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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中國近來的股市危機，及其政府救市撲朔迷離的過程，有中國學者感嘆道，最出類拔萃之類，已經不在政府里面。學者這樣說，指的是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對付市場的變化。

 

　　有人更預言，黨能夠對付任何危機，但對付不了資本和其所帶來的危機。這樣的觀察是否正確，見仁見智。但這場股災的確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否選拔得出和留得住出類拔萃之輩，來統治和管理國家和社會。

 

　　統治和管理社會，無非就是兩個要素：一個是制度，一個是人。這兩個要素，必須互相配合才會有效。從前人們普遍認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國家。這一看法只對了一半。如果沒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難以治理國家。

 

　　但是，如果說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國家，也不符合事實。隨便瀏覽一下世界的治理現狀，就不難看出：那些被視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權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難以治理國家。

 

　　因此，盡管在大眾民主時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時代，如果再談論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會被認為是“政治上不正確”，但實際上，每一個社會，都在呼吁出類拔萃之輩的出現。一旦平庸者掌權，無論是通過民主選舉，還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無奈之感。

 

　　中國具有數千年賢能政治的傳統。在大多數情況下，皇帝必須挑選最聰明的下一代來接班。但即使皇帝沒有那么聰明，他也會選拔聰明的大臣，來治理國家。傳統社會的出類拔萃之輩，主要表現為儒家統治集團。這個統治集團，通過科舉考試等方式，向全社會錄用人才。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個統治集團，如何統治那么大的一個國家。中國歷史上，只有在革命和造 反的時候，才會訴諸于草根階層。造反者一旦掌握了權力，登上皇位，又會恢復儒家統治集團。中國這個開放的文官傳統，也深刻影響了后來西方的治國理念，尤其是近代以來。

 

　　當代東亞模式(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來的“四小龍”)的成功，其中一個關鍵要素，也是出類拔萃之輩統治國家。學界所說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實際上就是專家治國。

 

　　在所有這些經濟體，權力相對高度集中在精英統治集團手中。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有效社會政策的制訂，或者更重要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等方面的成功，都和這個精英統治集團有關。

 

　　精英集團在經濟上，把這些社會從低度發展經濟體，提升為高收入社會；在社會方面，通過社會政策等手段，培養出龐大的中產階級；在國家制度建設方面，通過整合東西方的最優實踐，構建了一整套基本政治行政體系。

 

　　在這些社會的經濟，到了高收入階段，政治發生變化，民 主化開始。在一些社會，隨著民 主化的開始，尤其是大眾民 主的出現，出類拔萃之輩，開始離開政治舞臺，轉入其他領域。今天，一些社會的治理出現了問題，和出類拔萃之輩離開政治舞臺、政治庸俗化，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類拔萃之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之前，尤其是文g期間，錄用的大都是革命者、或者“繼續革命者”(即各種類型的造 反派)。盡管也強調“又紅又專”，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只有“紅”是資產，“專”不可避免成為負資產。

 

　　二代領導人把執 政黨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相應地，在干部隊伍建設方面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革命化主要指的是對黨的忠誠，而年輕化是針對當時干部老化的問題，知識化和專業化指的是專業能力。鄧小平把科學和生產力等同起來，盡管在學理上并不見得說得通，但可以看得出當時領導層對專業知識的重視程度。

 

 

　　鄧強調，在路線確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干部。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各種研究發現，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除了好的政策，主要就是干部錄用和管理制度的變化。學界把這個時代，稱為中國的“技術官僚治國”時代。技術官僚的特點，就是用科學和技術說話，實事求是。他們能夠把握事物的真相，不僅不會被意識形態或者政治化所迷惑，而且能夠把很多似乎是意識形態化的東西，簡約成為技術手段而加以應用。

 

　　“出類拔萃之輩”的變化，和中國各種制度改革分不開。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經歷了諸波行政體制改革，而伴隨每次行政體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務員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國的治理問題，面臨多種挑戰，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認，吏治是其中一個要素。今天的“出類拔萃之輩”去了哪里?中國的吏治，出現了什么樣的問題?

 

　　從平民百姓的角度來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敗了。從這次大規模反腐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來說，人們對吏治的腐敗，已經深信不疑。好像沒有一個官員是不腐敗的，一旦被查，沒有一個嫌疑對象是清廉的。

 

　　當然，腐敗不僅表現為經濟上的腐敗，它具有更為廣泛的含義，例如在干部隊伍中，不作為的庸人多起來了。一些人盡管占據重要的干部位置，但無所作為，或者消極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為什么會變成這樣?有幾個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國從農業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轉型。傳統上“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的基礎，是農業社會。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很快向商業社會轉型，官僚集團優越于其他社會階層的經濟基礎，開始動搖，對官僚集團的社會認知，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盡管中國仍然具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但對中國的“出類拔萃之輩”來說，商業社會意味著他們多了一條選擇途徑，除了做官，還可以“下海”。

 

　　1992年鄧南巡之后，中國就出現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國的“出類拔萃之輩”。商界吸引“出類拔萃之輩”表明，政治領域出現了競爭者。對政治領域來說，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類拔萃之輩”，就必須具有競爭力同商界競爭。

 

　　實際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高薪政策，不僅是為了養廉，也是為了和商界競爭人才。政治不是商界，從政者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過，重視道德并不是說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沒有一份體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續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會對中國的吏治，構成越來越嚴重的挑戰。

 

　　其次，在最初的幾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沒有什么新的進步。最明顯的就是政務官和事務官沒有區分開來。在1980年代，人們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但當時思想不夠解放，認為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從而被當時的領導人否決。

 

　　但實際的情況并不是這樣的，不管是什么樣的制度，都需要這個分野，僅僅是因為治理所需。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制度，并且是當時最先進的，后來西方人學中國，并且加以改進。如果不能把兩者區分開來，很難通過政務官的途徑，把社會上的出類拔萃之輩，吸納到政權中來。

 

 

　　再次，官僚體制的工資制度，沒有實質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經濟部門例如國有企業，大部分公務員系統，仍然表現為低工資。低工資又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資，遠遠低于其實際收入，他們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現為非工資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資可以七八年停滯不變。

 

　　縱覽世界，很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找得到具有這兩個特點的干部工資制度。如果工資七八年不變，干部肯定沒有活力和干活動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干部就會想方設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尋找腐敗途徑。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運動，理解為吏治改革運動。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較容易，即反腐敗，后一部分則非常難，即建立新制度。

 

　　在反腐敗過程中，民粹主義開始抬頭，過去一些很左的意識形態因素抬頭。一個最顯然的例子是工資制度。過去因為受華爾街模式影響過深，國有企業老總的工資水平過高，現在很有必要糾正，目標是為了建設新制度，在確保企業運作不受影響的同時，使得老總的工資回歸合理水平。

 

　　但實際上，糾正的目標，演變為去滿足民粹主義的情緒。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態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員不吃不喝，就能夠為社會提供無償服務，并且是優質服務。這是烏托邦。

 

　　當然，民間的這種烏托邦，和執政黨過于強調干部道德，而忽視物質保障的傳統思維，也有很大的關聯。如果一種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與之背道而馳，這個制度很難有效運作，更不用說具有可持續性了。

 

　　在今天的中國，如果不能解決錄用和留住“出類拔萃之輩”這個問題，從長遠看，政治必然會淪落為二流政治，政府淪落為二流政府。這樣一來，經濟社會的進步和國家制度建設，就成為一個大問題。

 

　　幾乎在所有國家，無論是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是國家制度的建設，都看“關鍵的少數”，所有這些方面的進步，都是需要人來推動的。沒有“出類拔萃之輩”，哪會有高質量的國家制度建設，正如沒有設計師，就很難出現偉大的建筑一樣。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理解華盛頓一代對于美國、明治維新一代精英對于日本、樸正熙一代對于韓國、蔣 經國一代對于臺、李光耀一代對于新加坡的意義。

 

　　在中國處于深化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刻，錄用和留住“出類拔萃之輩”的意義，變得如此重要，沒有人會去否認。近來，國內也提出了“關鍵的少數”的概念，更針對干部不作為的現狀，提出了“引導大家爭當改革促進派”，“把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來”。

 

　　在三、四中全會確定了改革的宏大計劃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實改革計劃，把計劃變成現實。而改革計劃的落實，則需要“出類拔萃之輩”的干部。

 

　　不過，如果在操作層面，不能糾正民粹主義路線，和改善意識形態環境，“出類拔萃之輩”的錄用和使用，不僅會繼續是個大問題，而且會繼續流失。如果中國要建設一流的社會，就還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義流行開來，一流社會便是空想。

 

　　來源：瞭望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