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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丨回顧經濟體制改革四十年的若干思考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3-25 09: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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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回顧我國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圍繞著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是私有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這種斗爭，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真是驚心動魄。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完善社會主義的方向，改革才取得巨大成就，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失誤，都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干擾所造成的。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世界都在批判新自由主義，譴責它帶來的禍害。然而恰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新自由主義卻沒有引起應有的警覺。四十年來的實踐充分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再也不能聽任新自由主義自由泛濫了。

　　一、應該一分為二地對待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

　　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四十年了。改革解放了生產力，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舉世公認的。我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就是明證。但是伴隨著巨大成就，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分配不公，基尼系數急劇擴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普通老百姓對教育、醫療、住房問題意見很大，社會風氣不好等等。出現這種情況，有的也是很難避免的（例如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調整所有制結構，允許并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私有制在分配領域勢必是按要素分配，這就必然出現分配不公，尤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會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有的則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干擾的結果。

　　毛主席一再強調，“世界上無論什么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1]“對于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贊揚，不能批評。說我們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這不合乎事實。不是一切都好，還有缺點和錯誤。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壞，這也不合乎事實。要加以分析。”[2]對于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們也要一分為二，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我們的改革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展的，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這是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國際國內復雜的環境，我們的改革也受到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干擾，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因而難免犯一些錯誤。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堅持馬克思主義，批判新自由主義，繼續前進。

　　我們必須對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反思。反思，也就是回顧一下我們的工作，用實踐檢驗一下，哪些事情是做得對的，必須堅持;哪些事情做得不對，必須糾正。反思就是總結經驗教訓。我們黨歷來重視總結經驗。黨的歷史表明，我們正是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前進的。毛澤東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時說，從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中，我們走過很多曲折的道路，犯過多少次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受過大的損失。我們正是總結了多次錯誤的教訓，經過延安整風才搞出一套正確路線來。[3]總結經驗，既研究正面的經驗，又重視反面的教訓，逐步找到正確的道路，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我們黨的歷史經驗表明，不斷對我們所做的工作進行反思，不斷總結經驗，我們的事業才能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過一種思想：對改革只能講好，不能說有缺點，肯定一切，回避問題。這種思想從認識上說是違反辯證法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找不到完美無缺的東西。有的人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例如2006年的西山會議就是這樣。這次會議提出，不準反思改革，不準說改革有缺點，“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這就荒唐了。不準反思，實際上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其實，他們有一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方案，在某些領域造成了嚴重后果，但不準別人批評，他們揮舞著“改革”的大棒，對不同意他們改革方案的人，就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有人要對他們的改革方案造成的問題進行反思，他們感到恐慌，于是就制造不準對改革進行反思的輿論。這種說法，危害很大，它會阻礙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著正確道路發展的。

　　“一分為二”，并不是兩個方面并起并坐，不分主次。任何事物的兩個方面，總有一個是主要的，另一個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對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應該這樣看。我們對改革一分為二，必須指出，成績是第一位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否則我國的面貌不可能發生這么大的變化。我們常說“成績不說跑不了，缺點不說不得了”，這對于改進工作來說，是可以的，但要評價一段歷史時期的功過，不說成績是不行的。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往往喜歡用這種手法：只講問題，不講成績，結果把整個歷史否定了。

　　我們對四十年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反思，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一分為二”。我們是兩點論，既講成績，又講問題，不能有片面性。不能只講成績，回避問題，也不能只講問題，不講成績。同時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應該看到，成績是第一位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就改革的指導思想來說，基本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但受到種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嚴重干擾。這樣分析比較符合實際。

　　二、從理論上講，對改革必須采取矛盾分析方法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時有一個重要論斷，他說，政治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稱其為科學。”[4]他批評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矛盾的發展和轉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還是矛盾改革，怕講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斗爭，這本書的缺點就在這里。”[5]我們反思四十年經濟體制，也必須從分析矛盾出發，不講矛盾，改革就沒有理論根基。從根本上說，不采取矛盾分析方法，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就不是科學的。

　　應該承認，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奠定了改革的哲學基礎，回答了有關改革的一些根本問題。

　　談到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講，無非是這樣幾個問題：為什么要改革，即改革的必要性是什么？改革的性質是什么，這種性質是怎么確定的？改革的對象是什么，即改什么？想改成什么樣子，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這些問題，只有用矛盾分析方法才能從根本上說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改革？

　　一般是用列舉原有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病來回答。這無疑是正確。我們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是按照發展生產力的需要來調整生產關系。正因為原有經濟體制存在弊病，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才需要通過改革，來消除弊病，推動生產力發展。但這個回答是不夠的，它無法回答：如果克服了原有體制的弊病，還要不要改革?習近平總書記說，改革只有逗號，而沒有句號，改革只有進行式，而沒有完成式。這該怎么理解呢?顯然上述答案是無法解釋的。

　　我們強調要進行改革，根本原因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存在矛盾，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經是一個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是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提出未來的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的。除了短短的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們并沒有具體的社會主義實踐，沒有面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矛盾這樣的問題。列寧根據辯證法一般原理，預見到“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6]然而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理論家，在蘇聯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有矛盾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社會主義不再是在矛盾的運動中發展了，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顯然這是違反辯證法的，這等于說，辯證法到社會主義就中斷了。斯大林到晚年，在客觀存在的矛盾面前，不得不改口說，不能從絕對意義上理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性質，搞得不好仍然會產生矛盾。但他始終不承認矛盾的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毛澤東批評他是羞羞答答的辯證法，不徹底，猶抱琵琶半遮面。這種觀點，使得蘇聯理論界長期不能正視社會存在的矛盾，更不能正確處理矛盾。不承認矛盾的存在，或者只是羞羞答答地談論矛盾，那就不可能提出改革的問題。道理很簡單：改革是解決矛盾的手段，既然連矛盾都沒有，當然就不需要改革這種手段了。不承認矛盾，正是蘇聯在斯大林時期長期不能、也不敢提出改革的理論原因。

　　我國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運用徹底的辯證法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明確提出：“對立統一的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7]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應該應用對立統一的規律去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不承認社會主義還有矛盾，不承認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就會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

　　他還指出：“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兩面：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要改造，把壞的東西改造成好的東西。”[8]

　　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邏輯上必然得出結論：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而且一個矛盾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矛盾，又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所以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永恒的話題。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這個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全黨的認識就統一了，這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沒有人反對，我們黨內不存在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的認識上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決定的？

　　大家都知道，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推fan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性質，并不是人們主觀地規定的，它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得到解決。”[9]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它可以通過協商、批評與自我批評等辦法來解決，不需要通過推fan社會主義制度這樣激烈的沖突才能解決。矛盾的非對抗性性質，決定了解決矛盾的方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推fan社會主義制度。

　　當然還需要看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除了大量存在的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主要的），還存在敵我矛盾。敵我矛盾屬于對抗性矛盾。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不好，也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對抗性矛盾就不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就能解決的了。這種危險，必須重視，不能掉以輕心。不過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對抗性矛盾終究不是基本的、主要的。總體上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的這種性質決定了，解決矛盾，不需要根本改變、推fan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來解決。

　　第三個問題是改革的對象，也就是改什么？

　　說到改什么的問題，一定要把“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統一起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指出這一點，他說，改革存在很多分歧，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是不改的、不能改的，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為什么我們不能籠統地講改革，而必須要把“改什么”與“不改什么”統一起來講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決定的。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人民生活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事實已經表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

　　“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10]

　　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是處于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其中適應的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不適應的方面是局部的、次要的。

　　既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是既適應又不適應，那么我們的政策也應該是兩個方面：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部分，必須堅持;對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部分，必須改革。矛盾的這種狀態，決定了我們必須把“不改什么”與“改什么”統一起來。該堅持的，必須堅持，該改革的，必須改革。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不符合客觀的矛盾狀態的，是會把改革引上改旗易幟的邪路的。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與進步，穩定與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生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11]

　　毛澤東這一段論述是以生物為例說明的，但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是完全適用的。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用這種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至少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矛盾得不到解決，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這種停滯的、僵化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那樣的改革就會走到改旗易幟的道路上去，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不改什么”與“改什么”統一起來，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堅持改革。只講社會主義，不講改革，社會主義就變得死氣沉沉，沒有前途;只講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會失去其固有的本質特征，就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失敗。

　　有人喜歡說，不改革，死路一條，還說這是鄧小平說的。其實，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是這樣說的：“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條。”[12] 所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是死路一條。兩句話一起說，才是全面的。不能像某些“著名經濟學家”那樣只講前一句，不講后一句。那是片面的。堅持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有的東西是不改的，不是什么都要改。

　　那么，具體說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哪些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必須堅持，哪些是同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必須改革？毛澤東在闡述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還缺乏實踐，很難具體回答這個問題。過了幾十年，鄧小平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13]他明確地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具體體制區分開來，這就從方法論上回答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堅持(這是他一貫的思想，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14])，需要改革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

　　黨的十五大根據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來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15]這就清楚地回答了“不改什么”和“改什么”的問題。

　　第四，改革的目標，即改成什么樣子？

　　這在改革過程中一直爭論不休。任何人談論改革，腦子里總是先有一個目標，想把社會改成什么樣子，然后按照心目中的目標，設計改革方案，判斷不同方案哪個是對的、那個是錯的。顯然有兩種絕然不同的改革目標：一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即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使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另一個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照搬西方的“普世價值”，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行徹底私有化、徹底市場化，最終把社會主義制度改造成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

　　出現這兩種改革方案、兩種改革目標，也不奇怪，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出于不同的階級利益，必然會有不同的改革目標，會設計出性質根本不同的改革方案。

　　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存在著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推fan社會主義制度的敵對勢力。就國內來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剝削制度基本上消滅了，大規模階級斗爭已經過去，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國際的影響和國內的因素，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敵我矛盾（盡管不是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總有一股勢力想恢復舊制度。就國際環境來說，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之下。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科技上、軍事上、乃至意識形態上都處于優勢。它們竭力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力圖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構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現實危險。這種危險是實際地存在的。起草目標是顛覆我國政權的《零八xian章》的作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可以說明這一點。當我們提出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這股勢力就接過改革的旗號，把推fan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容塞了進去。得到某些人大力支持的佐利克《2030年中國》就是一個典型。

　　改革目標的分歧，實際上就是階級斗爭的表現。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看不清楚這種分歧的實質的。毛澤東通過矛盾分析，覺察到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就從根本上剝下了披在兩種改革目標斗爭身上的學術外衣，揭示了分歧的實質。

　　三、圍繞著經濟體制改革客觀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和斗爭，焦點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指導思想、政治方向，是兩種改革觀的分歧

　　誰也不能否認，我國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存在著尖銳的爭論和斗爭，焦點是什么?經常有人說，焦點是要不要改革，仿佛總有人在反對改革，而他們在捍衛改革。

　　實際情況是，我國有的“著名經濟學家”按照新自由主義思想設計了一套以建立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他們把它稱之為“普世價值”）為目標的改革方案：政治上實行民主化，推行多黨制、議會民主那一套所謂的“憲政民主”;經濟上實行私有化，推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想上實行自由化，否定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說法各人有所不同，實質內容就是如此。為了強制推行這個改革方案，他們揮舞“改革”的旗幟，把“改革”當棍子使，誰不贊成他們的改革方案，那就是反對改革。他們渲染中國有一個“反改革派”，“反改革派”多次掀起反對改革的浪潮。有一位曾在全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把每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都稱之為反對改革的浪潮。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中心都是反對他們制定的資本主義化改革方案，按照他們的邏輯，勢必要把這類斗爭稱之為反對改革了。

　　其實，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并不存在什么“反改革派”。1987年學潮剛剛過去，有人就講什么中國有一股反對改革的勢力，而且指名道姓地說，某人是改革派，某人是反改革派。那時鄧小平就明確說，“中國的改革遇到的困難并不算多，總的比較順利。有些人對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16]過了半年，他在會見基辛格時再次闡明了這一點：“有人說，中國有兩派，一個是改革派，一個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贊成改革，是全黨贊成改革，如果說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問題，保守的人有，但作為一派，中國沒有。中國確實有一些人對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步驟有不同意見，但這些人中絕大多數也是贊成改革的。對某些問題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17]這是同50年代中期起，大家都贊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分不開的。

　　然而改革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斗爭，這個分歧和斗爭不是圍繞著要不要改革展開的，斗爭焦點是改革的指導思想、政治方向。鄧小平總結19八9年政治feng波的教訓時指出：“肯定的一點是，不論工人也好，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學生也好，還是希望改革的。這次什么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8]可見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革的指導思想、政治方向。

　　江澤民在國慶四十周年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19]過了兩年，他又重申這一點。他說：“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20]

　　時至今日，劃清兩種改革觀的根本界限，依舊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四、原有經濟體制的弊病是什么？怎么進行改革？

　　我們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討論

　　改革問題，具體說來，先要搞清楚，原有經濟體制的弊病是什么。搞清楚弊病所在，才能對癥下藥，革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弊端，推動生產力發展。

　　概括起來，原有經濟體制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所有制結構不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要求;二是經濟運行機制不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一、調整所有制結構

　　新中國建立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上日程。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規律，面對大工業的發展，尤其是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的上馬，個體經濟性質的農業、手工業以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我們黨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以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兩翼，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到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項偉大的社會改造工程，盡管存在一些缺點，例如，要求過急、工作過粗、形式單一等等，總體上說完成得很好。在六億多人口的大國，平穩地實現了這樣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罕見的。回過頭來看一看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我們不能不為它理論邏輯的嚴密、具體措施的清晰所折服。我們黨用它領導三大改造的偉大實踐，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意義十分深遠，應該用濃墨重彩把這項工程寫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國以后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場所，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

　　但是當時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缺乏清醒的認識，搞了單一公有制，超越了階段。改革開放后，我們審視了我國國情，明確提出，由于我們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落后，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高，我們還需要用很長一段時間來完成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的工業化、社會化，我國尚處在、而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仍將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生產力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生產資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在許多地區和部門，還不具備，因此，在所有制方面，除了公有制外，還需要有非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還需要對它們采取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所以，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就是調整所有制結構，由單一的公有制改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十三大提出這項改革，一直到十五大，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并載入憲法。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不能動搖。這是一項影響極其深遠的改革，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談到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必須指出，我們之所以要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也就是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是因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是不可能消滅的(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世界上并沒有抽象的、適用于全人類的本性。自私是一種思想、觀念，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自私自利這種思想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它是由私有制決定的。絕不能倒過來說，自私這種思想是永恒的，它決定了私有制永遠要存在，也不是因為私有制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地方，私有制是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而是因為生產力落后，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在生產力落后的條件下，在生產力還不具備社會性質的地方，我們不能不利用非公有制經濟來發展生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我們最終是要消滅私有制的。不過這是將來的事情。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消滅私有制的。對這個未來的最終目的，我們無需隱晦：我們是利用私有制，發展經濟，為將來徹底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

　　二、改革經濟運行機制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爛攤子，人力、物力、財力十分匱乏。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我們要建設規模宏大的工廠，開發新的地區，不得不把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高度集中起來。在這種形勢下，計劃經濟這種運行機制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是一種有效的發展生產的方法。我們不能離開具體歷史條件來對計劃經濟評頭論足，計劃經濟作為發展生產的一種方法，必須把它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來評價。應該承認，計劃經濟是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要求的，曾經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不能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計劃經濟體制。

　　任何經濟體制都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計劃經濟有利于宏觀調控，便于全國一盤棋，統籌兼顧，但它不利于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尤其是在指令性計劃的條件下，一切經營活動都由國家規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物資供應、產品銷售，都聽命于國家機關，企業沒有自主權，同時企業也沒有經濟責任，利潤上繳國家，需要資金由國家撥給。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國家機關的附屬物，而不是具有自主經營權、并承擔經濟責任的經濟單位。這種運行機制嚴重束縛了企業的手腳。隨著生產的發展、經濟規模的擴大，企業數目越來越多，經濟聯系也越來越復雜，指令性計劃很難符合客觀實際情況。尤其是經濟越來越從粗放式發展（單純依靠擴大規模）轉為集約式發展（主要依靠技術進步），需要企業發揮創造性和主動精神。計劃經濟這種運行機制的弊病就越來越突出，開始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運行機制的改革提上日程。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一直是沿著縮小計劃作用的范圍，擴大市場調節的作用的道路開展的。實踐證明，凡是市場調節作用發揮得好的地方，企業的活力就比較大，效益也比較好?？偨Y十多年的改革經驗，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進一步明確，尊重市場規律，加強政府職能，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結合起來，這是我們黨的偉大創舉。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它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運行機制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它不僅對經濟生活、而且對整個社會生活都有著重大影響。

　　隨著運行機制的改革，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也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應地進行改革。原來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是按照計劃經濟的需要設計和建立的。無論是生產資料所有權還是生產資料使用權，都集中在國家手里，企業只是一個生產單位，只是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而沒有經營權、收益權。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國家所有，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國有經濟的這種實現形式顯然不符合客觀需要了，必須進行改革。早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提出，以往的觀念往往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管理混為一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決定》要求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目標是“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力和義務的法人。”[21]這就是說，國有經濟的改革是在保持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的前提下，由“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改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既堅持國家所有的性質不變，又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企業的具體經營機制和管理方法。

　　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圍繞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這兩個問題，始終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和斗爭。這種爭論和斗爭，鮮明地表現出改革的兩種指導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還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兩種政治方向(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這四十年的風云激蕩，也許最激烈的正是表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域，表現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對此略作分析。

　　五、圍繞著調整所有制結構的斗爭集中在一點上：是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是推行私有化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經由單一公有制改變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確立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經過艱苦探索取得的成果，我們應該倍加珍惜。

　　談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我們必須把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不能只講一方面，而忽視甚至否定另一方面，不能把這兩個方面對立起來。

　　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斗爭。一些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在改革中，竭盡全力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竭力推行私有化。改革開放過程中，圍繞著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還是私有化，始終是兩種指導思想、兩種政治方向的斗爭的焦點。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路，炮制了許多攻擊公有制、妖魔化國有經濟的“理論”，諸如公有制違反人的本性，注定經濟效率低下;國有經濟靠壟斷生存，與民爭利;國有經濟是個“怪胎”，根本不應該存在;公有制產權不明晰，要明晰產權，必須把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國有經濟是“冒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國有不國有沒有關系”;報刊上充斥著諸如此類言論，一時間成為輿論的主流，嚴重地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我們不來一一駁斥這些攻擊公有制經濟的言論，只想指出一點：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決不能等閑視之。要知道，公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沒有了公有制經濟，共產黨靠什么來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情況下，正是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決定了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沒有公有制，哪兒還會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不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應該說，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越要強調公有制保持并增強主體地位，否則社會主義就無從談起。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才使得我們有能力調控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保證國民經濟朝著預定目標發展，沒有了國有經濟，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陷入盲目的無政府狀態；公有制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私有制只會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沒有了公有制，共同富裕就只是一句空話。習近平總書記形容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頂梁柱，這句話形象地說明了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是其主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沒有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是要垮塌旳。

　　改革開放以來，在要不要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并沒有多大分歧。斗爭集中在要不要堅持并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上。在這個問題上明顯地表現出兩種改革觀的斗爭。應該看到，這個問題也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關心的焦點，它們竭力呼吁我國推行私有化，使私營經濟占據主體地位，進而改變我國社會的性質。他們一再施加壓力：絕不允許中國這個方向的改革“停滯”。這一點，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們在調整所有制結構時，必須把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公有制為主體統一起來，決不能有片面性。只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不強調公有制為主體，不強調在城市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在農村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改革就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

　　六、圍繞經濟運行機制改革問題斗爭的焦點，是用社會主義來規范和引導市場經濟的運行，還是推行市場經濟萬能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改革一直是沿著不斷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開展的。圍繞著市場經濟問題，也明顯地存在著兩種改革觀的分歧和斗爭。

　　乍一看來，我們主張搞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也主張搞市場經濟，兩者好像沒有什么區別。然而要不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回事，實行什么性質的市場經濟體制，怎么搞市場經濟是另一回事。在后面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著兩種指導思想、兩種政治方向的尖銳斗爭。

　　按照鄧小平理論，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而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疇。它們是社會主義可以用、資本主義也可以用的東西。方法、手段，都不能獨立存在，它們從屬于基本制度。對于方法、手段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誰來運用、為什么目的運用。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結合，在公有制基礎上運用，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服務，那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結合，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運用，為發展資本主義服務，那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不能說市場經濟沒有姓“社”姓“資”的區別。關鍵是它同什么基本制度相結合，這才是決定性的問題。

　　當十四大報告草稿在黨內討論時，有位經濟學家反對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他說，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如果一定要加個形容詞，就叫現代市場經濟好了。這恰恰反映了一批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經濟學家的想法：市場經濟就是美國的那一套，把它搬過來就行了，不要過問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此，江澤民特地指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了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里。”[22] 江澤民這段話說明，市場經濟是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那就必然搞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為了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炮制了許多“理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先實行私有化。有一位經濟學家形象地說：“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就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成之時，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日”。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能性，等于說要采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只能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還有的“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產權明晰是市場經濟的前提，而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產權虛置，名為“人人所有”，實為“人人皆無”，只有量化到個人，產權才能明晰。意思是搞搞市場經濟，必先私有化。私有化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當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了。這種觀點，說白了是想說，市場經濟只能是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正是在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導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只講市場經濟，不提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要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照搬美國那一套。我們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是要求市場經濟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運行，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服務，它規定了市場經濟的運行的方向和基本規則。一旦把“社會主義”四個字抹掉，市場經濟按資本主義原則運行，就會導致盲目的無政府狀態，不僅使經濟陷于混亂，而且會影響到上層建筑，尤其是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使得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泛濫，一切向錢看（有位經濟學家甚至主張“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腐蝕革命意志，敗壞社會風氣，摧毀社會主義價值觀，其后果是有目共睹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23]一旦人民喪失了理想信念，不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切都向錢看了，金錢主宰一切，整個社會墮落、腐化，這個國家就不會有力量，這個民族就不會有希望了。

　　用社會主義來規范市場經濟的運行，必然要求在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下，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把政府調控經濟的職能與市場的作用結合起來，而不是聽任市場像脫韁野馬那樣自發地盲目發揮作用。十四大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時候，特地指出，要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像某些經濟學家想象的那樣，迷信市場，主張市場經濟萬能，一切聽任市場擺布，完全排斥國家職能。

　　可見，在市場經濟問題上，我們同某些“著名經濟學家”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在于要不要用社會主義原則來規范市場經濟的運行。說到底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七、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戰斗尚未有窮期，任重道遠

　　回顧我國四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圍繞著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是私有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這種斗爭，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真是驚心動魄。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完善社會主義的方向，改革才取得巨大成就，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失誤，都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干擾所造成的。當我們見到一股股私有化浪潮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一些暴發戶利用國有企業改制的機會，一夜之間變成億萬富翁，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遭到嚴重削弱的時候，當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統領下迷信市場造成的種種危害國民經濟的現象，以及所造成的社會亂象的時候，怎能不痛心疾首。四十年來的實踐充分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再也不能聽任新自由主義自由泛濫了。

　　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世界都在批判新自由主義，譴責它帶來的禍害。然而恰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新自由主義卻沒有引起應有的警覺。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有人利用中央提出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來增強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的機會，歪曲、篡改中央精神，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三中全會全會的《決定》，力圖掀起一股新的私有化浪潮，讓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控制國有經濟，最終銷蝕國有經濟;利用《決定》中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提法，把市場經濟凌駕于社會主義之上，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宣揚市場經濟萬能論。社會主義的中國成了新自由主義蔓延的一塊綠洲。這豈不是咄咄怪事！大量事實表明，在我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遠沒有得到肅清。

　　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保證我國的改革沿著正確方向開展，仍然是意識形態領域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戰斗尚未有窮期，這方面的斗爭任重而道遠。

注釋：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40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2]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12頁，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5]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42、743頁，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6] 《列寧全集》，第60卷，第2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3、2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4、2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