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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共領導的敵后武裝逐漸壯大，日本侵略者感到芒刺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隨即改變戰略，對正面的國民黨軍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制壓作戰”，集中主要兵力對八路軍等敵后武裝力量實施“治安作戰”。為了消滅抗日根據地，日軍加大“掃蕩”力度，使用兵力超過50萬，進攻手段經常翻新。

　　在這種情況下，敵后武裝難免遭遇有些部隊被敵人包圍的情況。在抗戰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被日軍包圍后旋即崩潰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始終與優勢日軍作戰的人民軍隊，卻在突圍作戰方面頗有心得，加之長期殘酷的斗爭現實，更使敵后武裝磨練出一套突出重圍的看家本領，屢屢創下成功脫險的精彩之作。

　　沉著冷靜 有備無患

　　抗戰期間，敵后武裝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性，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明確要求：“(各級指揮部)應經常進行備戰的組織工作，……平時即假想各種敵情，看好各方地形，預定使用游擊隊、民兵、自衛隊的戰法，并進行演習。”對于部隊宿營地的選擇和警備，新四軍名將粟裕在《游擊戰術講授提綱》中專門提到：“進入營舍前，應首先斷絕營區四周的交通，封鎖消息，選擇營舍，以便于應戰、便于出入的獨立磚瓦房為宜。……在敵情緊張時，應特別加強警戒，派遣化裝偵察，設置潛伏哨。”他還指出：“游擊隊處在敵人后方，隨時有被敵人襲擊的可能，應隨時作好戰斗準備。”

　　1942年5月，日軍在華北發起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八路軍冀中軍區第22團分散行動，其中團部帶著兩個連轉移到群眾基礎好、有地道作為依托的宋莊。6月8日夜，八路軍一到宋莊，就著手修筑工事，不僅把路口堵死，把每個院落打通，還迅速從村里到村外筑起三道工事，把這里變成處處相連、火力交叉的防御堡壘，第22團首長還提出“多挖一鋤頭，少挨一塊炸彈皮”的口號。9日晨，工事修筑完畢，八路軍干部實地勘察，布置應急的戰斗方案，以防日軍突襲。沒想到布置剛一完畢，警戒哨就傳來消息：“村東北發現日軍騎兵。” 此時是6月9日晨7時30分。戰后了解，該部日軍是由第26師團參謀軍官組成的“戰地參觀團”以及護衛步騎兵，人數有300多人。雙方交火后，八路軍依托既有工事，予敵重大殺傷，此后周圍的日偽軍大量增援，攻打宋莊的兵力增至2500余人。八路軍與敵逐屋爭奪，激戰16小時，終于拖到晚上日軍停止進攻。午夜時分，八路軍分路突圍而去。此戰殲敵400余人，八路軍僅傷亡70余人，這正是戰備意識強帶來的好處。

　　1943年10月19日清晨，八路軍太岳軍區第2軍分區第20團和第772團一部在反“掃蕩”轉移途中經過團城村，由于部隊太過疲勞，指揮員周希漢決定就地宿營兩小時，但要求“戰士不能解背包，還要放好哨，東南兩個山頭要放小哨”。周希漢特別要求，在村東和村南三華里處各設一個緊急集合點，一旦有事，部隊先到村東第一個集合點集合。隨后，周希漢命令第772團第2連連長陳家貴在村西山頭制高點布置一個排，并要求該連不能休息，作為機動部隊。這些布置果然收到效果，團城村附近據點的日軍尋跡包抄上來，沒想到被八路軍哨兵發現，不得不提早轉入強攻，迅速進入戰斗狀態的八路軍搶占制高點，遏制住日軍攻勢，堅持到夜間成功突圍離去。

　　聲東擊西 出奇制勝

　　一般情況下，突圍部隊在兵力、火力甚至天候、地形等作戰要素上都處于弱勢，僅靠官兵自發的求生本能是遠遠不夠的。《孫子兵法》強調“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意思是突圍不僅需要“戰”的勇氣，還需要“謀”的水平，二者缺一不可。我敵后武裝在突圍時的謀略往往極為精妙，達到孫子所說的“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的程度，日軍包圍部隊往往在我軍聲東擊西、調虎離山等諸多計策中疲于奔命，最后露出破綻。

　　1941年11月5日，日軍三萬余人向沂南縣留田村殺來，企圖消滅山東八路軍指揮機關。當天早上，留田周圍均出現敵情，八路軍第115師特務營在外圍與日軍激戰，情況十分危急。15時許，山東八路軍領導人羅榮桓決定從留田向南突圍，這一決定令大家感到吃驚，要知道南面是日占區，敵人肯定有重兵截擊。但羅榮桓指出，留田西面和東面都有密如蛛網的公路，日軍早已布下“口袋”，同時日軍主力正從北面壓過來，倒是南面雖為日占區，但日軍忙于圍攻根據地，后方必定空虛，況且八路軍主動打進日占區，肯定會讓敵人猝不及防，迅速盤活戰局。下定戰斗決心后，羅榮桓命令部隊做好突圍準備，要求戰士一律上刺刀，壓滿子彈，同時宣布嚴格的行動紀律，任何人不得自由行動，在突出合圍圈之前，不許說話，不許咳嗽。當晚，數千名八路軍戰士利用敵人防區間隙，跋山涉水，巧妙地穿過三道日軍封鎖線，不費一槍一彈跳出包圍圈，隨行的德國記者漢斯·希伯將其贊譽為“無聲的戰斗”，稱留田突圍的指揮藝術“近乎神奇”。

　　而在1942年6月12日，冀中地區的八路軍指揮機關被日軍圍困在南威縣掌史村，八路軍將領呂正操認為，村內的八路軍雖有兩千之眾，但戰斗人員不到一半，其余全是學員和后勤人員，不足以強行突圍，遂決定就地固守，與敵打“蘑菇戰”、“頂牛戰”，堅守到天黑再行動。呂正操要求部隊不許出擊，敵人不到跟前不開槍，只準用步槍和手榴彈，緊急情況下才能用輕機槍，而且盡量點射，不要連發，沒有上級許可不準使用重機槍和迫擊炮，要故意示弱，讓敵人摸不清底細。日軍果然上當，以為面前不過是些“土八路”，倉促組織攻擊，結果屢屢被八路軍擊退，期間八路軍戰士幾次請求使用重武器，呂正操硬是壓住不準用。到了夜里，呂正操率部突圍，用迫擊炮、輕重機槍等武器猛烈射擊，將日軍暴露在村外的火炮、重機槍悉數摧毀，被打蒙的敵人再也組織不了新的進攻，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八路軍轉移西去。

　　令行禁止 配合默契

　　遇到被圍困的情況，我軍的初始作戰態勢往往十分不利，這種時候尤其考驗一支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在被包圍的情況下，往往會陷入整體性混亂，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各部之間的配合更是一盤散沙，這一點在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的最后階段表現得尤其明顯。而敵后抗日武裝在部隊的戰斗意志、組織性和紀律性方面則與國民黨軍形成鮮明的對比，即使是被絕對優勢敵人包圍的情況下，仍然令行禁止、配合無間，這種嚴密的組織紀律性正是突圍勝利的保證。

　　陸房戰斗就是典型的案例。1939年3月初，八路軍第115師第686團組成東進支隊，進入魯西建立根據地，日軍急調8000多人，在坦克和飛機的支援下，于5月初分九路向根據地撲來。憑借優勢裝備和兵力，5月11日，日軍將八路軍第686團(欠第3營)、津浦支隊、冀魯邊第7團以及輜重部隊、泰西地委、魯西區黨委等合圍于肥城縣安臨站鎮的陸房村。陸房村位于山地丘陵盆地中，東西寬約5華里，南北長約10余華里，四面環山，當時日軍已經占領四周的制高點，八路軍被壓縮在盆地中的狹小地帶，局面十分不利。11日白天，日軍連續發動數次強攻，都被八路軍一一化解，但八路軍的數次突圍也未能奏效。

　　入夜時分，雙方都停止了行動，第115師代師長陳光深知形勢危急，如果當夜不能有所作為的話，所剩力量已無法擋住日軍明天的進攻。擺在八路軍面前的有兩條突圍之路，分別是陸房村東南面的山間大路和西南面的山頂小路，前者地形復雜，便于隱蔽行蹤，一旦被敵發現尚有強行突圍的可能，從日軍架起的火堆觀察，那里的守敵人數不多，后者則要經過山頂，由于日軍早已控制四周高地，選擇這條路等于從日軍防御主陣地通過，一旦失手，部隊就陷于仰攻態勢，很可能全軍覆沒。可是，陳光決定從小路秘密突圍，出奇制勝，他向部隊傳達極為嚴格的突圍紀律，禁絕聲響喧嘩。22時許，八路軍開始突圍，一路上，日軍的火堆就在附近，日本騎兵從潛行的八路軍身旁奔馳而過，日本哨兵喊話清晰可辨，但日軍就是沒發現八路軍的動靜，結果幾千人奇跡般地從日軍鼻子底下脫險。

　　沙窩突圍戰是另一個范例。1940年正月初三深夜，匡根山率領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第5支隊第2營、商河支隊進抵山東沙窩、翟家一帶，日偽軍3000余人分乘50余輛卡車，在4輛坦克配合下直撲沙窩，企圖將這支部隊一舉殲滅。為了減少損失，八路軍決定讓一支小分隊佯裝突圍，牽制敵人，掩護隨軍的地方人員和傷病員轉移出去。第2營第7連受領了掩護大部隊轉移的任務，他們故意做出向東突圍的姿態，吸引日偽軍的注意力，此后該連與敵激戰一天，雖然被分割成兩個部分，但仍然守住了沙窩村。入夜之后，被分隔開的第7連兩部分不約而同地想到化裝成日軍的主意，其中一部30多人組成全副武裝的“日軍巡邏隊”，在一名會說日語的戰士帶領下，邁著整齊的步伐從巷子里走出來，向著烤火的敵人走去，趁著夜色堂而皇之地突出重圍，而另一部30多人則首先派人干掉日偽軍設在兩所宅院房頂上的崗哨，由一名會日語的同志與幾名戰士裝扮成日本哨兵，重新出現在房頂上，嘴里說著日本話，不時吹出幾聲口哨，以示正常。而其他戰士則一個一個地由村里轉移到村西圍墻下，搭起人梯爬過圍墻。只幾分鐘工夫，60多名戰士便消失在茫茫黑夜里。沙窩村一戰，八路軍以幾百人的兵力，突破了數千敵軍的合圍，而且消滅了300多名敵人，可謂平原突圍戰的奇跡。

　　兵法說：“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這一點用在突圍戰斗上再準確不過。但這里的“生”和“存”都必須以強大的戰斗力、嚴明的組織紀律性和堅定的戰斗意志作為保障，而敵后抗日武裝正是兼具了這些優點，才能創下戰爭史上的奇跡，獲得如此之多的突圍戰斗勝利。　(宋濤)

　　文章來源：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