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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論國企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基礎

　　——兼析中國新自由主義的綱領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2015年8月24日，下面簡稱《意見》）開宗明義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這是第一次明確表述國有企業不只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而且是重要政治基礎。作為重要“政治基礎”，就是要求我們要以經濟與政治統一的觀點、從政治的高度看待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而恰在這時，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也拋出他們的政治綱領：在未來10-20年內“中國或許成為一個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①并多次提出“三民”（民有、民營、民享）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進而實現“政權非黨化”的“民主憲政”。他們也是以經濟與政治統一的觀點誤導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也是要奠立他們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這兩種觀點、目標的尖銳對立，深化了理論上的博弈：必須認真克服淡化政治的傾向，防止和制止私有化沖擊，在闡明國有企業經濟意義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揭示它的重要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以保證國企改革的正確政治方向。

　　最直接支撐政權的經濟基礎并互相決定

　　習近平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堅持經濟與政治的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②國企改革也必須遵循這個原則，這是由國企的性質決定的。辯證法告訴我們，認識事物的性質最重要的是把握它的特殊性。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便是十分特殊的經濟形態。它同政治、政權、政黨有著直接的聯系，我們可分三個層面認識它的特殊性。

　　第一個層面，社會變動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從一般意義說，經濟是基礎，政權是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或者說經濟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筑是“第二性的”。然而，在社會制度激烈變動時期，就發生了特殊情況：政治就起決定作用，經濟基礎要求政權出來保護它、發展它。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③我們看待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時期，特別是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仍占優勢的時期，認識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同政治、政權、執政黨的關系，必須堅持這個觀點，認清它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支柱，從這個意義上也可理解為它同時是政治基礎。

　　第二個層面，國有經濟與國家政權的直接關系。除原始社會外，幾乎所有的社會和國家都有國有經濟，奴隸社會有國家莊園、工場等；封建社會有皇家工場、莊園、錢莊等；資本主義國家有相當數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多種形式的企業、國家銀行等；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有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其中有官辦私人大企業）；社會主義國家有規模巨大的國有經濟。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歸國家政權所有，受其支配，委托官員經營管理，直接為國家提供一定的經費、物資等。這就是直接支持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并且互相決定二者的性質和命運。就是說，國有經濟的屬性是由國家的階級屬性決定的，封建的國有制是封建性質的，資本主義的國有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國有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政權性質變了，國有制經濟性質也就隨之變了（如蘇聯解體后的變化）。可見，國有經濟本身是政治性最強的經濟，它比之非國有經濟具有更強的政治功能。正是基于此點，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有經濟相混淆，而這種混淆往往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手法。實際上，早在100多年以前恩格斯就批判過這種混淆不同國有制性質的手法（例如把法國的拿破倫和德國的俾斯麥的國有制也視為社會主義），“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④而現在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的奴才氣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第三個層面，社會主義國有制帶有更濃厚更強烈的政治特性。因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它的產生就是由國家政權的力量沒收和改造了舊的國有經濟（中國的官僚資本）、一部分私有經濟和借助國家力量產生的全新經濟成分，直接為國家的政治服務。（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同人民的國家政權直接聯系，即使政企分開（屬于經營體制）后仍由國家委派資產所有者代理人，主要干部由國家任免，貫徹國家的基本政策，有時國家需要而犧牲部分利益；（2）國家首先依靠的是工人階級，而產業工人階級骨干隊伍最主要棲居于國有企業，它是國家依靠階級的根據地；（3）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基礎是公有制，而公有制的主干是國有經濟，所以它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制要大得多，而且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這一點決定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的性質，削弱、取消國有企業，人民政權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4）國有企業由共產黨直接領導，從基本層面上說就像黨指揮槍一樣黨也指揮國有企業。就總體而言，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最強大的支柱，軍事上是黨指揮的人民軍隊，經濟上是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盡管后者與前者在不同的領域采取不同的領導方式、運行方式（商業性的國有企業還有兩重性，是以企業形式經營的國家經濟力量），但缺一不可。而且國防力量主要也是國有經濟支撐的；（5）在國際上，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力量和經濟方略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我國的國有經濟，它是同國際資本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對手，是爭取各國人民的主要經濟載體，在國際舞臺上展示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和形象。2014年在世界企業500強中我國占96個，其中國企占91.6%。能夠與西方大跨國公司抗衡的最重要的是國有企業，它是保衛社會主義中國經濟安全的中堅力量；（6）國企的存在和強大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基本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并且以最大限度地承擔社會責任，是平等正義的基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導力量。同時，它發揮“普照之光”的功能，對其他經濟成分（主要是私人企業）起示范、規導作用，引導先富帶共富的大趨勢。可以說，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共同富裕，必定改變社會主義本質。這是最大的政治。

　　由上述三個層面特殊性的分析，可以昭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政治功能。在這里，我們應當深化理解恩格斯的重要論斷：國家政權“也是一種經濟力量” 。⑤國家政權不僅能維護、掌控經濟基礎，而且能直接創造特有的經濟基礎；反過來說，這種經濟基礎又直接支撐國家政權。毫無疑問，它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又是這個制度的政治基礎。這兩大基礎密不可分。鏟掉這個堅實的基礎，社會主義也就無以立身了。所以，馬克思主義同新自由主義論爭的焦點在國有企業，就毫不奇怪了。

　　新自由主義攻擊國企的政治路線圖

　　正是基于國有企業是我國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新自由主義才抓住這個要害不斷地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攻擊。現在亮出他們的綱領，實行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也就撕去了“淡化意識形態”“淡化政治”的畫皮。我們層層剝開他們從經濟到政治的理論路線圖。

　　邏輯的起點：以市場取代基本制度，市場高于一切。他們從來不講社會主義，而把市場作為經濟生活的核心，而市場的基礎又是私有制，進而抹去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老手法。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揭露了當時的學者用商品流通掩蓋資本主義本質的虛偽性。馬克思指出：他們“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能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任何一門科學都不像政治經濟學那樣，流行著拿淺顯的普通道理來大肆吹噓的風氣。”法國的薩伊就是這樣。⑥毫無疑問，市場在經濟生活中是重要的，但它還不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根本。根本在于生產關系即所有制，市場作為交換方式，其性質取決于它所根植的所有制關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不僅取決于一般私有制，而最重要的是私有制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所有制，特別是能夠控制市場的大資本所有制，今天已成為金融寡頭。市場經濟不是孤立存在的東西，從而它也有一定的政治方向。列寧在上世紀初就指出：私有制為基礎的決定市場性質的“就是領導商品經濟的資本的力量”，⑦“我國的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領導者，在我國也同別的任何地方一樣，是資產階級”。⑧現在美國市場經濟更是大金融資本家主導其政治方向，正如美國參議員伯爾·桑德斯所說：“有人認為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國會。” ⑨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首先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強大的國有經濟則是它的第一主體。正是這個“第一主體”及其政治代表共產黨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政權服務。所以，新自由主義者們就集中力量挖人民民主專政的墻腳，實現其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

　　邏輯節點：國有經濟阻礙經濟發展，數量要減少，質量要降低（不再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叫做“反壟斷”。他們千方百計唱衰國企，把國企改革描繪成國企越來越失敗，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這是對歷史的歪曲。首先，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是以前30年為基礎的。在那艱難的年代，正是依靠國有企業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基礎工業主要靠國企。其次，在改革開放中，國企一面改革，一面支撐整體經濟半邊天，正是它掌握經濟命脈才為民企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和最重要的原材料（鋼鐵、能源、化工材料、機械、現代交通工具等），抵御經濟風險（包括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2013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為對外開放鋪路。民營企業（包括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外資企業和部分集體企業）如果沒有國有大企業支撐，就不可能有發展的國內外好環境。可謂“天欲墮，賴以柱其間”，“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鋪天蓋地”。再次，國有企業至今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強大支柱。服務國家戰略目標，承擔保衛經濟安全的重任。除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支撐國防安全外，一系列重大工程，如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青藏鐵路、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鐵和高速公路縱橫交錯等等，主要靠的是國企的力量。現在高科技占居世界領先地位的高鐵、核工業、水利設施等，主要也是國有企業作為載體。對外是開拓“一帶一路”的中堅力量。可以說，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國家的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況且，相比之下國企抗風險能力更強，國際經濟波動的風險也主要靠國有企業承擔（由于工業結構不同造成利潤下降）。它對國家財產的供給、對社會保障的貢獻，對農業和基本建設的支持，按GDP單位計算，遠高于民營企業。它本身克服了諸多困難，資產是增值的。改革開放30多年增值70倍，稅收貢獻占整個稅收的50%，其稅負為民企的2.8倍。同時，國企作為人民政權的政治基礎，付出巨大政治成本，獲取了支撐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政治效益。新自由主義者完全掩蓋了這些根本的事實。可以預料，在今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國有經濟仍是最重要的火車頭。

邏輯的終點：改變共產黨執政基礎，實行“非黨化”的西方“民主憲政”。黨的領導人曾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他們則說不，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他們提出的私人資本。這就完全改變了我國政權的性質，共產黨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人民民主政權變成了私人資本的保護神。我們應當有一種政治憂患意識：當大資本擁有者一旦羽毛豐滿，就會利用各種手段篡奪領導權，而且會受到外國大資本勢力的支持。西方敵對勢力之所以鼓動支持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攻擊國有企業，其最低的目標是削弱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對手（只有大型國企能與之抗衡），然后使中國變成他們的附庸國。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實際存在的最大風險，蘇聯的巨變就是實證。這正是新自由主義要實現的最終目的，顯然帶有階級斗爭性質，而新自由主義者最害怕揭露其政治禍心。

以上三點乃是中國新自由主義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路線圖三步曲，可見他們并沒有單純就經濟談經濟，而是以取消國有企業作為政治釜底抽薪的切入點。他們確實是從政治上看問題的。

　　在深化改革中強化“政治基礎”職能

　　面對我國國有企業承擔的經濟、政治歷史重任，面對本身自我完善的客觀需要，面對新自由主義虎視眈眈的經濟政治綱領，我們必須按照《意見》的要求，學習從政治上看待國企深化改革。這一改革是一個重大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這里側重談談如何在深化改革中善于發揮和增強它的“政治基礎”功能的有關問題。

　　首先，應當在完善其經濟基礎功能的同時，強化政治意識，明確其增強政治基礎功能的理念。以往談國企改革，往往以為是單純經濟領域的事，注重經濟措施，而不大重視政治內容。根據中央的《意見》精神，應當加深認識：國有企業也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因素，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基本制度的主導角色，體現社會主義方向，自覺地全面支撐黨和政府的基本政策，體現政治與經濟辯證統一，就是最大的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也是姓“黨”，聽黨的指揮，體現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領導作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承擔國家政治任務的經濟團體。在建國初期，我們黨強調國有企業是整個經濟的領導成分，對其他成分起表率、示范作用。現時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多種成分中也仍然是領導成分，不是享受特殊權利，而是承擔特殊任務，從政治上認識和履行主導經濟的職能，在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國家安全、承擔社會責任上能起帶頭作用，在必要的時候為整體利益勇于犧牲個體利益去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如穩定物價、保證供給、支持救災和國防安全等）。在企業內部要發揮政治優勢，增強企業和全體員工的政治責任感和政治自覺性，形成深厚的政治氣氛（如把經濟任務和科技研發當作政治任務）。從原則上說，要學習人民軍隊的建設經驗（只是形式不同）。這些年，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和“一手硬一手軟”的偏向，國企忽視政治的傾向也是值得注意糾正的問題。在此問題上，我們應當看到西方也不是單講經濟的，而是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如近期TPP的構建表面上是經濟問題，而奧巴馬明確講是針對中國的。我們就應從此得到反面啟示。

　　其次，在理論上認識國企改革的特殊性，在實踐中注重處理好幾個關系。（1）國有企業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的關系。作為企業，它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實體，應當以經濟與政治相統一的理念處理一系列復雜問題，增強政治嗅覺和政治能力，完成發展經濟的任務；作為“政治基礎”，它必須把經濟任務與政治任務、社會整體利益自覺聯系起來，不應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損害國家、社會、生態等方面的整體利益，而要善于兼顧，依法運行，帶動眾家。（2）經營方式上“與狼共舞”與保持“人性”的關系。國企作為市場主體，毫無疑問，應當積極參與市場競爭，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占領市場，成為強手，而不能放棄或削弱競爭力，更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失；但決不搞不正當競爭，要保持“文明經商”的做派和善于合作的風格，表現社會主義企業的氣質，對內成為平等競爭和友善協作的模范，對外成為體現中國大國風范的實體，團結國內外的朋友，不因小利而自戕。（3）發展混合所有制與保持國企基本特征的關系。在國企采取混合經濟實現形式問題上，新自由主義大做文章，以為由此可融解國有企業的性質，化公有為私有。實際上，《意見》規定得很明確，主要是“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提高國有資本配置的運作效率”，做強做優做大。又區分不同類型采取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和參股各種形式以及員工持股等，不準國有資產流失。在大部分混合經濟中國有資本仍占主導地位，保持國有資本的屬性、規則、任務和管理體系。這些涉及政治屬性問題，不能因此改變國有經濟的“政治基礎”功效，決不能被私有化“混合”走。可以預料，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形式是復雜的。對此，應保持清醒頭腦。（4）國家對國企放活與監管的關系。對此，《意見》已作了明確規定。就企業本身而言，應當提到政治的高度來認識，放活是手段，完成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是目的，要自覺接受監管，重大行動必須報國家批準，不能陽奉陰違、我行我素、放任自流，不能違背政治紀律。（5）企業的治理結構與黨組的關系（下面展開）。

　　再次，在深化改革中切實加強黨對國有企業領導。以往講國企改革，在其內部主要強調治理結構，講黨組織的分量比較薄弱。須知，深化改革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完善，也是政治優勢進一步發揮。否則，就會走偏了改革的方向。《意見》專門強調二者交叉關系，要加強黨的領導的組織保證。改善治理結構是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但對國有企業來說必須同時在組織上保證黨的領導作用。這就如同軍隊，各個兵種的組織結構是適應戰斗的需要，而黨的組織及其地位則是政治保證。國有企業同樣也必須自上而下地建立完整的黨組織系統，保證政治工作，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國資委應建立政治部，負責黨的政治工作。《意見》規定了國企中黨組織的主要政治任務，特別是黨管干部和從嚴治黨，堅定進行反腐敗斗爭，依法治企。這對保證國企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具有決定意義。我們應當像學習古田會議精神一樣去領會《意見》中加強黨的領導的重大意義，從根本上突顯國有企業同其他企業特別是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區別，使之真正成為黨在經濟領域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市場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主體。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個基本要求。

　　最后，增強抵制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浪潮侵蝕的能力。正如黨要接受市場經濟的考驗一樣，國有企業更要接受市場經濟、改革開放、“與狼共舞”的考驗，其特殊性使得難度更大。這個重大問題就要靠發揮政治優勢來解決，應當積極探尋強化政治的具體形式。要依靠加強黨的領導，提高國企的企業家和職工的政治素質最重要。國家對國企由管業務、管資產向管資本轉變，那么如何實現國有資本人格化則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經營者和勞動者的政治素質。一個國有企業就是一個大家庭、大學校，應當大力恢復和發揚大慶精神，積極探索企業中強化政治思想教育的路子。對于經營骨干則要有效地進行理論教育，使之經常明確政治方向，自覺抵制種種錯誤思潮，特別是西化影響。應當結合實際學習古田會議經驗，創造新途徑和新形式。如果說堅持公有性質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是馬克思主義同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綱領經濟上的分水嶺，那么堅持國有企業的“政治基礎”地位與作用則是馬克思主義同新自由主義妄圖改變我國政權性質的斗爭最終聚焦點，是根本的政治分歧。總之，國企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必須體現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必須體現經濟與政治的統一。

　　注釋：

①張維迎：《為什么國企改革非改不可》，新浪網2015年9月14日。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9頁。

③《列寧選集》第4卷，第407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52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頁。

⑥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頁。

⑦《列寧全集》第2卷，第328頁。

⑧《列寧選集》第1卷，第215頁。

⑨《人民日報》2015年7月26日。

　　（來源：《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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