行，一些正常的資金需求也無法得到滿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領域里的各種投機行為才得以大行其道，一次風暴洗禮所得來的沉痛教訓往往管不了幾年，不久之后新的投機行為又會上演。上海的貼票風潮剛過，僅5年后天津就上演了一次“貼水”風潮，可以稱為貼票風潮的“升級版”，是市場如此不汲取教訓嗎?根本的問題，還在于誘發這類投機行為的金融環境沒有得到改善。

　　三是這幾場金融風潮可以說明，一個國家絕不能把金融主導權拱手相讓。金融風暴來臨需要國家出面“救市”，這是市場渡過危機的最后一道閘門，但在這場風暴中，清政府幾乎沒有什么作為，不是不想救，而是力不從心。19世紀下半期以來，貿易逆差加上戰爭賠款，造成了中國市場資金面上總體呈現銀根吃緊的態勢，清政府以稅權、財政權為抵押多次向外國銀行貸款，私人錢莊為了擴大資金規模也向外國銀行借錢，外國銀行實際控制著近代中國的金融命脈，每次金融風暴即將來臨時，嗅到一絲味道的外國銀行搶先脫身，他們抽走銀根、逼迫還款，加劇了風險的生成和破壞力，缺少“救市”手段的清政府只能干看，任由市場自我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