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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專家座談會上指出：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久前，11月10日，他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又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這就是當下理論界莫宗一是的“供給側改革”，時下已經有專家大造輿論說，多年的需求管理失敗，中國政府（中央？）開始擁抱西方在凱恩斯主義失靈之后“橫空出世”的供給經濟學(里根經濟學)。 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這究竟是咋回事？不是相互矛盾、南轅北轍嗎？是南轅北轍，更是以理論形態表現出來的，圍繞中國經濟向何處去尋找出路，或者是繼續墜落懸崖走向崩潰的嚴重斗爭。既是國際斗爭，也是國內斗爭。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不僅是受西學嚴重影響，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根本是按照所謂合作研究的某種國際藍本實施的。

        這是造成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形勢日益嚴重復雜化和“中美國”困境的一個重大原因。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乃至五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執政理念和大政方針的實施，遭遇了極大的干擾和困難。特別是圍繞“十三五”規劃制定，這個矛盾高度激化了。蹊蹺而詭異的是，FT中文網發表一篇劉勝軍（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文章的導讀說：“李克強總理提出：‘大道至簡。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時代的政治比較‘簡’，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就會被后世稱為盛世。’這其實就是供給經濟學的精髓。”是李總理在變相鼓吹自由主義包括供給經濟學，與國際國內經濟學家互動呼應呢？還是經濟學家自作多情，拉大旗作虎皮呢？需要讀者自行判斷。筆者的一個看法是，總理的秀才學問不夠，稿子寫得不夠好，例如“大凡歷史上”如何如何，完全不是嚴肅的語言，不符合大國總理的身份，太大而化之，簡直就是忽悠。不僅是忽悠公眾輿論，似乎還有弦外之音：領導人要學“文、景”，不可學漢武。這就太繞彎子了，干脆說，不要搞什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續擁抱里根經濟學，不就完了？反正已經擁抱二十年了，干脆一抱到底得了，君不聞古有“抱柱信”？（大不了淹死）筆者這里有事實分析，也有邏輯分析，還有些心理分析，靠不靠譜，也請讀者諸君自行判斷。總之，“供給側”問題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場經濟理論和政策斗爭，還有更深的國際國內政治背景和極為深遠的意義，本文已經太長，不能展開分析，只做一點評論。

對當下理論界莫宗一是的“供給側改革”，有人說，這是秀才們在玩弄概念，糊弄領導人。這樣講，不夠嚴肅，卻也是事出有因，因為傳聞以往專家秀才誤國，糊弄領導人，曾經是某個圈子里的工作“常態”。但是在新形勢下，要相信領導人自有定見，有主心骨，“保持戰略定力”，不是一句空話。供給，相對于需求，原本各為一“側”，“供給側”究是何意？似乎沒有新意，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學范疇，而且辭費。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古之九皋，是為深澤，離天很遠，以鶴比喻隱士。今之鶴不同，養在廟堂，簡直就在天上，是為重臣顯宦，所謂侯門一入深如（中南）海。然今之鶴，既然已經鳴不出新意，多半就是技窮。技窮多半由于道窮，或曰途窮（不是圖窮）。窮則思變，就應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否則，駑馬戀棧豆，就可能誤人誤國更兼自誤。話說回來，在當前條件下，既然采用了這個提法，則這種提法值得重視的方面，就不在概念本身，而在內涵。其內涵大約主要指調整經濟結構，接下來究竟如何詮釋演繹，會不會引導到“馬經”的籠子里，搞點理論“轉基因”，以及實踐上如何調整，如何展開，還不是很清楚。其實新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比例失調，多次調整結構，都很成功，何以這次幾屆總理都在調整結構，反倒是病情見重，越調越不“整”？可見郎中有問題，藥方不對。其實，據筆者俗眼觀察，“供給側”改革的真意和根本，應在于理論的“供給”，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側，郎中不行，藥方不對。習總書記也已經一再告訴新藥方所在，秀才們卻不以為意，何哉？這在過去，起碼叫作抗旨不遵。當然，也可以理解，有另一種旨，來自國際什么組織，“左立刻”什么的，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與習總書記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完全是兩路，看來矛盾不小。何去何從？惟在最后的抉擇。從黨的十八大到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中央關于“十三五”的建議看，方向是明確的，但五中全會給出的還只是“建議”，“建議”要變成正式“規劃”且人大通過，還有一段不平坦的路。“左立刻”們也不會閑著。

（二0一五年十二月一日，節選自《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若干基本思路探討》，待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