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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香港去年今日。
長達79天的“占領中環”運動從此展開,香港政治也朝著逐漸脫軌的吊詭方向發展:從前只敢藏匿在城市犄角旮旯的極端派,在這一夜開始,綁架了這場運動,也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 沖擊政府建筑演變為街頭沖突,與警察對峙變為挑釁警察,鳩嗚(普通話購物之粵語諧音,用于諷刺內地客購物)行動阻礙商鋪營業、阻塞街頭,激烈反水客演變為港獨驅趕內地客,一系列荒唐的事件在所謂“民主”旗幟下變得“理直氣壯”,無法無天的行為變為他們口中的“反抗強權”。
誰布下的暴力陰霾?
從第一天開始,聲稱和平的這場運動就被覆蓋在暴力沖突的陰霾之下。所謂“占中”,就是占中派計劃在中環的主要街頭靜坐,癱瘓金融區的運作,從而逼使特區政府低頭。但在28日的凌晨, 就有一群勢力、包括學民思潮黃之峰在內,煽動民眾,包圍政府總部,企圖攻進政總外公民廣場,效仿臺灣學運。
在警方的抵御及反制下,這些隱匿的極端勢力卻能立馬成功騎劫一大部份占中派民眾,號召占領旺角、銅鑼灣及尖沙咀等地,開拓勢力范圍,最后以旺角尾主要基地,與金鐘總指揮部對壘,爭奪運動的領導權。這時開始,所謂和平占中,成為了口頭說說的“鏡花水月”。
在旺角,他們開始了扮演“街頭斗士”的游戲,一連幾晚,新聞的焦點都落在旺角幾次示威者沖突上。幾百人在狹窄旺角街頭臨近暴力爆發邊緣的對峙,有人對警察拋擲水瓶甚至大型物件,有人甚至包圍旺角警署,高喊要警察釋放被逮捕的暴力示威者,一度讓警署拉閘應對。當時,警察對旺角的混亂幾乎沒有威懾力,金毛紋身的疑似本地小混混的青年,公然給街道中央臨時立起的關公廟上香,還有人在街道上旁若無人打起了麻將。警察若要執法,就成為了“警犬”和“惡警”。
而這些極端派嘗到了占中混亂的甜頭,從反對和平占中的立場,變為騎劫整場運動。
越激進越能上頭條?
有評論分析,從運動開始,即出現越激進就越有權力的現象。學聯與學民思潮(簡稱“雙學”)比占中三子激進,不懼沖擊警察,就贏得更多的媒體曝光率和“街頭權力”,但很快雙學又被更激進的勢力來挑戰,一些組織提出更極端的主張和推動更激進的行動,從中環到旺角,強調要拆除金鐘占中現場的指揮臺,打出“拆除大臺”的口號。
在79日違法占領行動結束后,法理情及民意都不支持、一眾發施號令的領袖人物瞬間“神隱”的情況下,本以為魯莽沖動者會恢復理智,和香港一起重新休整上路,誰知陰魂不散的“鳩嗚”、“光復”行動,讓陸港關系將至冰點,顛覆香港文明法治形象。以暴力、脅迫方式來宣泄“文明”、“主權”的種種反智行為,令人費解。
這些高舉港獨標志的政治團體,它們背后有一套極端的論述,這場運動不僅要顛覆香港的建制派,也要顛覆香港的反對派,顛覆原來由泛民主派(泛民)所主導的占中運動。他們在旺角的占領區內,凝聚了更多的底層力量。他們街頭的演說都是喜歡夾雜著粗口,讓講者和一些聽眾都有莫名的亢奮。
沒經歷殖民時期的年輕人到底想什么?
這些人,其中包括不少在1997年之后才出生的青少年,從來沒有在英國殖民時期生活過,竟然在街頭高舉了英殖時期的龍獅旗,莫名展現了“戀殖”的特色。他們譏笑民族主義情懷為“大中華膠”。他們鼓吹大香港主義,就如同近年臺灣的臺獨思潮所強調的“臺灣優先”、“臺灣第一”,香港極端派強調“香港優先”、“香港第一”。
這也許與香港年輕人的生活困境有關系。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一萬多港元,大部分都面對低薪、前景不明的人生,他們在極端派主張的號召下,突然發現自己可以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香港、自我的困局──這都是中國惹的禍;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就是他們不懂得為自己的人生承擔責任。
心理學家曾分析過,不愿意承擔責任不是一種道德問題,而是一種心理問題。這個事情做不好是誰的原因,制度的原因,環境的原因,社會的原因,父母的原因,同事的原因等等。他形成一種習慣性的反應,任何事情一來,他有無數個理由。當然很多人都有這種心理問題,但在香港這個時代,成為了一個群體伴隨著魯莽暴力行為的顯性問題,卻沒有人敢指出來。那些內地人眾所周知的暴力反內地客,驅蝗行動,“鳩嗚”行動等等妖魔化大陸人行為,就連香港本地人都極為反感,但市民若有勇氣指出來,又被罵成“走狗”。
瘋狂拒“內”=堅決自毀?
月前香港旺角一場世界杯足球賽外圍賽中,開場時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現場一些年輕的香港觀眾竟然大聲的發出噓聲喝倒采。在這樣的場合,讓他們找到發泄的出口。國際足協警告此舉嚴重影響比賽,竟有港人擺出受害者的姿態,稱這是足協在施壓,他們不怕。
激進的路線,也在大學校園內的學生組織內發酵。在占中結束不到半年內,占中大出風頭的學聯組織亦被更激進的路線挑戰,八所大學的學生會員,有四所大學宣布“退聯”。
其中“退聯”成功的香港大學,其校委會在討論副校長的任命時,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引進一些校外的極端派的力量,暴力包圍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和專業人士,用粗口作為“口號”,港大醫學院的著名外科教授盧寵茂被擠倒在地上,這位做過重大醫學貢獻的專業教授卻被辱罵尾是假摔;同時在停車場內,示威人士阻擋另一位校委劉麥嘉軒離開,并要求這位專業會計師跪下來。
看似對大陸叫囂,對政府叫板,出了自己無法出頭的一口惡氣,但最終付出代價的卻是香港所有人的福祉。極端派將公權力與法治“妖魔化”,慢慢地向社會上擴散,增加了香港政府管治成本,讓政策的推動,處處受到不必要的制約。香港民間理性的力量,是否可以化解極端派的禍害?又需要多長的時間?香港還等得起嗎?被禍害的普通市民,又有誰來負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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