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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學：劉國光十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

點擊：  作者：高為學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03-07 00:05:50

 

　　劉國光同志已92歲高齡，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現為特邀顧問、學部委員;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研究會顧問，“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首屆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獲得者;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前不久，我榮幸地收到劉國光同志簽名贈送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專著。這是“居安思危·世界社會主義小叢書”中的一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該“小叢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奉獻給廣大讀者的一套普及科學社會主義常識的理論讀物”。接著，劉國光同志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4期發表了《關于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問題》一文。此文的多數觀點，在上列書中也有所論述，它們是相通的。拜讀此書此文，非常“解渴”，頗受教益?，F將本人粗淺的學習體會，歸納整理成十個問題，既作為學習匯報，又提供研究參考。這樣歸納是否準確，本人沒有把握，請劉國光同志和有志于研究者批評指正!在下面的十個問題中，凡加上引號(“”)的文字，均出自于上列的“書”或“文”。

　　一、關于“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問題

　　甲、核心觀點

　　“當前流行的‘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說法，是不夠精確，不夠全面的。改革有不同的方向，改革到底是按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按資本主義方向，這個問題還是要講清楚。戈爾巴喬夫也曾堅持改革，他把蘇聯改到什么地方去了。……鄧小平更指出，‘有一些人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所以，不能簡單地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準確地說，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才是死路一條;堅持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書，第10頁)

　　乙、具體分析

　　“不要簡單地重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個提法容易把改革引導到錯誤的方向。查一查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關于‘死路一條’的全面表述，原來并不是簡單的‘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而是先講了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其全句是：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我們不應該口頭上片面地引用鄧小平講話中的個別語句，而要全面地堅持鄧小平講話精神。在涉及改革開放的話題時，不講或者淡化四項基本原則，不講或者淡化、歪曲社會主義，而只講‘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那就是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邪路”。(書，第10-11頁)

　　“全面理解鄧小平關于‘死路一條’的表述，要注意到他的這一論斷有著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嚴格地講，簡單說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這種認識和理解是不準確的、片面的，實際上是沒有全面堅持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應該說，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才是‘死路一條’。這個問題太重要了，關系到改革開放的方向，關系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和十幾億人民的命運。”(書，第40頁)

　　“現在，講改革開放的時候，很少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不提或者淡化了。有時候只是一筆帶過。因此很有必要重申并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共同富裕的兩個根本原則。”(書，第41頁)

　　二、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問題

　　甲、核心觀點

　　“在書稿第374頁說，‘社會主義本質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等社會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這個定義就生產關系來說，是正確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釋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那次講的社會主義本質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生產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方面的特征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關系方面的社會主義特征確實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等社會制度的特征。而生產力方面的特征則不能這么說，因為其他社會制度在成立初期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書，第22頁)

　　乙、具體分析

　　“鄧小平這次談話之所以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包括在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是針對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還極其落后……。如果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就不會有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任務的說法，而只能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書，第23頁)

　　“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的地方并不多，他大量講的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原則’、‘兩個最根本的原則’、‘最重要的原則’、‘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來，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他反復地講這兩點，而這兩點同1992年‘南方談話’所談社會主義本質的生產關系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書，第23頁)

　　“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內涵，應根據前述鄧小平在眾多場合所講的精神，恢復其不同于其他社會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即生產關系方面的含義，而淡化他僅僅在一處(‘南方談話’)順便提及的生產力方面的含義。”(書，第25-26頁)

　　“在明確了社會主義本質就是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特征即‘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之后，就可以進一步解決本質論與初級階段實踐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本質是適用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包括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社會主義的主導因素包括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還必須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如私有制和按資分配存在。因為有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積累規律發生作用，所以必然有剝削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出現。社會主義就其本質來說是不容許這些東西存在的，但在初級階段一時還做不到，為了發展生產力，只能兼容一些資本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就其本質來說，又是不能讓剝削和兩極分化過分發展的。所以要對資本主義因素加以適當的調節和限制。如果我們細心考察我國的根本大法就會發現，《憲法》已經對這個事情有了規定和對策。就是對基本經濟制度規定了公有制為主體，對分配制度規定了按勞分配為主。這些規定就是為節制私有經濟和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因素的過度發展，使其不致超過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地位，并演變為私有化、兩極分化和社會變質。問題在于是不是認真按照《憲法》規定的原則去做。只有認真、堅決、徹底貫徹實行《憲法》的這兩條規定，我們才能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保證社會主義本質的逐步真正實現。不然的話，就會發生前述鄧小平假設的前景后果，那是我們必須防止出現的。”(書，第26-27頁)

　　三、關于“基本經濟制度”問題

　　甲、核心觀點

　　“正式提出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概念的是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報告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書，第53-54頁)“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以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因此，要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前者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只有公有制是其基礎;而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但公有制必須占主體地位。……可以設想，初級階段結束，非公有制經濟不會立即被公有制所取代。進入中級階段，將是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所占比重不斷提高，而非公有制經濟則逐漸減退，所占比重減少的過程。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趨于成熟，剝削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將最終退出歷史舞臺。”(書，第55-56頁)

　　乙、具體分析

　　“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實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和現實依據。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有一個時間的問題，不可能是無限期的。……從中國初步建成社會主義的1956年算起，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后，就要著手向中級階段過渡。但隨著我國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一百年的初級階段期限是有可能縮短的。提出這一點就是為了提醒當代的共產黨領導人，不僅要埋頭趕路，而且要抬頭望遠，時刻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遠景目標。在初級階段的不同發展時期，針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黨的政策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化，防止我國走向偏離社會主義的道路。” (書，第56-57頁)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公有制為主體也是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和基礎。堅持基本經濟制度，首先要鞏固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前提和基礎。”(書，第57-58頁)

　　“我們應該把私有經濟的性質與作用分開來講。只要是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雇用和剝削勞動者，它的性質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至于它的作用，要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考察。當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它還起積極作用，以至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它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不能說它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某些理論家則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偷換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已經成為’或者‘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以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明顯地越過了憲法關于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界線。”(書，第62-63頁)

　　四、關于“重視發展集體經濟”問題

　　甲、核心觀點

　　“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于小平同志‘兩個飛躍’思想尤其是對‘第二個飛躍’重視不夠，研究宣傳不廣，落實也不力。我們必須要看到，小平同志關于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是站在歷史的高度觀察農村改革與農業發展得出的結論，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符合我國農業發展規律的。因此筆者認為，我們要堅持‘兩個飛躍’的思想，抓住時機適時實現‘第二個飛躍’?，F在已經到了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時候了。”(書，第89-90頁)

　　乙、具體分析

　　“對于傳統集體經濟模式，需要歷史地、辯證地看。這種模式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在歷史上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應該看到，這種集體經濟模式，經過改革后，已經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了，不少農村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書，第90頁)

　　“一些輿論認為，土地不私有化，農民就沒有真正的財產，也無法實現抵押金融化，農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難以增長更多，普通人的財產性收入就會很少甚至沒有，使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所以主張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讓土地真正的私有化，把20世紀50年代從農民手里集體化來的土地還給他們。這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也是有害的。中國和外國的歷史一再證明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讓農民富起來，只能引起土地兼并和貧富分化。如果土地私有化，就徹底否定了農村集體經濟，也與改革開放的初衷是相悖的。”(書，第90-91頁)

　　“面對貶損集體經濟的這些錯誤觀點，理論界要敢于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為集體經濟正名，理直氣壯地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反對集體經濟被妖魔化。”(書，第91頁)

　　“建議有關部門起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文件，核心是如何實現小平同志的第二次飛躍思想。全國成立集體經濟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由中組部、農業部、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等單位組成。建議國家統計局、農業部調查全國堅持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村莊的具體情況。”(書，第92-93頁)

　　五、關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問題

　　甲、核心觀點

　　“在筆者的印象中，過去從來沒有明確宣布過或者實行過‘國富優先’的政策，倒是明確宣布過并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部分人主要是私人經營者和有機遇、有能力、有辦法、有手段積累財富的人群。……當初宣布實行這一政策的時候，就曾提出‘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口號。但是多年來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標雖然在很短的歷史時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卻遲遲不能夠自動實現。在市場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這也不大可能實現。相反地隨著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趨勢‘自然出現’。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前的0.25，到1992年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世界銀行估計，2009年已達0.47。如果加上漏計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隱性收入，估計現在已大大超過0.5，遠遠超出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財富的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書，第96-98頁)

　　乙、具體分析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多數群眾未能跟著走上‘后富’，反而陷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結果。按照聯合國標準，每日收入1美元以下為絕對貧困，2美元以下為低收入，都屬窮人之列?，F在估計中國有1.5億人口的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屬于絕對貧困;有31%的人口即4億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也都是窮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估算，城鄉合計每日收入2美元以下的人口達10億人。這些人群收入低，買不起東西，才是消費率低和內需不足的主體。而居民之中另一部分特別富裕人士，他們之中有人可以花400萬元買只‘藏獒’，再用30輛奔馳車去機場接這個寵物;有人可花1000萬元買一輛賓利豪華敞篷車，或者花更多的錢置辦私人飛機。看來他們不是提高消費率和擴大內需的對象。”(書，第95-96頁)

　　“為什么社會主義的中國會發生一部人先富起來很容易，實現社會公平、克服兩極分化反而非常困難?……黨內一部分有影響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ABC，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時候，對于私人資本經濟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勵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方面，而不注意節制和限制其剝削和導致兩極分化后果的消極方面，即與社會主義本質不相容的東西。先富帶后富和共同富裕長期難以實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這里。”(書，第99-100頁)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兩極分化趨勢明顯。中心的問題不是‘國富’與‘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國民先富、暴富與大部分國民不富或貧窮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轉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的政策轉向，不是‘國富優先’轉變為‘民富優先’，而是明確宣布‘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完成任務，今后要把這一政策轉變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過渡。”(書，第100頁)

　　“應當指出，縮小貧富差距，扭轉兩極分化趨勢，不能單純靠國家財政調節手段。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甚多，如城鄉差距、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滯后等等。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影響因素。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上和財產關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迅速集中于少數私人，才是最根本的。”(書，第106-107頁)

　　“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就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書，第109頁)

　　“為了彰顯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的決心，還是要落實和執行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和不搞兩極分化的重要指示，尤其是不要回避鄧小平一再提出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的告誡。要支持在共同富裕方面推行和獲得群眾擁護的地方成功探索，使之得到發揚推廣。……要從所有制結構和財產關系的調整上，回歸到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來，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書，第116-117頁)

　　六、關于“十八大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

　　甲、核心觀點

　　“十八大后，我認為經濟改革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工作：一是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經濟的主體作用;二是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和計劃導向能力;三是著力改善民生問題，逐步解決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問題。” (書，第125-126頁)

　　乙、具體分析

　　“中共十八大后，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和重點是什么?……我們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有國家宏觀調控和計劃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為了方便少數人攫取巨額財富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最近，有一種錯誤的觀點對我們的改革目標進行了歪曲。如果對此種錯誤的觀點不進行警惕和批判，就可能對我國下一步的改革走向產生不利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會產生極大的危害。”(書，第118-119頁)

　　“持上述錯誤觀點的人還認為，國有經濟仍然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近些年存在大規模‘國進民退’，這是顛倒黑白的。2010年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包括外資和內資)在GDP中所占比重為27%：73%，而2006年為37%：63%。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中的比重，1998年為28.2%，2011年為7.9%。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宏觀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微觀上國有經濟‘有進有退’，但更多的是‘國退民進’，一些案例中的所謂‘國進民退’，多半屬于資源優化重組，并非沒有道理。事實是，根本不存在‘國進民退’，更多的是‘國退民進’。”(書，第120-121頁)

　　“下一步我們的經濟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要回答這一問題， 必須對當今的中國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判斷。今天的中國和三十多年前改革初期的中國有著明顯的不同，國家的經濟形勢、社會矛盾、面臨的國際環境都已發生巨大變化。依照十八大精神，2000年中國已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完善十多年，下一步改革的任務就是繼續完善它，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能回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也不能把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市場化程度已不比有些西方國家低，不足之處需要完善，過頭之處需要裁減，不宜簡單地宣傳‘進一步市場化’，否則，可能會帶來由于過度市場化而引發種種災難的后果;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國有經濟的戰線已大幅度收縮，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私有股份化改革或改制，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將更難以維持;我國除廣播、出版等極少數行業沒有對外資大規模開放外，絕大多數行業已開放，如果繼續盲目擴大開放領域或沒有限制的開放，則可能給我國帶來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問題;我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已相當嚴重，基尼系數大大超出國際警戒線，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收入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的趨勢，則極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最終實現不了共同富裕的理想。”(書，第124-125頁)

　　七、關于“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問題

　　甲、核心觀點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演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否起了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是否又已重現?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判斷。即使認為階級斗爭現在不再是國內主要矛盾，但在我國‘文化大革命’后，階級斗爭事實上此起彼伏，長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有時還非常激烈突出。如20世紀80年代幾次學潮動蕩、‘六·四’風波、21世紀初的西山會議、‘〇八憲章’等事件;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和蔓延，無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或者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反映。”“階級斗爭不僅在上層建筑領域存在，而且在經濟基礎領域也有表現。”(文)

　　乙、具體分析

　　“《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發表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引起巨大關注，并遭到右翼‘公知’的圍攻。該文所講的內容，都是在憲法和黨的文件中明確闡明的，講一講‘階級斗爭’，談一談‘人民民主專政’，這本是很正常的，卻遭到如此多的人惡毒攻擊，這恰恰說明‘階級斗爭’是存在的。”(文)

　　“目前，不僅在私有企業存在著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勞資糾紛此起彼伏;而且在某些異化了的國有企業中，也可以看到，隨著工人階級重新被雇傭化，高管階層與普通員工之間也存在矛盾。經濟領域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激烈斗爭，主要表現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知上的對立。”(文)

　　“針鋒相對的紛爭，當然有理論是非問題，需要辨別清楚。但是，在更大程度上這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或勢力的對決。反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兩極分化的聲音，雖然有雄厚的財富和權力的實力背景，但畢竟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而主張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家宏觀調控為指導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聲音，則代表了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期望。所以，這場爭論明顯具有階級分歧的性質。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不取決于爭論雙方一時的勝負，最終將取決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文)

　　八、關于“正確認識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

　　甲、核心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可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據這個精神，《決定》在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政府和國家的計劃作用，就是說政府和國家計劃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這樣，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調節作用’的思想就凸現出來了。”(文)

　　乙、具體分析

　　“在資源配置中，市場和政府應如何分工?依我看，按照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劃分市場與政府或計劃的功能，大體上是可以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應該限制在微觀層次，即多種資源在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配置，應由供求、競爭、價值規律來決定。而政府職能如行政審批等的縮減，也主要在微觀領域。至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以及微觀經濟活動中對宏觀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的資源配置問題，如供需總量平衡、部門地區比例、自然資源生態保護、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政府都要加強計劃調控和管理，不能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盲目操縱，自發‘決定’。”(文)

　　“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決定資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場價值規律，而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這就是馬克思所講的，勞動時間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和勞動時間的節約，是共同生產(即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首要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人們自覺安排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它不等同于傳統的行政命令性的計劃經濟，更不是某些人貶稱的‘命令經濟’。”(文)

　　九、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

　　甲、核心觀點

　　“這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上類似于‘公私合營’，實質上完全不同。它是倒過來，以私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的改革，但這是不是意味著也倒過來，把國有經濟逐步改造成為私有經濟，成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一種暫時的所有制形式呢?我覺得不應當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向高級階段過渡，而向高級階段過渡當然不能是向私有經濟過渡，而且這個過渡時間很長，所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應當是一種短暫的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過渡的形式。……無論如何都要守住公有制為主的底線和國有資本控股的底線。”“國企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原則，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通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強化兩極分化的傾向。”(文)

　　乙、具體分析

　　“三中全會文件起草時征求意見，……筆者又對原稿中第八點提到的‘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企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表述，提了意見：當然可以這樣鼓勵，反過來也可以鼓勵公有制經濟參與非公有制改革，公有制經濟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原稿的表述使人認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似乎只能是私有控股，到底哪個控股好要看具體情況而定。還要加上一個意思，如果國有控股轉變為私有控股，那么混合所有企業整體的性質也就起了變化。”(書，第145-146頁)

　　“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國有經濟越來越萎縮，非公有經濟越來越擴張;也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國有資本越來越小，國有資產最后都‘混’沒有了。持這種‘把混合所有制看成國退民進，公退私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形式’主張的人，的確大有人在。如發改委某副主任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講，政府大力提倡混合所有制經濟，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可以用賣掉國有企業的資金還債，這與三中全會的精神風馬牛不相及。”(文)

　　“在目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占比已經大大縮減的情況下(已經縮減到20%)，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國有股減持，那么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將更加難以維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搖搖欲墜，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是簡單地進行國有股減持，而是要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不是把國有企業一賣了之，而是要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不是只允許私有資本參股甚至控股國有企業，而是同樣允許國有資本參股甚至控股私人企業;不是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是要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文)

　　十、關于“防止‘經右政左’導致社會分裂”問題

　　甲、核心觀點

　　“姑且不論‘經右政左’說法是否準確，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對矛盾的概念。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政治、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方向一致，就可以鞏固經濟基礎;如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偏離，那么就會使經濟基礎發生變異，原來的上層建筑也會有坍塌之虞。”“‘經右政左’的局面難以長久持續，可能會導致社會分裂。”(文)

　　乙、具體分析

　　“社會主義經濟如果長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侵蝕，使自由化、私有化傾向不斷上升，計劃化、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傾向不斷弱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最終就要變質，變成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不相容的東西。而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其思想如西方憲政民主的影響也在擴大，遲早他們會提出分權甚至掌權的要求，那時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終究難以為繼。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防微杜漸，不僅在經濟基礎領域，而且在上層建筑領域都要反對和平演變的侵蝕。”(文)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形勢嚴峻，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甚囂塵上，比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等思潮很有市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狀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文)

　　“上層建筑領域和經濟基礎領域的上述種種問題，都與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存在有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淡化置之，走向階級斗爭熄滅論。……如果我們淡化階級觀念，走向階級斗爭熄滅倫，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蛻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就必然重蹈蘇聯亡黨滅國的覆轍。”(文)

　　本人在充當了濫竽充數的“文抄工”之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有關教導。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馬克思在另一名言中又教導我們：“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劉國光同志在此書此文中，踐行了“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抓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根本”問題，堅持理論的“徹底”性，因而“就能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這樣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這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2015年10月1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