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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在平型關大捷后不幸負傷，被送回延安治療。延安有一座中央圖書館，林彪是圖書館中借書最多的人。20世紀50年代林彪在北京養(yǎng)病，只要身體稍好，他就像在延安一樣，要秘書到北京圖書館為他借書。

林彪秘書談林彪的讀書生活

李德口述，舒云整理

原載《同舟共進》2012年第4期　

1960年1月，林彪在廣州珠江賓館主持召開全軍高級干部會議。作為新任國防部長的林彪，要在會上就形勢與任務發(fā)表講話。新任伊始，有許多問題需要明確的回答，特別是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被國際上某些人攪得十分混亂。雖然林彪并不是發(fā)表公開講話，但是面對幾百萬解放軍官兵，在這個大是大非上必須旗幟鮮明亮出自己的觀點，林彪決定從列寧的著作中看一看列寧對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觀點。因為列寧的話更具有權威性。他向秘書交代：“從廣州軍區(qū)政治部借一套《列寧全集》來，現(xiàn)在就要！”

秘書把書找來之后，他數(shù)了數(shù)共有38卷。林彪問：“就這些嗎？”秘書回答現(xiàn)在已經出版這么多。于是林彪和秘書分了工，第1卷至19卷由秘書看，第20卷至38卷由他自己讀。他指示秘書把列寧著作中凡是講到戰(zhàn)爭問題的語句章節(jié)都摘抄下來做成卡片。他自己讀的部分由他用紅筆劃出，找別人幫助摘抄。并且要求兩天之內完成。秘書擔心,《列寧全集》后19卷份量大，是不是秘書多承擔一些，林彪回答說：“從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這一段時間，有關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列寧的論述最多，還是我自己來看。”兩天過去了，林彪的辦公桌上放著200多張卡片。

他一邊翻檢，一邊分類。有的還用紅筆在旁邊加注，顯然他已經胸有成竹。為了回答一個問題，為了對“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權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寧全集》全面復習了一遍，這種嚴謹?shù)膽B(tài)度確是不同尋常。隨后林彪在會上作了長篇發(fā)言。

會議結束了，大政方針基本上定下來了。于是如何帶兵、愛兵、用兵的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會上確定的大政方針也要一項一項落實。林彪讓公務員找秘書來。秘書一進屋，林彪就說：“你再給我找一些書，主要是古代的兵書。這些書里有許多帶兵之道、養(yǎng)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處。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買。”這時已進入2月，臨近春節(jié)，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較少日常公務的干擾，多讀些書。秘書從廣東省圖書館古籍書刊部查出一部《武經七書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十冊，看起來 還未曾借出過。秘書立刻請廣州軍區(qū)政治部協(xié)同辦了借書手續(xù)，把書借到手。

《武經七書直解》是從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書的合編。有《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六韜》、《唐李對問》等。

林彪看到這部書十分高興，像得到什么寶物似的。馬上喊叫“葉群，葉群”！葉群正在她自己的小辦公室里，聽到喊聲，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立即跑出來。林彪沒等葉群問話就說：“葉群，我告訴你，今天借到一部好書，我們兩個人一起來看。”就這樣整個2月份，林彪從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一直埋頭讀這部書。葉群也跟著讀。辦公室也忙起來，兩個秘書，一個尉官，還有兩個只有初中文化的內勤，一齊動手，都來參加抄兵書語錄。按照林彪紅筆勾劃的記號，一句或一段話抄一張。然后分別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七個專題分類匯集。從林彪的神情看，這段時間，他顯得輕松、愜意，一有空就和葉群談這部書，說這是“中國古代兵家重要遺產”，還說“要是都翻譯成白話文就好了，可以讓干部都讀一讀。”后來有一天葉劍英元帥來看林彪，林彪向葉帥推薦了《武經七書直解》，并且向他建議：是不是可以組織一些專家，把《武經七書直解》翻譯成白話文。事過20多年，到了80年代，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譯成的古文和現(xiàn)代文對照的《武經七書》終于出版了，這是后話。

提起這部《武經七書直解》，還有一段插曲。林彪有個習慣，凡是他讀過的書就單獨保存，其他人員甚至葉群都不能隨意翻動。

這部書是借圖書館的，只能用一個月。40天過去了，圖書館向廣州軍區(qū)政治部經辦人催要。秘書向葉群請示，看怎么辦好。葉群知道林彪的習慣，又何況林彪十分珍愛這部古籍，就讓秘書以國防部辦公廳秘書的名義同圖書館商量，再延期三幾個月歸還，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這部書，等回到北京想辦法買一部。秘書也只好這樣辦了，重新給圖書館開了借條，確定了廣州軍區(qū)政治部的聯(lián)系人，圖書館終于同意了。后來回到北京．秘書幾乎跑遍了所有的中國書店舊書門市部，都沒有找到，而且許多老營業(yè)員都不知道有這么一部典籍。秘書犯了難，幾乎絕望了。每天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逛舊書店。一天偶然在隆福寺小街，發(fā)現(xiàn)一家門面很小的舊書店，就進去詢問有沒有這樣一部書。營業(yè)員回答說沒有，但又說我們店后面有兩間書庫，你要有興趣可以自己找找，秘書當然愿意。一個人在書庫足足翻了兩個小時，終于發(fā)現(xiàn)一部《武經七書直解》，與廣州借的那一部同一個版本，只花了10元錢就買下了。秘書向葉群匯報了買書經過，葉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作了報告：“101，我們又買到一部《武經七書直解》。這回好了，可以還給廣州省圖書館了。”葉群讓秘書趕快請辦公廳托人給廣州軍區(qū)政治部送去，歸還圖書館。從此，林彪給秘書交代了一個任務：“有空的時候多去舊書店走走，發(fā)現(xiàn)好書就買下來，就算是你們替我逛書店。”這里需要說明的是，“101”是林彪在東北野戰(zhàn)軍任司令員時的代號，葉群幾十年來一直用“101”稱呼林彪。

3月，林彪看到葉群通讀《武經七書直解》以后，打下了一定的讀古籍文獻的基礎，就讓她趁熱打鐵，讀《綱鑒易知錄》。林彪讓秘書給北京家中打電話，送文件時同時帶《資治通鑒》和《綱鑒易知錄》來。他自己讀《資治通鑒》，葉群讀《綱鑒易知錄》。林彪讀書很快，他有自己獨特的方法。秘書們有時也一起議論，首長看書速度怎么這么快？后來有一次林彪和秘書閑談時談到，如何讀大部頭書。他說：每讀一本書都要有明確的目的，有重點，有針對性，有些章節(jié)要精讀，有些章節(jié)可以粗讀，有些章節(jié)索性不讀。讀書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時一目一頁，有時一目十行，有時則十目一行，這樣就可以大省精力。為了讓秘書提高讀書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復過他的這些話。

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讓秘書到書店買一些古代名家論述政治方面的書。秘書聽了他的話之后有些發(fā)愣，不知該買些什么書。林彪覺察到這一點，立刻補充說：比如賈誼的《過秦論》、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等等都屬于這一類。秘書恍然大悟，于是到書店給他買回了一部線裝的《昭明文選》。林彪連連說：對，對，我想找的就是這一類的書。一連十多天，他就讀這部《昭明文選》。

在讀書上，林彪還有一個習慣，他的書桌平時只擺一部書，其他書刊統(tǒng)統(tǒng)不能放。這部書讀完，再換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說過的話：“心中書不可少，案頭書不可多”，這樣才能專心致志作學問。

這一年4、5月間，林彪圍繞“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這個命題，反復研讀了毛澤東主席有關政治工作方面的論述，在這個基礎上林彪提煉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軍戰(zhàn)斗力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這句話，以題詞的形式公開發(fā)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段時間，林彪讓秘書搜集當時連隊的政治教材。他說：“我很多年沒有接觸部隊了，現(xiàn)在連隊指導員是怎么做工作的？還講不講政治課？講些什么內容？教材有沒有？教材是哪里發(fā)的？你到附近的連隊轉一轉，直接和指導員見面，同時把連隊的政治教材要一些來，不管是總政治部編寫的，或是軍區(qū)編寫的，還是軍一級政治部編寫的都要，不怕多，搜集越多越好，我要自己讀一讀，看一看。”秘書在北京附近走訪了不同軍兵種的幾個連隊，搜集了從不同角度編寫的十幾種連隊政治教材。林彪一本一本讀，一本一本看。很明顯，他的調查所得凝聚在9月份發(fā)表的《四個第一》的講話中。

7月，林彪全家到廬山度假。林彪帶了兩本書，一本是《曹注孫子》，也就是曹操對孫子兵法的評注。這本書他不知已經讀過多少遍了，封面都破了。林彪在書上作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勞塞維茨的《戰(zhàn)爭論》。這是一部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軍事理論著作，而克勞塞維茨也因這本書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軍事戰(zhàn)略理論家之一。林彪是圍繞克氏的主要命題：“戰(zhàn)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xù)”來研究這部名著的。

順便提一下，林彪讀過西方許多名著，他的小圖書室內陳列的書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常常掛在口頭上的，也是他比較喜歡的西方名著有“四論”，即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克勞塞維茨的《戰(zhàn)爭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語：“四論四論，都是學問。”林彪涉列的范圍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8、9月間，林彪閱讀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哲學筆記》、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著作。這時林彪正在醞釀他準備在9月召開的全軍高級干部會議上的一篇講話。他讓秘書“幫助”他圍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在一定條件下意識對物質有巨大的反作用這樣三個命題，從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找出有關論斷。林彪說：“不要怕重復，即便是詞句完全相同，只要在不同的段落、不同的著作上出現(xiàn)．都要摘抄，這樣就自然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林彪擅長于從他自己的閱讀中，從他反復地推敲這些語錄中，提煉、凝聚出自己的觀點。

10月，就在緊張忙碌的全軍高級領導干部會議上，林彪每天清晨反復研究毛澤東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等篇章，從內容、文章架構方面，一段一段仔細推敲，用來指導會議的兩個起草小組把《關于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草案寫好。后來這個決議在指導全軍思想政治工作建設、改善部隊的政治面貌、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成為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

11月，林彪帶著葉群到廣州。到廣州的第二天，林彪就讓秘書搜集東西方各發(fā)達國家軍隊的各種條例、條令。如步兵操典、野戰(zhàn)條令、內務條例、訓練綱要等等。林彪說：“這些東西過去黃埔軍校、保定軍官學校、云南講武堂都有一些，現(xiàn)在大都散失，廣州也許能找到一些，不然就花錢到香港舊書店、舊書攤找找看。”

這次秘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搜羅到幾本。林彪也顯出幾份驚喜，拿出放大鏡，一本一本看。因為這些東西只有小學生字典那么大，字體也小，翻譯得很粗糙。葉群擔心林彪把眼睛看壞了，幾次勸阻他不要再看了，“讓秘書給你讀一讀吧”，但是林彪沒有理會她。原因是中央軍委要召開條令條例會議，研究制定人民解放軍的內務、紀律、戰(zhàn)斗等條令，只有親自摸一摸這方面的有關材料，到了會上才有發(fā)言權。

以上是l960年一年間林彪讀書的大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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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幢被列為文物重點保護單位的文津閣北京建筑出自德國建筑師之手。其實外國建筑師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們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國”圖書館內部的設施非常先進完全達到了當時世界的一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