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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西式民主，從來就是富人的政治游戲和政治夢想。但憑借西方國家的強大實力和強勢話語體系的包裝與建構，西式民主的話語體系 不僅隱匿了其資本主義的本性，而且壟斷性地控制和操縱了世界各國人民對于民主的理解和追求，使西式民主帶上了“普世性”的光環，并把西式民主的輸出作為其 控制世界的新戰略，以達到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西化和分化等目的。

　　在西方政治學中，“民主”涵蓋了從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到現代代議制的“間接民主”等多種民主形式?，F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化是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西式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基本貫穿了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政治文明發展的歷程。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政治實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將其發展到了比較完善的地步，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兩院制、三權分立等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表現形式，這也使得西式民主政治發展深深地烙上了資本主義的本性。不過，作為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獨特理論表達及其表現形式的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它不僅隱匿了西式民主的資本主義本性，而且給自己披上了“普世性”的外衣，顯得格外的強勢和喧囂。

　　一、西式民主政治的資本主義本性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統治階級采用什么形式實現對被統治階級的統治，都是由統治階級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因此，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中，盡管資產階級革命創造了使商品經濟擺脫政治權力控制而自由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即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化，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而對人民來說，政治生活只是“天國”的生活，“彼岸”的生活，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人間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西式民主的實質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今天，隨著西式民主政治兩三百年的發展，其制度形式雖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但其資本主義的本性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其一，西式民主政治仍是資本控制的政治“游戲”。對于資本主義民主，恩格斯曾指出：“我們在那里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于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雖然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的民主化轉型，西方大多數國家建立起了憲政基礎上的競爭式大眾民主制度，公民普遍獲得了參加民主選舉的權利，但西式民主政治并沒有擺脫資本的控制。據美國政治響應中心2014年統計表明，在美國國會534位議員中，至少有268位議員（一半以上）凈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美國國會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富人俱樂部”。美國的民主以“錢袋的民主”著稱于世，金錢被稱為“進入白宮的鑰匙”，“從根本上講，西方嚴密的選舉安排不過是為資本控制政權提供了便捷的途徑，以至于人們普遍堅信，誰能從有產者那里籌集到更多金錢，誰就更有可能登上權力寶座。”（劉杰：《資本操縱民主西方民主擴張失靈》，《人民日報》2014年8月5日）

　　其二，西式民主政治依然是反映少數利益集團特殊利益的政治。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表面上看，西式民主的多黨競爭和自由選舉使每個公民都有平等參與的權利和參選勝出的機會，似乎最能體現民意，但從實踐操作來看，競選拼的卻是資源、財富和勢力。因而，在這種普遍民意表面聚集的背后，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各種資本力量、特殊的利益集團或少數精英群體，西式民主政治所反映的依然是少數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其所要決定的涉及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大事項是普通民眾根本無法控制的，普通民眾手中的選票只能簡單地體現為社會公眾的“認同度”，但卻無法真正有效地反映所有選民的根本利益。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開展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有組織群體，對美國政策擁有強大的獨立影響力，而基于大眾的利益群體和普通公民的獨立影響力較小或不具有影響力。

　　對于西式民主的資本主義本性，鄧小平曾鮮明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0頁）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也在分析當前西式民主的實踐基礎上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表面上你擁有民主，可以以你所喜歡的方式自由投票，但實際上這根本沒有什么作用，因為你的命運決定于他處，決定于議會之外，決定于市場當中。因此，他呼吁人們“再也不能接受被普遍宣傳的所謂民主與資本主義一致的觀念”，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資本主義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潛藏著專制主義”。

　　二、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對資本主義本質的遮隱

　　不過，二戰以后，尤其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隨著西式民主在全球的拓展和資本主義國家憑借自身的優勢地位，以及對民主話語權的掌控，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內含的科學化邏輯和價值中立性原則卻逐漸遮隱了其資本主義的本性。

　　1.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民主話語權的掌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述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憑借在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地位，牢牢確立了對民主話語權的掌控，誘使整個非西方社會加入以所謂“自由與民主”為框架的政治話語體系，使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帶上了“普遍性的形式”。對此，喬姆斯基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對輿論媒體的嚴格控制，通過五個層面的“過濾”，即把大多數沒有錢的人的東西“過濾”掉，把不能帶來大量廣告收入的東西“過濾”掉，把非政府的“非客觀”的東西“過濾”掉，把不承受壓力的東西“過濾”掉，把“共產主義”的東西“過濾”掉等，牢牢掌控了民主的話語權。一方面，使得普通民眾無法進入輿論媒體這個圈子，媒體的報道完全取決于掌握媒體的有錢人；另一方面，極力宣揚一種“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成了民主話語最有效的“過濾”機制。只要一種東西被視為對國家統治者的財產利益產生了威脅，就把這種東西當作“共產主義的”或“親共產主義的”加以封殺。正是借助對民主話語權的牢牢掌控，西式民主話語體系逐漸屏蔽了對其不利的因素，從而帶上了“普遍性的形式”，而其所具有的資本主義本性則逐漸被遮蔽了。

　　2.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科學化邏輯。二戰以后，受行為主義科學發展的影響，政治學的研究也帶上了行為主義的傾向，并逐步成為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主流之一。行為主義政治學是西方政治學家努力使政治學科學化的結果，其主要特點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主張以政治行為和行為互動作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二是強調政治研究形式和手段的精確化、數量化，注重定量研究而拋棄定性研究；三是強調以經驗分析為核心內容的實證性研究，主張政治研究應該是經驗性和描述性的；四是主張政治學研究應該“祛除價值”，強調以不偏不倚的科學態度和方法去得出研究的公正結論；五是主張吸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對政治現象展開多種方式、多種角度、多個層次的研究；六是規定自己的分析任務不在于政治的“應然”，而在于政治的“實然”。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學研究雖然展開了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尖銳批判，逐漸轉向后行為主義政治學，但在嚴格意義上說，后行為主義尚不足以成為一種發展充分的獨立的政治學理論。因為，它并不像傳統學派那樣要根本否定行為主義，而是行為主義政治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種，是在行為主義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西式民主話語體系也打上了深深的科學化烙印，其對民主話語的闡釋不再關注其背后的“主義”問題，而是遵循著科學化的邏輯，注重對民主的實證性經驗研究和精確性的定量研究，資本主義的本性自然也被屏蔽。

　　3.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價值中立性原則。價值中立論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針對學術研究提出的一種理論觀點。韋伯認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要擯棄個人的主觀情感，中止價值判斷，以尊重事實的客觀態度從事學術研究。他還把價值中立的觀點與現代性結合起來，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興起是合理化的產物，表現為工具理性的擴展和價值理性的萎縮。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韋伯關于價值中立的觀點深刻影響了西方政治理論界對于民主的看法和研究，逐漸形成了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價值中立性原則。中立性原則作為當代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旨在應對現代性情景中關于善的觀念分歧，常常被簡單地表達為如下主張：“國家應當對于各種不同的善的觀念保持中立”。以羅爾斯(JohnRawls)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義”學說，即以放棄“整全性學說”為條件，依據中立性原則而避免不同的善的觀念之間不可解決的沖突，以此達成每個合理的人都能接受的政治正義原則。如此一來，西式民主政治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整全性學說”，自然也就在西式民主話語體系中被隱匿了。

　　三、資本主義本質隱匿之后的西式民主話語體系

　　資本主義本質隱匿之后，并不意味著西式民主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相反，經過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遮隱和對自身邏輯的“美化”，一方面使得西式民主的資本主義本性更加穩固和安全，使得現實政治的危機和問題不再直接指向資本主義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而將注意力聚焦于民主的制度設計和操作運行，這也是為什么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再一次產生懷疑和質疑的同時，但在政治話語層面，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卻并沒有對資本主義展開批判和質疑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也使得西式民主話語體系沉浸于自身構筑的“普世性”光環之中，宣揚著自身的優越性與合理性，在全球政治話語體系當中變得更為喧囂和任性。

　　1.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普世化”傾向。在馬克思看來，民主是普遍與特殊的真正統一。各個國家和民族，由于歷史背景、發展階段、階級屬性等不同，其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有著很大甚至根本的差異；同樣，不同性質的民主也可能有相同的外在表現形式。民主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它由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所決定，并且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發展；在階級社會，民主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但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在資本主義隱匿之后，憑借著對民主話語權的壟斷，極力用科學性的方式去證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西式民主由此日益從地方性知識轉化為普世性知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亨廷頓的“民主化浪潮論”和日裔美籍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由于長期把持著“民主”的話語權和標準制定權，西式民主被看作是全球最高級的、最普適的民主模式，進而被包裝成“歷史的終極形態”，被視為是社會政治中追求的唯一價值。在當前西方的話語體系中，民主就等同于民主化，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選舉化，選舉化等同于合法化，合法化等同于文明化。西式民主話語體系也由此披上了“普世性”的外衣，儼然成了話語權威性和真理性的擔保：似乎只有符合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才是普世的、正當的；而離開了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比附和印證，話語就失去了應有的底氣和權威。這恰恰忽視了民主是“普遍和特殊的統一”，忽視了民主話語體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為標尺對非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說三道四，實質上是在扼殺民主政治發展的多樣性，是以同一性壓制差異性。

　　2.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霸權化”邏輯。從本質上說，西式民主話語體系是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獨特理論表達及其表現形式。應該說，一種民主話語體系本身無所謂好壞與否，能解決和回答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民主話語體系就是合適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遭遇的挫折，在資本主義隱匿之后，西式民主話語體系逐漸演繹成為一種對“民主”進行現代詮釋的話語霸權理論。西式民主話語體系憑借“普世性的政治修辭”和自身的話語優勢，將西方的思維方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化為普遍有效的標準，不斷擠壓非西方國家民主話語體系的生存空間及其合理性。正如有學者所言，每當西方國家擬對別國進行軍事干涉前，肆意把別國貼上專制、獨裁標簽時，在西式民主評價機器下，被認為進步到“民主”國家，或從專制國家班級中“畢業”的唯一前提，就是對其俯首貼耳，放棄自己獨立的外交和國內政策。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話語霸權不僅是一種理論修辭，同時也體現為一種積極的話語實踐，使得非西方國家在面對“民主”議題時，往往由于在道義上難以自我確證，而陷入進退失據和無所適從的困境。而在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自我塑造之下，“西方民主國家”則成為道德和正義的化身，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民主“傳教”，而多數“非民主國家”則“折服”于西方話語的魅惑，雖對西方民主話語華麗辭藻背后的歧視心態與霸權行徑懷有不滿，然而，由于缺少一套可以與之相抗衡的民主話語，故而在民主問題上飽受西方民主國家的指責和干涉。

　　3.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對非西方國家設置的“話語陷阱”。美國學者塞繆爾·鮑爾斯在《民主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個人自由權和使權力的運用負有社會責任這個直截了當的意義上面，今天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合理地稱為民主社會。”如今，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運作把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排擠在政治過程之外，越來越呈現出為民主而民主，為利益而民主，為意識形態而民主的特征。但在民主話語層面，隨著資本主義的隱匿，西式民主話語體系極力鼓吹“民主浪潮”，促使民主進程的全球化、概念普適化，不僅屏蔽了人們對西式民主的反思與批判，而且通過對民主話語權的壟斷和對民主標準的制定，給非西方國家設置了“民主——非民主”、“民主西方與專制非西方”的簡單式二元劃分和優越卑微對立的“話語陷阱”。受其影響，學者、媒體、社會組織等總是下意識地將西式民主作為唯一參考標桿，視之為非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唯一方向。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一旦陷入西式民主話語體系設置的“話語陷阱”之中，往往下意識地將西方作為民主的完美樣板，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劃到民主的對立面“非民主”上去。一些國家以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標準為標準，以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是非為是非，放棄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主權，服膺西式民主話語體系的話語邏輯，其所帶來的后果被證明是極具災難性的，如“顏色革命”帶來的后遺癥：政治動蕩，民主不興，發展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變，民主結果異化，政治機體潰瘍，民主泛化與民主赤字并存等，也出現了“依附性民主、復仇政治、寡頭式民主、財閥的自由”等民主異質現象。

　　結論

　　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西式民主，從來就是富人的政治游戲和政治夢想。但憑借西方國家的強大實力和強勢話語體系的包裝與建構，西式民主的話語體系不僅隱匿了其資本主義的本性，而且壟斷性地控制和操縱了世界各國人民對于民主的理解和追求，使西式民主帶上了“普世性”的光環，并把西式民主的輸出作為其控制世界的新戰略，以達到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西化和分化等目的。對于中國來說，要在強勢的西式民主話語體系面前堅定“三個自信”，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就必須深入揭示西式民主話語體系是如何隱匿其資本主義本性的，這種隱匿究竟對西式民主及其話語體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等，進而充分認識西式民主的資本主義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