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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開創中非關系新局面提供了前提條件。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注意到，亞非拉一些民族主義國家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登上國際舞臺，于是把外交的重點放在亞非拉新興國家。由于歷史原因，非洲國家的數量最多。60年代，每當一個非洲新興獨立國家出現，中國政府都立即宣布予以承認，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建立外交關系。

被習近平稱之為中坦和中非友誼豐碑的坦贊鐵路，于1970年開工，1976年竣工。修建鐵路的資金，是由中國政府向坦桑尼亞政府提供的無息貸款，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錢。中國嚴格按照周恩來1964年訪問非洲提出的援外八項原則完成這項標志性工程，整個非洲為之震動。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外國也在非洲修過鐵路、公路，那是為了掠奪。中國修建坦贊鐵路，那是為了幫助非洲發展。”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震驚世界。美國主要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以“非洲國家同紅色中國站在一起”通欄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已故資深外交家吳建民，作為1971年11月第一次參加聯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在2011年以“中國花巨額外匯援建坦贊鐵路，被非洲兄弟抬進聯合國”為題寫道：“大部分發達國家跟中國建交是在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如果1971年不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1978年我們能對世界開放嗎？不可能。中國有今天的大發展嗎？不可能。”

1974年2月，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闡述這一思想。1979年底，我國已與44個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鄧小平在此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推動中非關系的發展。

為社會主義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一直是新中國外交的一項主要政策。改革開放要求為現代化建設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為此，必須要堅決反對霸權主義。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同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談話，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一貫的，即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屬于第三世界。“為什么現在我特別強調第三世界這一點，因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對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義……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這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處的地位和切身利害關系決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15-416頁）而當時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對在毛澤東領導下新中國取得的革命和建設成就，敬佩不已。中國國內對毛澤東的一些負面批評，對他們造成的負面影響很小。因此，不少非洲朋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缺乏了解，有些國家領導人甚至產生某種疑問。要使第三世界國家繼續堅定地和中國站在一起反對霸權主義，就完全有必要讓他們真正認識到：中國會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是為了更好地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

尼雷爾在坦桑尼亞國內享有崇高威望，在國際社會特別是非洲大陸也具有重要影響。他曾形象地指出，沒有中國，第三世界就是紙老虎。他在當選總統幾年后，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在悼念毛澤東逝世時，他極為誠摯地表示，毛澤東是世界性的領導人。1981年3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尼雷爾時首先說：中國和坦桑尼亞建交以來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接著介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情況，特地強調：我們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的。鄧小平還指出：現在，不僅國際上，我們國內也有人說我們在搞“非毛化”。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在對外政策方面，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反對霸權主義，確定中國永不稱霸，確定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將繼續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25頁）尼雷爾表示，他對中國采取的政策很有信心。

曾經擔任過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主席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年輕時就積極投身反對殖民者的斗爭，在被捕坐牢時熟讀了《毛澤東選集》。1979年，英國承認津巴布韋獨立。在次年舉行的大選中，穆加貝當選為開國總理，成為津巴布韋的開國元勛和民族英雄。穆加貝在擔任總理后說，津巴布韋的勝利，基本上是毛澤東思想中符合于他們那里實際的東西所引導而取得的勝利。毛澤東思想無論如何不能丟，毛主席不但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領袖。

1981年5月12日，穆加貝總統（該國由議會制改為總統制后任總統）訪華。5月15日，鄧小平會見了穆加貝。鄧小平介紹中國國內情況時指出：建國三十二年來，總的來說，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我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但是也走過一些彎路。在談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時鄧小平說：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個問題弄清楚，對我們以后的發展，怎樣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關系。（《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41頁）鄧小平還贊揚了津巴布韋獨立一年來取得的很好的成績。會見后，鄧小平宴請穆加貝一行。

從1981年起，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進入最后階段。起草小組成員之一的石仲泉2021年回憶：“想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人只是少數，但影響很大、很不好。”“這時候，鄧小平的戰略定力就十分重要，他告訴大家，好的意見要吸收，不好的意見要堅決頂住。”1981年3月9日，鄧小平找鄧力群等人談話，指出：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4月7日，在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針對有人認為“文革”期間外交、經濟等方面沒有做什么工作，沒有什么成績的說法，鄧小平指出：這不符合實際。“……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代表我國政府發表講話，受到熱烈歡迎，講完以后，許多國家的代表前來熱情握手。這都是事實。”（《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5頁）在5月15日上午與穆加貝會見前，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等人再談《決議》稿的修改問題。鄧小平最后總結說：把毛澤東的旗幟打起來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尼雷爾再三強調，毛主席不僅是中國的領袖，也是世界的領袖。這對非洲、拉美都是有影響的。（胡喬木編寫組著：《胡喬木傳》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第647-649頁）

平等相待 以誠相見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迅速擴大，70年代更加強勁。美國總統卡特當年決定與中國正式建交，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是一個重要因素。他認為，與中國交朋友，有一點更加令人感興趣的好處：中國有能力不動聲色地左右某些與美國很難與之打交道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信譽是非常好的。

中國的信譽主要是建立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特別是對他國的真正尊重基礎之上的。不論國家大小，中國一律平等相待。而非洲的小國家比較多，當時訪華頻率也比較高，但中國都以禮相待。加蓬當時只有60多萬人。該國總統邦戈1974年10月來訪，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重病在身，鄧小平以周恩來總理的名義舉行盛大宴會，熱烈歡迎邦戈一行。鄧小平在致詞中贊揚加蓬在自己國家建設方面取得顯著成就，贊揚加蓬政府為第三世界團結反霸事業作出的積極努力。1978年12月5日，鄧小平前往賓館，親切會見第四次訪華的邦戈。倆人一見面，格外親切，久久擁抱，互致良好祝愿。鄧小平熱烈贊揚近年來中非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指出這是有助于人民之間的友誼，有利于世界人民團結反霸和維護和平的事業。1983年10月，鄧小平再一次親切會見來訪的邦戈總統，共敘友情。鄧小平與邦戈總統的最后一次見面是1987年2月18日。這次見面，鄧小平就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國家的發展道路進行了坦誠的交談。鄧小平在提到總的發展不錯，國家情況好的同時，指出：“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04頁）

穆加貝和尼雷爾一樣，也是多次見過鄧小平的非洲國家領導人。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第二次會見了穆加貝。穆加貝首先回顧了他1981年訪華的情況。他特地問到中國當時的糾正錯誤的事情。鄧小平說那項工作叫作撥亂反正，接著指出：“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140頁）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第三次會見穆加貝。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鄧小平首先告訴穆加貝，盡管出現了這些新情況，但“一切都將照常進行，不會有任何改變。這是我要告訴同志們的。”他坦誠地提醒穆加貝：“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1-202頁）當時由于穆加貝采取緩和各階層矛盾的政策，津巴布韋經濟發展相當不錯。進入90年代后，國際局勢劇變，穆加貝拙于應對。特別是英國停止經濟援助后，津巴布韋經濟很快遭到重創，一直未能恢復過來。但是，在國際事務中，津巴布韋一直站在中國一邊。2017年1月9日，習近平在會見來訪的穆加貝時說：“中方贊賞津方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一貫給予堅定支持，將一如既往地支持津巴布韋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支持津巴布韋人民走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

1985年8月19日，尼雷爾總統決定再次訪問中國，這是他任職23年以來最后一次以總統身份訪華。照他自己的說法，他這次來北京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要親自向中國致謝和告別。他要感謝在他任總統的整個期間，中國政府所給予的持續不斷的和慷慨道義上的支持，特別是歷史使他有幸與20世紀兩位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交談，使他從中獲益匪淺。坦桑尼亞感謝中國，并不僅僅因為中國向坦桑尼亞提供了經濟援助，還因為中國一貫積極地、實際地支持非洲為擺脫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取得徹底解放而進行的持續不斷的斗爭。他非常敬佩中國。8月21日，鄧小平又一次會見了這位老朋友。在交談中鄧小平對尼雷爾說，1981年你來北京時，我向你介紹了當時我國撥亂反正的情況。現在看來，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處理“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是做對了，取得了安定團結的局面。在尼雷爾談到國際上對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議論時，鄧小平說：“世界上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兩種評論。有些評論家認為改革會使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另一些評論家則認為中國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后一種看法比較有眼光。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他還說：“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已經寫進中國的憲法。問題是怎么堅持。”（《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4頁）尼雷爾說：“我相信你是正確的。我也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采取靈活的辦法。”尼雷爾認為，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員，中國的強大，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強大。中國的改革成功了，就可以對國際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他誠懇地表示坦桑尼亞人民熱切希望學習和借鑒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新經驗。從那以后，尼雷爾確實不辭勞苦又多次來到中國。在1989年11月與鄧小平會見的那一次，鄧小平十分贊賞尼雷爾擔任南方委員會（即不結盟運動的第三世界經濟南方委員會，后改名為南方中心）主席的工作。尼雷爾贊同鄧小平對國際問題的精辟分析。

有的非洲國家領導人只見過鄧小平一次，但鄧小平在見面交談時同樣是以誠相待，與客人分享中國發展的經驗教訓。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是在1986年1月25日率領全國抵抗軍奪取政權后出任總統的。1989年3月23日上午，鄧小平會見第一次來華訪問的穆塞韋尼。鄧小平首先介紹新中國成立后艱辛探索的曲折過程及其經驗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帶來的經濟上的出色變化。他指出：“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所以要加強對人民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艱苦奮斗。這是中國從幾十年的建設中得出的經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0頁）鄧小平鼓勵非洲國家要利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

做好朋友，也做諍友

上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期，毛澤東在會見非洲朋友時，在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后，總是強調：各國條件不一樣，中國的經驗只供參考，決不能照搬。爭取民族獨立有兩種斗爭形式，一種是合法斗爭，一種是武裝斗爭。非洲當前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搞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共產主義問題，而是民族解放問題。毛澤東對取得獨立后的非洲國家來訪的代表團說，要注意發展經濟，“你們現在愁你們的經濟，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不要靠外國。可以進口技術，利用外國的技術人員幫助你們訓練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12頁、304頁）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絕大部分非洲國家都取得獨立，發展經濟成為當務之急。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重大經濟建設成就引起他們很大的興趣。他們的領導人訪華時，熱切希望能學習到中國經驗。鄧小平在會見非洲國家領導人介紹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時，總是會特別強調，中國的經驗只能供非洲朋友借鑒，而決不能照搬。

1985年8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尼雷爾的時候說：從經濟上講，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工業、農業、商業和其他方面已經建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當然，不是把它搬給別國。8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穆加貝的時候，之所以足足用了100分鐘時間詳細介紹新中國建設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探索道路，主要還是為了強調一點：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絕對不能照搬。1987年2月18日，鄧小平會見第六次訪華的邦戈，高興地說：你是第六次來中國了。我們一直是好朋友。我們希望中國能夠為第三世界發展創造一些前人未有的經驗。“我們不要求第三世界照搬我們的經驗，決不能照搬，而是借鑒，借鑒有用的東西。”（《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1年2月，第249頁）坦桑尼亞的政治家姆維尼，曾作為政府部長和副總統于1973年和1985年兩次訪華見過鄧小平。1987年3月，他作為總統訪華。鄧小平在會見他時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制定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姆維尼對鄧小平說：你們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鄧小平強調說，要說借鑒的話，一定要結合本國實際情況來考慮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照抄照搬。（《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第244頁）

1955年至1990年期間，社會主義思潮在非洲國家很有影響力，曾出現4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盡管有勇于探索的積極因素，但均未能取得成功。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蘇聯和東歐各國劇變，非洲社會主義思潮悄然隱退。鄧小平在80年代后半期和非洲領導人見面時，多次建議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非洲國家要慎重從事，一定不能脫離自己國家的國情。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強調指出，我們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誠懇地向莫桑比克朋友建議：“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要講社會主義，也只能是講符合莫桑比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1頁）據說，希薩諾回國后，采取了幾項靈活政策，改善了民生。1988年6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埃塞俄比亞總統、埃塞俄比亞工人黨總書記門格斯圖時表示，搞社會主義要靠自己的實踐，對外國經驗決不能照搬。我們都是第三世界國家，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要喪失時機。（《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第232頁）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其他的選擇非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也未能取得成功。只有毛里求斯、博茨瓦納等少數國家能從本國實際出發，實現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非洲國家要找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還要繼續探索。盡管如此，中國仍一直在各方面都給予支持和幫助。但同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問題上、特別是在聯合國各種會議上，非洲絕大部分國家都是一直是和中國相互支持的。

中國與贊比亞的關系是中非關系發展的一個經典縮影。從1970年的坦贊鐵路開工到1974年毛澤東和卡翁達談話時提出三個世界思想，一直到2023年9月贊比亞總統希奇萊訪華。2009年11月，卡翁達第7次訪問中國，專程來到韶山。在向毛澤東銅像敬獻花籃時，對自發圍上來鼓掌的游客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也是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他的豐功偉績將永垂青史。他永遠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和敬佩。”2023年9月10日，希奇萊訪華第一站選在深圳。他來到山頂廣場，瞻仰鄧小平銅像并敬獻花束。當天，他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深深被鄧小平的故事所鼓舞”。“深圳發展的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我們很愿意學習，通過你們的案例實現我們自身發展。”9月15日上午，習近平在北京同希奇萊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宣布，將中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