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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產能過剩”是個偽命題

目前，一些美國政客和媒體頻繁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聲稱中國新能源行業存在產能過剩，并將這種指責擴展到更多工業品類。他們宣稱中國通過出口來消化過剩產能，擾亂全球價格，嚴重沖擊了世界市場，還將美國經濟自身的問題歸咎于中國的產能過剩。此外，美國還對中國制造的聯網汽車開展國家安全風險審查，進一步提高對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等產品的關稅，試圖阻礙中國新能源產品的正常出口。這些措施實際上體現了美國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競爭焦慮，也反映了其在國際貿易中的雙重標準。

從實際數據看，中國并不存在美西方所謂的“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中國的產能利用率穩定在76%左右，與美國的78%相近。截至2024年8月，中國產成品庫存指數約為48，同樣未觸及50的警戒線，這進一步表明市場供需關系較為平衡。與此同時，中國工業企業利潤持續增長，2024年1—6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3.5%。新能源汽車的需求增長明顯，據國際能源署測算，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要達到4500萬輛。這表明，當前的產能尚不能完全滿足市場需求，中國新能源領域的產能并未過剩。

實際上，新興產業中的產能超前建設是一種常見且有益的策略，有助于企業搶占市場份額并推動技術進步。在技術迭代迅速的新能源領域，企業在初期進行大量投資，旨在為未來的需求增長做好準備，短期內的超前建設為行業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技術的成熟和市場的拓展，產能結構會逐步得到優化。盡管市場對新技術的接受可能存在滯后，但從長期來看，新技術領域的需求總體呈現擴張趨勢。因此，將新能源領域的暫時性供需不平衡視為產能過剩是一種片面的看法。

從參與國際分工的角度來看，不同國家的產能規模主要由各自的比較優勢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決定。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能會向那些在某一領域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集聚，以提升生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這是市場規律的客觀體現。近年來，中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讓全球消費者能夠以較低價格購買到更優質的產品，這顯示了中國制造的強大優勢。因此，將中國產品因性價比高而受到歡迎的市場現象認定為“中國輸出過剩產能”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此外，國際貿易本質上是基于各國比較優勢進行的分工合作，商品的出口和進口是正常現象。長期以來，美西方國家在高技術產品上的出口優勢被視為合理，但當中國進行類似出口時卻遭遇“產能過剩”指責，這顯然體現了美西方的不公正態度。

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新能源領域已掌握關鍵核心技術，這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擔憂。這些國家通過炒作“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的言論，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以保護其市場份額和霸權地位。實際上，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是一種政治宣傳，是對以往“中國經濟崩潰論”和“中國經濟威脅論”的延續。這些指責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經濟現實，“中國產能過剩”無疑是個偽命題。

積極應對所謂“中國產能過剩”

美西方對“中國產能過剩論”的炒作，延續了技術封鎖等經濟霸權主義的行徑，成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新手段。這種行為對世界經濟和人類可持續發展造成重大危害，也對美國自身的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中國產能過剩論”對中國的影響最為直接。美西方國家對中國新能源產品施加高關稅和國家安全審查，限制中國企業出口。這會加劇企業經濟壓力，還可能會影響相關產業鏈的穩定以及我國在全球新能源領域的競爭力。當然，這些措施也對美西方國家自身產生了不利影響。美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可能有效解決自身經濟問題，只會導致貿易摩擦升級，對美西方國家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技術創新能力造成損害。此外，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產能過剩論”阻礙了全球綠色轉型的進程。美西方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和污蔑行為，無疑阻礙了全球綠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這不僅損害了全球產業鏈的穩定，也可能拖延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綠色發展的進程。

面對美西方對“中國產能過剩論”的炒作，中國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應對策略，以減少這些指責帶來的負面影響，并維護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為此，中國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

第一，增強輿論主動，維護國際形象。中國需要積極應對美西方關于“中國產能過剩”的輿論攻擊，確保在國際舞臺上掌握主動權。政府和行業應深入研究中國新能源領域的實際產能、市場需求及產業鏈情況，明確產能擴張主要是由于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而非過度補貼。通過媒體、國際學術論壇、商會等渠道澄清誤解，展示中國新能源產業對全球經濟和環境的正面影響。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國際合作。中國應在頂層設計中注重國際產能合作的多元化，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多邊合作平臺，制定詳細的國際產能合作規劃，探索新型合作模式和路徑。合理規劃和組織重點項目，避免盲目投資和無序競爭，確保國際產能合作的高效利用。

第三，鼓勵企業“走出去”，加強本地化經營。企業應學習跨國公司在目標市場的本土化經營經驗，設立分支機構，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在本地化過程中，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文化習俗，樹立良好的企業品牌形象。同時，企業應進行風險評估和預警預測，關注重點國家的產能合作風險，做到早知曉、早防控。

第四，挖掘國內市場潛力，開拓國際市場。在國內，鋪開充電樁等基礎設施，拓展中小城市和鄉鎮的新能源汽車市場。在國際市場方面，利用《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和美歐的綠色補貼政策，加大對發達國家市場的投資力度，同時積極拓展東盟及日韓市場。

第五，優化產能結構，健全補貼機制。我國應結合行業實際情況，調整產能發展計劃。同時，優化補貼機制，確保補貼資金的有效使用，重點支持技術研發和創新，加強補貼政策的科學性和透明性。通過合理調整產能和補貼政策，促進產業健康發展，提高全球競爭力。

（作者：毛其淋，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鐘一鳴，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