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敘事里，有一種頗為蒙人的觀點，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在組織形態與政治本質方面無甚區別。為什么現在不少近代史題材的影視劇已經無法呈現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了？我們反思這些現象，就要對所謂“國共無區別論”加以辨析。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人民軍隊在前方英勇作戰，解放區人民則在后方積極開展土改。圖為吳憲生、韓京雷創作的中國畫《耕者有其田》。
國民黨不敢直面當時中國廣泛存在的階級矛盾，不敢繼承五四先驅的思想遺產，要么重新抬出北洋軍閥濫用的“尊孔讀經”，要么師法德、意法西斯主義，宣揚空洞而蹩腳的“力行哲學”，與中國共產黨在根本信念、組織原則、政治路線、階級基礎上，有著本質區別。
當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敘事里，有一種頗為蒙人的觀點，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在組織形態與政治本質方面無甚區別。持這樣觀點的人聲稱，1924年改組之后的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一樣，也師法蘇聯的黨建形式，也強調“主義”的重要性，甚至還借用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諸如“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政治口號，因此國民黨也算是一個“革命黨”，它也想讓中國擺脫近代以來的困境，和中國共產黨具有“相似性”。知識界如此，大眾傳播領域亦然，不時能見到各種為國民黨政權招魂的論著和言論。也有觀眾質疑，為什么現在不少近代史題材的影視劇已經無法呈現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了？我們反思這些現象，就要對所謂“國共無區別論”加以辨析。
國民黨肇始于清末成立的中國同盟會，后者主要由中下層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多來自士紳之家，常自詡為“中間社會”，一方面顯示與清廷并非一路人，另一方面則意在凸顯和占當時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小商販等“下層民眾”有鮮明區別。在政黨建設方面，同盟會一直未能形成比較牢固的組織形式，內部常有各種紛爭。在政治宣傳方面，孫中山雖然提出“三民主義”，但大多數革命黨人只對民族主義心有戚戚焉，而對旨在保障平民經濟與社會權益的民生主義缺少認同。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等革命黨人希圖以議會為戰場，以選舉為手段，逐步掌控中央權力，故將同盟會改名為國民黨。宋教仁主張多吸納各種政治力量加入國民黨，認為這樣可以壯大聲勢。殊不知如此一來，革命之后依然活躍的各種舊官僚、舊士紳搖身一變，紛紛成為國民黨黨員，導致本來就不多的“革命性”被進一步消釋。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嚴重缺乏群眾基礎，未將目光投向生活困苦的農民與工人，只重視周旋于上層有權勢者之間，革命黨人逐漸蛻變為“革命新貴”。當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缺少政治與社會基礎的國民黨慘遭清理。1924年改組之后的國民黨仍未能消除舊習氣，但因有不少對革命抱有理想的青年學生加入其中，使氣象有所轉變。不過，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出現明顯的“逆淘汰”現象。照理說，國民黨若想加強革命性與使命感，應該重視具有革命理想與奉獻精神的青年黨員，加強組織性與紀律性，抑制黨內利益集團與腐化分子。而“清黨”運動與之截然相反，它給利益集團、腐化分子，以及黨外投機分子與曾經被打倒的土豪劣紳、地主惡霸提供了一個反攻倒算的機會。他們以“清黨”為由頭，把許多具有革命理想卻妨礙自己鞏固利益的黨員視為共產主義的同路人，這既能表忠立功、得到重用，又能以“護黨”作護身符，將自己與國民黨捆綁到一起，在改變國民黨基本性質的同時，也讓自己在黨內獲取更多利益，使國民黨成為替他們服務的政治集團。與之相伴的，就是國民黨的理論宣傳不斷倒退，既不敢直面當時中國廣泛存在的階級矛盾，也不敢繼承五四先驅的思想遺產，要么重新抬出北洋軍閥濫用的“尊孔讀經”，要么師法德、意法西斯主義，宣揚空洞而蹩腳的“力行哲學”，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總之，1927年之后的國民黨逐漸失去了真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們的支持，淪為官僚、軍閥、買辦、地主、劣紳追逐利益的工具。雖然國民黨在形式上還保留著各級黨部，打倒帝國主義與保障民眾利益之類的口號也時常掛在大小官員嘴邊，但實質上黨務系統已形同虛設，政治上充斥著難以調和、彼此拆臺的派系和食利階層，基層治理破敗不堪，土豪劣紳魚肉鄉里之事層出不窮；部隊被軍閥強人掌控，相互猜忌提防之心甚重；經濟上從未認真執行符合民生主義的減租政策。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相關史料，俯拾即是。持“國共無區別論”者，焉能視而不見？中國共產黨在階級基礎、根本信念、組織原則、政治路線，以及對內外各項主張上，都與國民黨有著天壤之別。這一點，就連不少國民黨人也知曉。1929年，蔣介石作了一場名為“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黨共產革命的區別”的演講。他說，不同于共產黨主張階級斗爭，國民黨“一面以保姆的資格，培養社會的元氣；一面以導師的資格，訓練人民的政治能力”。試問，蔣介石與國民黨有什么資格自詡“保姆”和“導師”，有什么資格去“培養”和“訓練”民眾？國民黨不自量力，把民眾當作“嬰兒”的自負，與共產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革命路線，有著本質區別。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在革命戰爭年代，廣大黨員干部吃苦在前、不怕犧牲，這與國民黨的“弟兄們，給我沖”相比，體現出截然不同的組織原則與政治路線。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部隊要明白為什么要打仗、為誰而打仗。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階級分析，以此來啟示人們思考為什么會有被壓迫與被剝削的現象存在，誰是階級兄弟，誰是階級敵人，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究竟誰養活誰，以及如何才能推翻剝削制度。這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在理論宣傳方面的本質區別。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體現出極高的革命覺悟。就連蔣介石都承認：共產黨“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有著極強的紀律性和戰斗力，所以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曾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在日記中寫道：“戰敗后，許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漸次消失。張伯勉到四明銀行接洽公務，便說政府改組，最好請毛澤東做行政院長，朱德做軍政部長，他們的辦法要多些。”這說明當時一些國民黨人也承認，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國擺脫近代以來的一系列危機。考量近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能否解決好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在這方面，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做法背道而馳。毛澤東強調：“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解放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頒布《收復區土地處理暫行辦法》，規定所謂“收復區”內的土地，如果被“非法處分之（即土地改革—引者注）”，則一律視為無效，私人產業一律發回原主。這意味著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改而獲得土地的農民又將失去土地。此外，解放戰爭中流亡到別處的地主，常以“還鄉團”的名義跟著國民黨軍隊返回原籍，他們向農民索要土地，國民黨便派軍隊幫助這些地主搶奪土地。對此，曾以軍令部聯絡參謀身份派駐延安的徐復觀在1948年國民黨內座談會中提出，“共黨在戰時減租減息，執行得很徹底”，共產黨力量的壯大“是土地政策的效果”；而反觀國民黨，其“失敗根本就在土地問題與農民問題之未能合理解決”。由此可見，國共兩黨在信念、政策、路線、組織、群眾基礎等方面都有本質區別。對此當時也有一些國民黨人看得一清二楚。中國近代的一系列變革，不但影響著中國，也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因此吸引了不少海外學者的關注與討論。其中，分析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特征，揭示前者為何成功、后者為何失敗，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美國學者巴林頓·摩爾在其著名的歷史社會學代表作《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里認為，“國民黨的主要社會基礎是鄉紳后裔，城市工商業，金融業的利益混合體……通過它所控制的暴力工具，充當撮合這個混合物的紐帶。同時，它通過這種暴力控制來壓榨城市資本主義，并直接或間接地操縱政府機器”。中國共產黨“卻主要在貧困農民中間，甚至是在中國社會受壓迫最深的婦女中間創建了新的組織。最重要的是，通過建立合作組織所表明地方經濟自給自足的計劃，以及其他一些方案，他們向農民提供了不再忍饑挨餓受壓迫的具體途徑”，因此，共產黨日漸獲得支持，國民黨最終走向敗亡。另一位美國學者西達·斯考切波在代表作《國家與社會革命》中提出，國民黨“由于政府喪失了主動性，它就越來越耗盡了所有的政治活力，蛻化為一系列透過個人忠誠的紐帶而聚集在蔣介石周圍的各種官僚小團體”，這導致“國民黨不再努力贏得民眾的支持，也喪失了原來受蘇俄指導時的那種決策和協調職能”。相較之下，“由于共產黨能夠直接深入農村，組織農民抗日、生產”，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還周期性地對農村集體組織進行動員，因此，實際上所有的農民社區和家庭都能夠被納入農業發展之中，在此過程中收入和福利都會大有收獲”。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農民在國共兩黨治理下的地位差異和貧富差距。美國學者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里認為，“新政權中各種軍閥與政治派系之間充滿沖突，其中的一派就是新成立的國民黨。革命尚未成功，這進一步弱化了國家政權對各省統治的權威”，結果導致“在中央與其在省一級的自然代理人之間缺乏團結，這必然把中國帶入四分五裂的境地”。換言之，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整合能力極為低下。而中國共產黨通過動員、組織廣大的農民，實踐“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軍事斗爭中重組社會結構，摧毀了長期擁有各類特權的地主階級，讓底層農民獲得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地位，進而使革命得到廣泛的支持，最終建立新政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因此，邁克爾·曼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提供了替代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最成功的方案”。總之，今天一些宣揚“國共無區別論”的人“發思古之幽情”，宣稱分析國共之間本質區別的論述不過是“成王敗寇”之論，實則是在用一種迂回的方式否定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建設的歷史，但其立論依據何其單薄。而在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牢記國共之間的本質區別，不把國民黨那一套政治物什奉為值得追憶的寶典，更是關乎國家發展前途的關鍵。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原載《歷史評論》2021年第5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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