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多以《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以及《資本論》等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關于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設想為主要依據， 同時受到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深刻影響，而對《資本論》的理論、邏輯和方法的繼承和發展則體現得非常不充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比較充分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政策內容，雖然在理論內容上已大不同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蘇聯范式”，但是，就目前已經出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專著和教材等成果來看，一方面還存在著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明顯痕跡，這主要體現在理論體系上仍然以社會主義所有制為出發點，另一方面仍然未能體現出對于《資本論》的理論、方法和邏輯的繼承和發展。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系，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樣兩點：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理論設想揭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因而是現實社會主義運動和實踐的理論指南。但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論述不僅以資本主義和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前提，而且這些論述更多地屬于一種設想或者推論，而不是一種嚴格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只有《資本論》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體系，《資本論》不僅奠定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而且，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實需要來看，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如何更好地借鑒和運用《資本論》的方法論、邏輯和理論。從這個認識出發，本文著重討論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目的
之所以首先討論研究目的這個問題，是因為正確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對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無論是從整個經濟理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一定的研究目的的確立，是影響理論形態的首要因素。就《資本論》的研究目的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的關系來說，毫無疑問，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都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經濟學。但是，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馬克思當年的理論任務與我們現在的理論任務的歷史性差別。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地指出：“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我們應該進一步看到，《資本論》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目的，這就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從而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的歷史性，進而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最終為無產階級階級革命提供理論基礎。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根本任務是什么呢？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呢？這是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總是由一定的社會存在決定的，并對社會存在本身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所謂社會意識形態，主要是指各種社會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哲學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和意識形態，其理論形態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的客觀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任務就在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及其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服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在研究目的上存在的是一種辯證關系：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因而，在揭示經濟運動規律這一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面臨的任務又是存在著重大差別的，具體來說，《資本論》的任務是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理論基礎，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服務。
另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考察的是發展到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而且馬克思是把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理解為一種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的。然而，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成熟的或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某些社會經濟運動規律有可能表現得不是十分充分，換句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某些方面的規律性可能不是十分明顯。從根本上來說，客觀實踐發展的成熟程度決定了理論本身的成熟程度。假如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完全像《資本論》那樣，只是揭示社會經濟運動規律，而是必須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和基礎之上，更加著眼于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現實運動狀況及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進而提出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建設性對策主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概括為：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建設性對策主張。必須把這三個方面統一起來，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體現出科學性、現實性與建設性的有機統一，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
二、《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可以說，整個《資本論》三大理論卷的理論體系正是圍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來構建和布局的，其中第一卷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即生產、流通與分配相統一的過程。由此可見，研究對象規定了理論體系及其內容。我們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必須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前一種解讀中，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在后一種解讀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被理解或界定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它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關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從這個角度來說，它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理論屬性上是具有一致性的。我們在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相同或相通之處的同時，更應該充分認識它們的重大差別。
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有共同點，又有明顯的差別。共同點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但是，它們在研究對象上的差別應該是一目了然的，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社會義”，具體來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或者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理解仍然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線性發展和延伸，未能充分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具有的巨大理論創新含義和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種理解面臨的問題是，按照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通行的理解，政治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作為研究對象的，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國家的經濟運動作為研究對象。
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問題在于，馬克思是如何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呢？”難道脫離開一定國家的具體經濟過程就可以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嗎？顯然不能。事實上，馬克思在前引那句話的后面緊接著指出：“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表明，《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理論，主要來源于馬克思對于英國經濟現狀及經濟史的研究。當然，在研究現實經濟材料的同時，馬克思又是通過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繼承來創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
很明顯，這里涉及到國家與社會經濟形態的關系問題以及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問題。概括地說，政治經濟學所要揭示的是關于特定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規律，但是，“社會經濟形態”既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更多地是通過理論抽象所得到的范疇，它的實際運動則總是表現為一定國家的經濟運動過程。因此，從來不存在脫離開以一定國家的經濟運動作為考察對象而得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換句話說，政治經濟學總是通過對具體的國家經濟運動的研究，進而得到關于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一般理論。這一點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說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也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發展史的客觀事實。
由此可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和范疇的獨特之處，就在于第一次明確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定為一門學科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直接研究對象。這一點至少在中國經濟理論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相對于已有的相關認識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認識上的突破。其創新性首先表現在，這個概念非常明確地重新突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即通過對一定具體國家經濟過程的研究，進而揭示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運動規律。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另外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即究竟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及其發展規律問題。眾所周知，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起源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基本理論觀點，并在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過程中得以逐步充實和發展。由于現實社會主義都是起源于不發達國家，而不是起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且表現為一個一個國家的現象，而不是一種超越國家的現象，因此，現實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面臨著究竟如何對待和處理具體的實踐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基本理論的關系問題。到目前為止，人們總是把現實社會主義理解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和實現，也正因為如此，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較多地受到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觀點的重大影響，例如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取消商品生產等。從列寧到斯大林，再到毛澤東，雖然他們都對落后條件下究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但是從總體上來說，他們都沒有能夠突破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規范性認識和規定。我們認為，離開或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就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是實踐表明，從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來看，完全囿于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規范性理論和規定，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式和過程同社會主義的目標混為一談，是不正確的。
正是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我黨第二代領導鄧小平同志開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不斷深化和升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之后，我黨各屆領導人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并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根本上來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產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理論概括。假如我們承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同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社會主義相比而言確實具有很大的差別，那么，我們就不應該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僅僅理解為只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這樣的理解淡化甚至掩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巨大差別，從而大大地削弱或淡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獨創性和普遍性價值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范疇和理論的巨大創新價值和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為重大的差別在于，它們體現著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社會主義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論。具體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會主義的實踐性、創造性和民族性，貫徹的是一種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和理論指導性與實踐創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體現著從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一般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邏輯。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更多地貫徹的是一種從理論到實踐的思想方法，更多地體現著將理論運用于現實的邏輯，更多地采用一種規范的思維方法，更多地側重說明社會主義“應該如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需要更多地分析現實的社會主義究竟如何鞏固和發展、發展的形式、道路和規律是什么等等問題。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范疇的提出，是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識上的又一次重大飛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調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實際上已經非常深刻而明確地揭示了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客觀上要求我們既不能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尤其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需要創建一種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只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才能夠滿足這樣一種需要。當然，這樣的理解，決不排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堅持和運用，更不排斥對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不排除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國傳統文化優秀部分的借鑒和吸收。
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或者面臨的理論任務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因此，我們在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對象的同時，還必須進一步擴展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且還要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及其存在的矛盾與問題，而這種分析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導，也就是說必須深入研究我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及其矛盾運動，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層擴展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仍然處在建設和發展之中，改革仍然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必須研究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政策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經濟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提供真接的建設性主張和建議。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必須體現科學性（規律）、實踐性（實際運行）、建設性（戰略與政策）的有機統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性的重要表現，也是進一步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出發點。
三、《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眾所周知，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新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創立為前提的。同樣，今天我們要創立一個完全不同于現有各種理論體系的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同樣必須以一定的新的歷史哲學為前提。
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都確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個科學的理論，但是，對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教條主義傾向，具體表現在，一方面運用唯物史觀強調“生產力標準”，用以解釋中國為什么要改革開放，為什么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為什么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什么只能搞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不能搞高級階段的或完全的社會主義，而另一方面，卻不能徹底貫徹同一個“生產力標準”來解釋中國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因而，存在著明顯的理論缺陷和邏輯上的不一致。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際歷史過程是，不是在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相應的上層建筑，相反，它是通過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層建筑（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然后再去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以這種獨特的“路徑”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與演進，具有一種完全不同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種“范式”的“發展邏輯”。
這里自然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理論或認識上的問題，即究竟如何看待和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及其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系？我們說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邏輯”與“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樣的“理論范式”不一致，是否必然陷入這樣一個“兩難困境”：要么是說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否定了歷史唯物主義，要么是說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根本就是違背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我認為，并不存在這樣的“兩難選擇”。
首先，我們必須科學地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本身及其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關系，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兩點：
第一，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揭示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不是具體國家的發展規律。例如，從世界范圍來看，有的國家或民族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并不完全依次經歷全部五個社會發展階段，而是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或其他“峽谷”，現代中國歷史和美國歷史就是最典型的例證。人類社會發展的極為豐富的歷史本身表明，我們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統一，否則，我們根本無法正確認識人類發展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第二，從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形成來看，一方面，它是馬克思在批判各種舊的社會理論和歷史理論特別是黑格爾的法哲學理論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另一方面，它主要是從西歐國家的歷史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基于世界歷史而總結出來的。這正是馬克思晚年不惜一再延遲《資本論》第二、三卷的整理和出版，而致力于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原因。另外，無論人們對于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有何認識上的分歧，但有一點卻應該是共同的，即馬克思對于亞細生產方式的研究本身表明，馬克思不僅認識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同時也認識到了世界不同民族發展的多樣性。
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和創新發展，必須以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科學認識為前提，必須堅持以對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軌跡的深刻影響的分析作為出發點，必須通過創立一個新的歷史發展理論和分析框架才能對中國的獨特發展道路進行科學的解釋。至少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已經深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已經開始融入“世界歷史”，并成為世界體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從此，中國社會的演進不再是一個獨立和孤立的過程。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對于任何一個民族而言，在“社會”與“世界”之間，“國家”就是必然的“橋梁”與“中介”。在理論上，也就不能簡單地用“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個“決定與反作用”分析范式，僅僅從中國社會內部的社會生產力出發，去解釋中國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是應該把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對于中國社會發展所形成的外部約束和重大影響與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條件結合起來。這樣一來，“國家”也就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范疇和邏輯起點。
中國現有的全部經濟制度，一開始就是以新的“國家”的形成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國社會的所有現象離開了“國家”，幾乎都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可以說，“國家”的影響無所不在。即使是現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承認了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這一點也沒有根本的改變。當代中國以及整個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其特色正在于它天然地與“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正像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資本主義所有經濟范疇中的“普照的光”一樣，“國家”在中國也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應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和邏輯起點。而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根本無法照搬“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這個“理論范式”加以解釋。
恩格斯曾經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就應當從哪里開始。既然中國現代社會以新的“國家”的形成為起點，并且在整個現代中國社會中起著支配作用，那么在理論上，當然就應該以“國家”作為邏輯上的起點。也許在一些人看來，“國家”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他的“六冊計劃”都表明，“國家”或“上層建筑”本來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的一部分。只不過馬克思將“國家”排在“資本”、“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之后了。以上的論證表明，我們完全可以改變一下馬克思的“六冊計劃”中的范疇順序，把“國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范疇”，以全球化為背景和前提，對現代中國的國家性質、結構與職能，國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其結構的關系、國家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的關系等展開全面的研究，創建一個新的國家理論，進而對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市場、企業、勞動、土地所有權、對外經濟關系等等現象和范疇進行科學的研究與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