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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魚弟事件”折射城市務工子女教育存在短板

      據《中國青年報》8月9日報道：2010年，年僅10歲的小孟，因一手“殺魚絕技”而爆紅網絡，人稱“殺魚弟”。然而時過8年，竟然發生了悲劇，8月3日，“殺魚弟”服用劇毒農藥百草枯自殺，目前正在山東齊魯醫院接受治療。發生在“殺魚弟”身上的悲劇，值得整個社會反思。

      一是家庭教育缺失

      與城市兒童相比，務工家庭在子女教育上面，物質和精神層面都存在明顯差距。由于務工家庭大多知識水平不高，把在城市“務工賺錢”當成“第一要務”，往往忽略孩子的成長教育，與他們之間缺少交流互動，教育方式簡單粗暴。

      近年來，有些城市務工家長也開始重視家庭教育，卻因自身教育水平限制，在具體教育過程中缺乏科學方法，使得子女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

      “殺魚弟”的悲劇雖然是個例，但映射出很多城市務工家庭缺少溝通、方式簡單、親子關系維系困難等教育痛點。

      二是社會教育缺項

      8年前，“殺魚弟”輟學“掙錢”，公眾沒有意識到這是輟學，而陷入無意識的輿論狂歡，從側面反映出整個社會對待教育的“畸形觀念”。

      當前，我國社會教育尚未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從幼兒園就起跑”的高考心態，在教育資本市場的作用下，催生了大量“提高應試成績”的補習機構，而真正在兒童心理健康成長方面的科學施教體系尚未建立，作為其中的弱勢群體，針對城市務工子女的“心理疏導”和“健康成長”投入更是嚴重匱乏，出現“社會資本不進來、政府財政不跟進”的尬尷境地。

      三是政府管理缺位

      城市務工家庭由于經常在家鄉與務工城市之間流動，加大了政府管理的成本。由于戶籍、居住地政策不同，針對這部分人群很容易出現“兩不管”的“空白地帶”，家庭超生、子女輟學、未成年家暴游走于社會治理的“邊緣地帶”，折射出政府管理的覆蓋面和銜接機制存在制度缺位。

      “殺魚弟”家庭共有6個孩子，作為家中長子其從輟學到上學再輟學，呈然與父母教育理念有關，但兩地政府也應承擔一定的管理失責責任。針對一再違反國家政策的現象，相關政府部門的“視而不見”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基層工作該少一些“表哥”“表姐”

      鄉鎮工作人員大多有此感受，每天上班就被上級部門的各種報表“幸福纏繞”，“日報周報月報天天報，一個都不能少”，扶貧次數量化指標、組織生活數字人頭，甚至一些招商項目尚未真正落地，“耀眼”的經濟數字就已“列統”。

      大數據時代要有大數據思維，通過對基層上報的數字進行梳理分析，可以快速了解某項工作的部署落實情況，及時修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但過度依靠“基層報表”，在辦公室里“研究”工作，也是形式主義在作祟。

      基層工作人員全都變身“表哥”“表姐”，每天疲于應付各種報表，就會滋生“數據造假”亂象。有些職能部門為了講究前后數字的邏輯關系，即使前面“報錯了”，也要求下面單位按照“錯的數據繼續報”，自欺欺人的工作態度，讓基層數據摻雜太多水分，沒有了“數字透視工作”的基礎，對科學研判具體工作執行情況起不到任何幫助作用。

      “報表”固然重要，也是開展工作的一個有效抓手，但過分強調“報表”作用，甚至強制把“報表”作為單獨任務與實際工作割裂開來，就喪失了“報表”的存在價值。

      只有運用系統性思維，把數字報表與工作實踐有機融合，才能真正把工作落細落實。

     “南京無名女童尸體案”后續事件引熱議，折射我國社會社會救助體系存三點不足

      6月25日，南京江寧一河道發現一具無名女童遺體。7月25日，南京警方經一個月調查后通報，女童身份已查明，是被自己的爺爺和爸爸推入河中溺亡。該事件在社會公眾持續引發熱議，大家在譴責其父親和爺爺殘忍的同時，進而轉向表達對這個家庭的“理解”，以及對我國社會救助保障體系的深思。

      一是社會救助政策與群眾需求存在差距

      當前，我國救助水平仍然偏低，城鄉低保補助、五保供養經費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在現階段仍是造成我國家庭困難的最主要原因，家庭成員中一旦有患慢性病、大病人員，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醫療救助往往都有一定的報銷比例和救助標準，對困難家庭而說只是杯水車薪，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此外，個別家庭因突發事件、意外事故花費了巨額醫療費，而此類“大病”往往不在國家救助范圍之內，大多數都是由家庭來進行承擔。

      二是社會救助體制和政策銜接機制有待加強

      社會救助體系建設涉及多個政府職能部門，各部門要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做好政策銜接。社會救助制度包括了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養、醫療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住房就業援助等多項制度，但諸多救助制度還沒有專門的條例，存在管理多頭，條塊分割的問題。

      針對此案中的“璇璇”等腦癱殘疾兒童，家庭仍然是看病和康復治療費用支出的“主力”，政府在發揮兜底功能，利用醫保和大病救助機制，以及公益組織捐贈等機制上面仍然存在諸多短板，疾病成為壓垮整個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是救助隊伍與救助工作不相適應

      目前，社會救助工作量大、政策性較強，鄉鎮民政辦以及村“兩委”干部面對上級民政、殘聯等多個部門的業務對接任務，存在工作人員數量不足、政策知識掌握參差不齊等現象，直接影響社會救助政策在基層的落實。

      此外，部分基層黨員干部事業心責任感不強，責任主體不明確，入戶調查不深入，救助公示走過場，存在村“兩委”干部說了算的現象。

      此案中，女孩出生時就患腦癱，經過近3年的治療沒有好轉，每天要服用40多元的藥物來維持生命，母親離異出走、奶奶患癌、家庭欠債十幾萬，生活如此艱難，但遲遲享受不到國家相關救助政策“兜底”保障，然而在悲劇發生一個月后卻拿到當地村委會開具的“困難家庭證明”，這從側面也印證了當地基層干部工作上的“失職”。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委辦公室；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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