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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黨史文苑》2015年第10期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停刊后，中央決定在華北解放區新創辦履行中央機關報職能的黨報。在新的《人民日報》定名前，毛澤東、劉少奇稱這個即將創辦的黨報為“大黨報”，以區別于其他解放區的黨報。就是這個“大黨報”通過刊發社論，引領了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輿論。

　　從農村編輯部走向國家首都，《人民日報》主要通過刊登新華社社論引導輿論，胡喬木是社論的主要撰寫者

　　“大黨報”《人民日報》于1948年6月15日創辦于河北平山縣里莊。編輯部在這里工作到當年10月下旬，后遷至相距不遠的獲鹿(今鹿泉市)東焦村，1949年3月中旬遷到已經和平解放的北平。這段時期，被稱為《人民日報》在革命戰爭中的“農村編輯部”時期。

　　這一時期，《人民日報》已經開始履行中央機關報的部分職能，但主要使命還是戰略區黨報，即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主要在華北地區發行，還沒有覆蓋全國。這一時期，以“新華社社論”代表中共中央重大政策的言論。這些社論的主要作者，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當時他兼任新華社社長)，由他承擔重要社論寫作任務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時止。

　　在華北辦報期間，社論發表的數量比較少，從1948年6月15日創刊至1949年8月1日正式升格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一年多時間里，總共刊登“本報社論”11篇，平均每月不足1篇。

　　正式升格為中央機關報后，《人民日報》的“本報社論”仍然不多，從1949年8月2日至9月22日的50天當中，共刊登社論6篇，它們分別為：《解決勞資糾紛的正確途徑———論北平國藥業勞資集體合同》(8月2日)、《鐵托反革命集團的假面具撕掉了》(8月27日)、《生產救災，節約備荒》(9月7日)、《繼續與災害搏斗，保衛秋收》(9月8日)、《三星事件的教訓》(9月12日)、《重視代耕工作》(9月14日)。

　　這6篇文章，除了關于南斯拉夫事態發表的社論外，其余5篇都是針對地域性(特別是華北地區)生產發表的言論。這充分說明了《人民日報》社論之路開始了一個轉型期，或稱為“過渡期”。一個標志就是1949年9月《人民日報》對于西藏事務的報道和評論。

　　1949年7月8日，西藏拉薩發生了地方當局驅趕漢族人和國民黨政府駐藏人員的“驅漢事件”。此事發生在人民解放軍進軍橫掃南部中國大陸，國民黨政權殘留勢力紛紛敗退臺灣之際。事件的挑動者認為，國共兩方均無暇顧及西藏，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時機。

　　由于通訊蔽塞，這一事件為外界所知時已經到了8月中旬。國民黨方面的反應微弱，“《中央日報》”1949年8月19日才刊登報道此事的消息，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媒體也看不到對此事的進一步反映。

　　西藏“驅漢事件”消息傳入到內陸就更晚一些，但《人民日報》的表現與“《中央日報》”絕然不同。1949年9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論”《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的領土——西藏》，社論稱：7月8日西藏地方當權者驅逐漢族人民及國民黨駐藏人員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劃下發動的。英、美、印反動派勾結西藏地方反動當局舉行這個“反共”事變的目的，就是企圖在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國的時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進一步地喪失獨立自由，變為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奴隸。這一個陰謀事變和最近美帝國主義妄圖吞并臺灣的陰謀是同出一轍。一百多年來英美帝國主義就一貫地圖謀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國主義在1860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錫金)。1887年和1904年又兩度發動過侵略西藏的戰爭。美帝國主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亦積極圖謀侵略西藏。美帝國主義曾派遣間諜到西藏活動，力圖經過西藏的若干上層分子，取得對西藏的實際統治權。中國人民對于美、英、印侵略者的侵略活動早已予以密切注意，而且深深地記取了他們這種與中華民族為敵的罪行。

　　這表明，在重大國家事務和對外關系上，新華社社論承擔著為中共中央發出聲音的職責。

　　《人民日報》升格為中央機關報后，胡喬木逐漸成為社論主要撰寫人。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報》刊登社論的密度明顯增加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胡喬木執筆寫成的社論《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這是胡喬木撰寫的第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也是《人民日報》轉型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以后發表的第一篇關系國家未來發展前景的重要社論，它是體現中央人民政府信念和決心的標志。從這篇社論開始，《人民日報》社論在展現國家形象、論述國家發展方向的時候，總是明確地表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態度，由此逐漸成為“國家聲音”的象征。

　　對于社論職責的承接和轉換，《人民日報》原總編輯李莊亦曾指出：在(1949年)8月以前，凡遇國內外重要問題，除中央直接發言外，多數通過新華社評論發言。《人民日報》成為中央機關報后，有段時間還是兩家發表評論。直到9月下旬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有重要評論都由《人民日報》承擔。新華社為國家通訊社，《人民日報》為黨中央機關報的性格完全明朗。

　　李莊的看法大體準確，《人民日報》社論的鮮明轉折點是隨著新政協會議召開，新中國即將成立而出現的。實際上這種轉換仍然有一個過程，持續到了1950年元旦以后。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報》刊登社論的密度開始增加。10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22篇。其中專題闡述新中國成立意義的2篇：《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10月1日)，《不可戰勝的人民國家》(10月2日);直接與外交關系有關的社論13篇，例如《打斷戰爭挑撥者的爪牙》(10月2日)、《中蘇友好萬歲》(10月6日);還有闡述重大事件意義的，例如《慶祝廣州解放》(10月16日)、《出版會議的收獲》(10月21日)、《提倡新民主主義的國民體育》(10月22日)。

　　從上述記錄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社論所述內容多數關系到國家政權建設的方針大計，是引領全黨工作，引導輿論導向的。

　　1949年11月，《人民日報》刊登的社論數量下降，僅為9篇。12月驟然下降為2篇，一篇是1949年12月18日的社論《毛主席訪蘇》，另一篇是與此相關的《向偉大斯大林祝壽的獻禮》(12月21日)。出現這個情況，可能與毛澤東訪問蘇聯，中共中央對重大國際事務的態度，特別是中蘇簽署相關條約的態度尚未明朗有關。

　　1949年前7個月《人民日報》發表的本報社論總共9篇，但在其后的5個月內，平均每月發表的本報社論已達8篇。《人民日報》刊登的社論驟增，說明了黨中央對《人民日報》發揮輿論引導作用的要求進一步明確了。

　　《人民日報》社論成為黨中央和國家的喉舌，起到團結全黨和引領國內輿論作用，需要付出很大努力，需要培養和鍛煉出更多的社論撰寫者。新中國成立之初，幸好有胡喬木這樣有經驗的領導親手動筆撰寫，為《人民日報》編輯部撰寫社論樹立了榜樣和增強了底氣。

　　1950年1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元旦社論，也稱為“新年獻辭”，是新華社社論，題目是《完成勝利，鞏固勝利》。這篇社論特別重要之處，是宣告了1950年黨和國家將要完成的主要任務。其中第一項任務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戰爭，肅清中國境內的一切殘余敵人，解放臺灣、西藏、海南島，完成統一全中國的大業”。這也是《人民日報》最后一次采用新華社社論。

　　在這個社論中有一個重大的新的表述，即，將解放西藏的任務列入了1950年的國家使命。

　　按照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原定計劃，解放軍進軍西藏時間還要靠后一些，但是1949年7月的拉薩“驅漢事件”改變了中共中央原有看法和主張，促使黨中央和毛澤東調整解決西藏問題的時間表。這一點，就是通過《人民日報》刊登“元旦社論”來宣告于世。

　　作為與社論的呼應，1950年的《人民日報》，對于西藏的報道大量增加，形成熱點，為隨后解放軍進軍西藏進行了輿論準備。在此期間，要了解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態度，最為直截了當的方式就是及時閱讀《人民日報》。

　　進入1950年后，《人民日報》社論逐漸承擔起全黨輿論中心和旗幟的作用，逐步培育和成長了一支社論寫作隊伍，刊登社論開始實現常態化

　　1950年是《人民日報》社論發生根本性改變的一年。

　　從數量上說，全年發表本報社論137篇，平均2.66天即發表1篇社論。縱觀《人民日報》1950年的社論內容，主要是針對重大國際和國內問題發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的意見。上半年總共發表社論47篇，其中論述中蘇關系的4篇、中美關系的3篇(其中包括了臺灣問題)、中日關系的3篇、中越關系的2篇、因朝鮮戰爭爆發而發表的社論1篇，與外交關系直接相關的社論達到13篇，約為總數的27.6%，超過了四分之一，這些社論代表中國政府態度。高頻率的重大社論，遠非幾個人即能承擔撰寫的。特別是針對比較具體的問題發表指導性意見時，不僅政策性很強，而且撰寫難度也比較高。實際上，1950年上半年有若干篇《人民日報》社論，是新中國國家領導人中的一些重要干部來親筆撰寫的。

　　1950年2月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學會管理企業》，作者李立三，他當時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3月10日社論《為什么要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作者陳云，他當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3月20日社論《稅收在國家工作中的作用》，作者薄一波，他當時任財政部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檢索這半年中的《人民日報》社論，有關國內戰爭結局事務的論述仍占較大比例，表達了黨中央和國家的重要戰略意向。

　　1950年4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慶祝登錄海南島的勝利》中說：“人民解放軍在瓊崖的勝利登錄，對于今后對金門、舟山和臺灣的渡海作戰有極重要的幫助。……大家可以確信，竊據臺灣等海島上的五十幾萬殘余匪幫之被全部徹底消滅，已經為期不遠了。”這段話里實際上表明，解放軍正在組織臺灣戰役。

　　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斥帝國主義強盜杜魯門的非法聲明》，表達了在朝鮮戰爭爆發后，反對美國軍艦進入臺灣海峽阻撓解放臺灣的行徑，反對“臺灣地位未定”的言論，社論表示：“中國人民必將繼續努力解放臺灣。”

　　從此以后，凡追溯臺灣問題起源的歷史文件，都會論及這兩篇《人民日報》社論。

　　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一度打破了東亞地區的戰略平衡，使朝鮮成為國際目光關注的熱點。《人民日報》1950年下半年的社論頻率大大提高，達到90篇，基本上每兩天發表1篇社論。其中論及朝鮮問題的社論達30篇以上，還有論述中日、中蘇、中越及其他國際關系的社論。半年時間內，《人民日報》發表有關重大國際關系或外交關系的社論達40篇左右。

　　《人民日報》1950年下半年社論數量明顯增多，呈現常態化的特點，表明人民日報組織和撰寫社論的隊伍正在逐漸成長。胡喬木仍然是主要撰寫者，鄧拓也已經成為《人民日報》社論又一個主要撰寫者。以總編輯鄧拓為主的社論寫作隊伍逐漸成長起來。

　　《人民日報》總編輯親手寫社論，是從胡喬木、范長江、鄧拓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形成的工作常態，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民日報》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