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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忠海

　　中國的人口總數由商周時期的千萬左右發展到清末的4億，其過程并非等量增長，中間經歷了幾次反復和爬升，重要的梯級有1000萬、5000萬、1億等。造成人口梯級性增長的原因，除政治、軍事甚至氣候變化等因素外，經濟因素無疑更為重要。

　　千年徘徊

　　關于人口增長的規律馬爾薩斯有一個著名理論，認為人口在“無妨礙條件下”每25年會增加一倍。如果按這個速度計算，即使把西漢時期的公元元年中國人口總數假定為1000萬，到公元5世紀初的東晉時總人口就會突破1萬億了，但事實上這兩個時期的人口數卻沒有太大差別。

　　馬爾薩斯認為在“無妨礙條件下”人口以幾何級速率增加，但生活資料卻以算術級速率增加，一個是2、4、6、8……，一個是1、2、3、4……，按照這個速率，只需經過200年人口對生活資料的比例將會達到256:9，300年是4096:13，生活資料是制約人口自然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先秦時期的人口總數一直處在低位徘徊階段，據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夏代的人口約1300萬，經過近2000年的發展，到戰國末期仍大體保持在這一水平，秦統一時人口總數估計為2000萬左右。2000年的時間不可謂不漫長，但人口總數卻基本保持了穩定，原因就是生活資料供給的約束。

　　這一階段是中國傳統農業的萌芽期，出現了粟、黍等被馴化栽培的農作物，青銅農具代替了石質農具，又初步掌握了物候知識和天文歷，農業經濟有了初步發展，為養活上千萬人口提供了物質基礎。但總體來說，這一階段的農業生產還處在粗放和落后階段，作物品種單一，青銅農具存在很多缺陷，缺乏水利基礎設施保障，生活資料的增長受到極大制約，加上戰亂、自然災害等，人口始終維持在同一水平。

　　農業突破

　　中國第一次人口梯級出現在漢代，據《漢書•地理志》，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總人口數達到了5900萬，西漢末年人口數雖然銳降，但到了東漢初期又快速回升，據《后漢書•郡國志》，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人口總數為3400萬，章帝章和二年(88年)為4300萬，和帝元興元年(105年)為5300萬，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為5600萬。

　　兩漢300多年間人口總數大體在5000萬上下波動，較夏商周三代有了質的突破，除了統一王朝帶來的社會穩定以及戰爭的減少外，生產的發展、尤其是農業技術的突破性進步是最關鍵原因。

　　漢代進入中國傳統農業的形成期，農業由粗放逐步向精細發展，農具進入鐵器時代，出現了鐵犁壁、二人三牛的耦犁以及鐵耙、耬車、風車、水車、石磨等先進生產工具，畜力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力，耕作的速度和質量都大為提高，農作物品種也更為豐富，通過絲綢之路等途徑的傳遞，大量新品種農作物被引進，對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也更加重視，出現了更為精確的歷法，這些使得徘徊了2000年的勞動生產率得到質的飛躍。

　　夏商時的糧食畝產量缺少文獻記載，《管子》說過“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鐘”，這說是春秋時期的產量，畝產20鐘，1鐘為10石，即畝產2石。《漢書•食貨志》有關于戰國時期糧食畝產的記載：“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即畝產1.5石。由于計量單位的變化，這些數據需要進一步分析，據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一書考證，到戰國后期大豆的畝均產量約61.5公斤，粟的畝均產量約108公斤。

　　漢代糧食畝產量有了突破性提高，《前漢紀》談及西漢文帝時的畝產：“今夫農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即畝產3石。《史記•河渠書》講五千頃耕地“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萬石以上”，5000頃合50萬畝，即畝產4石。漢末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之也。”1斛即1石，這里說畝產10石，不過不是糧食的普遍產量，而是“良田”。但不管怎么說，漢代糧食單產較先秦時期有了較大提高，《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估算，漢代粟的畝產量超過了140公斤。

　　重心南移

　　漢代人口達到5000萬梯級后又出現了新的徘徊，其間發生的戰爭固然對人口變化有一定影響，但新的峰值出現后便不再進一步突破，根本原因還在于經濟對人口的支撐作用又出現了新的瓶頸。

　　魏晉以后國家出現分裂，人口一度出現了波谷，據《中國人口史》推測，三國時期人口總數在1400萬-1800萬之間，西晉的人口總數約2000萬，隨后人口出現了緩慢回升，南北朝人口最鼎盛時達到了4200萬，隋統一時約為4900萬。

　　從漢末到隋初，人口重回5000萬梯級用了300多年，與大一統時期的兩漢不同，這段時間國家處在更大的分裂與動蕩之中，政權分割，戰事頻發，對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破壞，嚴重制約了人口增長，在這種惡劣條件下人口總數重新回升，得益于經濟重心的南移。

　　晉代之前中國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廣大南方地區雖然早已納入國家版圖，但那里地廣人稀，多屬未開化之地，一直到漢末，黃河流域都是人口密集區，據《中國人口史》的研究，東漢時的公元140年，今河南省轄區內人口約923萬、山東省約863萬、河北省約638萬，而同期江蘇省約222萬、浙江省約81萬、廣東省約86萬。

　　從西晉末年開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氣候較熱，土地肥沃，更適合耕種，北方地區雖開墾較久，但潛力已經不大，且戰亂多發，迫使大量人口南遷。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從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到東漢質帝本初元年(146年)，全國耕地面積在6.9億畝至8.2億畝之間，如果考慮到統計的誤差，這一時期耕地面積應當大體保持不變，而到了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全國耕地面積一下子躍升到19.4億畝，增加了一倍還不止，多出來的部分，最重要的應該是長期開發江南所增加的。

　　漢末至隋初數百年的戰亂雖然嚴重削弱了生活資料的供給，但江南的開發恰好彌補了這一不足，所以人口總數才能重新回到5000萬的梯級。

　　結構矛盾

　　唐宋以后經濟進一步發展，不僅社會相對穩定，而且江南的開發進一步持續，這為生活資料的不斷積累創造了條件，在社會總供給量不斷增加的推動下，人口也在不斷增長，到宋朝時人口總數躍上了1億的新梯級。

　　在主要依靠傳統農業的情況下，養活1億人并非易事，除生產技術的進一步提高、水稻等新品種作物的進一步推廣外，各地區的均衡發展、尤其江南地區的深度開發功不可沒。據《中國人口史》的研究，南宋時今江西省轄區內的人口達到了1025萬，而同期河北省僅為466萬，江南地區后來居上。

　　1億的人口梯級一直保持到清初，拋開其間因王朝更迭而出現的暫時人口下降外，人口總數基本上又穩定了數百年，人口增長出現新的停頓，意味著生活資料供給又出現了新的瓶頸。

　　在此之前一直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但在經濟結構中農業并非唯一構成，自然經濟條件的小農經濟無法支撐起一個強大的國家，所謂“生活資料”，也并非吃飽穿暖那么簡單。宋、明之間人口出現了新的徘徊，與經濟結構矛盾不無關系。這是一個由量到質的轉變，意味著供需矛盾出現了新變化，明朝中期以后出現的消費變化更能說明問題。

　　明朝中期開始，人們的消費觀逐步由樸素變為追求享受，一些原本只有皇室、貴族和官員才有資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漸走向商業化和世俗化。從飲食消費看，一部分富裕家庭開始講究起來;從服飾消費看，人們逐漸突破了原有的服飾制度，富裕人家競尚奢華;從住房消費看，不僅房舍等第之分不斷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興起了“園林熱”，由士人帶動、富商跟進，私家園林被大量修建。除此之外還興起了“旅游熱”，一些鐘情山水的文人或結伴、或獨行，遍游山川，出現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樣喜歡自然山水的畫家。

　　這種“消費升級”現象是之前歷代所沒有的，與當時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變革不無關聯。當時歐洲一些國家正在經歷著一場工業革命，傳統農業已退出經濟的主導地位，手工業、服務業快速發展，這種現象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

　　但是，中國受到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卻沒能跟上這個潮流，由于經濟政策的保守和失誤，明朝在這一輪經濟結構調整中總體是失敗的，傳統農業依然占據了國家經濟90%以上的份額，生產效率難以得到提升，整個明朝200多年間GDP增速平均不到0.3%，不僅經濟總供給量不足，供給的結構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歷史有巧合，但更多情況下是必然。政治的好壞、戰爭的勝負以及關鍵歷史人物的出現固然可以影響王朝更替的頻次和方式，進而影響到人類自身的發展，但把時間的維度拉長到百年、千年以上，就可看出一些更為宏觀的規律來。

　　從數千年中國人口增長的幾次梯級變化可以看出，真正起制約作用的還是經濟因素，經濟增長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資料從而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但經濟增長又不可能永遠按照一個速度持續向前，它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經濟發展取得一次突破后又會遇到新的瓶頸，形成新的“供給約束”，這大概才是左右歷史發展進程的關鍵。

　　新的“供給約束”既有量的一面，也有質的一面，當人們不再只滿足于基本生存需要時，影響人口增長的“生活資料”便出現了新的內涵。改善供給既要重量也要重質，這使突破“供給約束”變得越來越困難，但每一次梯級性突破都會迎來數百年持續的新發展。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