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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哲學史家，德高望重的張岱年先生去世剛十一年，有人就在那里編造歷史了，聳人聽聞地發表“張岱年寫求饒信內幕”的談話和文章①。

　　據說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國學熱在燕園悄然興起，張岱年、季羨林是主要代表人物。方克立“就對季羨林，尤其是張岱年做了另外一個定位，說他們居心險惡，想用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來取MKS主義而代之，他們有意識形態上的目的”。“他動用社科院的力量，開了一個很大的會，整整一天的會。他一開始講了一個小時的話，拿出厚厚一大本資料，比如哪些人發表過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發表的?持什么趨向?他的導師是誰?師兄師弟是誰?總之是把中國學術界的‘敵情動態’寫得清清楚楚，我(徐友漁)聽得毛骨悚然。他把敵情介紹完了后說，我們的任務是要在全國進行大批判。后來把張岱年他們嚇壞了，張岱年又寫求饒信，這些我現在手上都有。老先生說，我們不搞了，小人不敢有這種野心。所以那場國學熱無疾而終”。

　　這段繪聲繪色的描述，完全罔顧歷史事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連徐友漁宣稱“我現在手上都有”的關鍵證據——張岱年的“求饒信”都秘而不宣，既不出示原件，也不透露信中的具體內容。“我們不搞了，小人不敢有這種野心”是不是信中的原話，也說得隱約不明叫人摸不著頭腦。這種一方面宣稱“我現在手上都有”、一方面又秘而不宣的做法，叫人怎能相信這封“求饒信”是真實存在的，而不是某些人的惡意造謠和詐騙術呢?

　　我是被揭發“內幕”的主要當事人之一。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本人從來沒有收到過張岱年先生寫的什么“求饒信”，此前從未聽說過、至今也沒有見到過這么一封“求饒信”。而且據我判斷：第一，一生是非分明、剛毅耿介的張岱年先生，絕對不會為這樣一件做得光明正大、有益于國家民族的事情給人寫“求饒信”。第二，張岱年先生晚年視我為“同調和知音”②，在重要學術理論問題上，我們經常交換意見，看法高度一致，他絕無可能、亦無必要給我寫什么“求饒信”。第三，如果真有這么一封張先生寫給我的“求饒信”，為什么我本人沒有收到，毫不知情，而徐友漁先生“現在手上都有”?此事頗為蹊蹺，叫人懷疑其中有“鬼”，或者有“詐”，我希望把事情弄個明白。

　　不管你說得多么聳人聽聞，吸引了多少好奇的眼球，最后都不能不經受歷史事實的檢驗。下面我想就讓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來說話：

　　一，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之時，我正在與張岱年先生共同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一書，為讓中國文化基本知識進入高等學校課堂而共同努力。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畢全忠寫的報導《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引起人們對久違了的“國學”這個概念的重視?！度嗣袢請蟆?span lang="EN-US">“編者按”說：“在社會上商品經濟大潮的拍擊聲中，北京大學一批學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即‘國學’。他們認為研究國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此時國家教委也很重視在青年學生中普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工作，正在組織編寫高等學校人文素質教育公共課教材《中國文化概論》，請張岱年先生擔任主編。張先生年事已高，需要找一個他信賴的、學術觀點與他一致的中年學者出來做具體工作，張先生推薦了我。1992年底國家教委布置了這個任務，要求一年完成。這本教材是1994年5月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后記”中詳細記敘了該書的編寫工作程序：1993年1月在北京召開編寫工作會議，與會者基本上肯定了主編提出的編寫大綱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會后開始組織編寫隊伍,確定章節分工，并要求在上半年分別寫出各章初稿。8月在齊齊哈爾召開初稿討論會，會后各位作者根據主編歸納的意見對初稿作了修改。11月在武漢召開統稿會議，由方克立、馮天瑜、郭齊勇分別對上、中、下三編進行統一修改、協調和潤色。最后由主編通讀定稿，于12月初交出版社付梓。幾次編寫工作會議，張岱年先生雖然都沒有參加，但全書的編寫指導思想很明確，就是以我們黨對傳統文化揚精棄糟、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方針和張岱年先生倡導的“綜合創新”文化觀為指導，在有關章節中充分吸收了張先生的觀點，比如對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論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方針和道路的論述。在全書統稿前，張先生審閱了大部分書稿，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③，對我們的編寫工作進行了有力的指導。

　　整個1993年，為了如期完成國家教委交給的任務，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這項工作。說我處心積慮地反對國學，要同張岱年先生唱對臺戲，指責他“居心險惡，想用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來取MKS主義而代之”，“有意識形態上的目的”，不知有何根據?

　　我配合張岱年先生主編的這本《中國文化概論》教材，雖然不是十分理想、十分完美，但還是得到了國家教委和整個社會的基本肯定，作為高等學校人文素質課公共教材使用已超過20年，曾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1995年)。有關媒體評介說：“本書不僅是目前國內影響力最大、普及度最高的文化概論課程用書，更是一部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學術著作。”④

　　二，國學熱在受到“國粹主義、復古主義”的批評時，我明確說“大多數學者還是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正確分析、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張岱年先生表示完全贊成我的看法。

　　上個世紀90年代關于“國學熱”的爭論，有文章介紹說：

　　1994年至1996年間，圍繞著現實的傳統文化研究(主要是儒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曾爆發一場爭論。爭論是由《哲學研究》1994年6月發表的署名羅卜的《國粹•復古•文化———評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傾向》一文引發的。同年8月，發表了王生平的文章《跳出“國學”，研究“國學”》，此后，《哲學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所謂“國學”、“國學熱”和當前的國學研究展開批評和批判。⑤

　　我注意到了這些批評文章，也注意到了90年代文化氛圍的轉變，感到其中既有沉潛學術的積極因素，也隱含著一些“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負面內涵，但總覺得問題不在于提倡國學，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國學沒有什么不好。在我心目中堅持國學研究正確方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張岱年先生。80年代文化討論以來，我一直積極支持張先生倡導的“綜合創新”文化觀，相信這種文化觀在90年代的國學研究中也會成為主流。所以我認為把“國學熱”與“國粹主義”、“復古主義”等同起來是不恰當的。

　　1995年2月15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第二次文化熱”悄然升溫》一文，我讀后很受啟發。這篇文章突出地提出了“話語轉換”的問題，認為90年代文化氛圍和文化取向的轉變，主要表現為“放棄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話語”，反思和批判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主義，主張漸進改良、“告別革命”，“瓦解、解構正統的意識形態”。我覺得它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比批評、批判“國學熱”要深刻。2月21日，我以復函友人的形式寫了《評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一文，其中帶有結論性的一段話是：

　　有人說，第二次文化熱主要是“國學熱”，目前有一股國粹主義、復古主義思潮，想用孔夫子、董仲舒來抵制馬克思主義，摒棄社會主義新文化于中國文化之外。我認為，不能排除某些人有這種企圖，但在“國學熱”中，大多數學者還是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正確分析、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弘揚民族文化之精華，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我不同意把“國學熱”和國粹主義、復古主義思潮簡單地劃等號。值得注意的倒是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在今天，文化保守主義確乎已成為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潮”。但它關心的主要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要反思整個中國近代史。⑥

　　我把這篇東西寄給了張岱年先生，請他幫助判斷這種認識是否準確。3月17日，張先生回信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見。關于北大開展國學研究所引起的誤解和爭論，他在回信中說：

　　近月有人對于國學提出疑問，認為講國學就是復古，這也令人驚異。前年北大刊印了國學研究雜志，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國學在燕園興起，未免有吹噓國學之意，我當時頗擔心會引起誤解，果然引起誤解了，認為講國學就是要復古。事實上，正如您所說，“大多數學者還是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分析、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正如您所說，一種“反思中國近代史”的思潮確實值得注意!

　　上述情況我曾與社科院一位領導同志說起過，他認為此問題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讓科研局內部編印了一期《學術動態》(1995年第8期，總第844期，4月10月出版)，刊出了《評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一文和張岱年先生3月17日給我的信。后來《高校理論戰線》雜志表示愿在該刊公開發表，我寫信征求張先生的意見，張先生1995年4月14日回信說：“來信收到。前信亦可發表，但在公開信中批評某一個人不甚好，故刪去兩句，請考慮為盼!”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高校理論戰線》編輯部，他們決定充分尊重張先生的意見，不讓他感到半點為難，就在該刊1995年第5期只發表了我的《評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一文，而沒有發表張先生的信。

　　為了區別于徐友漁宣稱手里有張先生的“求饒信”而又秘而不宣的做法，我把張先生3月17日來信原件之照片附在下面，供讀者和專家鑒察。

　　三，徐友漁“聽得毛骨悚然”的那個會議發言，早已全文公開發表，沒有他加油添醋的那些內容。

　　徐友漁爆料的社科院的那個會議，大概是指1995年5月11日社科院辦公廳主持召開的一個文化研討會。有些什么人參加，我完全不知道。我到社科院剛一年，與會者除了少數做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外，基本上都不認識。會前通知我要準備一個發言，我在《評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一文的基礎上，補充搜集了一些資料，在會上做了《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發言。這個發言一開頭，還是重復了前文的看法，認為在“國學熱”中，大多數學者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能把“國學熱”與國粹主義、復古主義簡單地劃等號。而且指出，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它所關心的主要不是國學，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而是有更深層的意蘊，就是要反思激進主義，反思整個中國近代史。這不是一個內部會議的秘密報告，而是一個敞開會議上的個人發言，其中沒有徐友漁渲染的那些八卦內容，什么“他的導師是誰，師兄師弟是誰”等等，更沒有說過“我們的任務是要在全國進行大批判”。我只是坦率地講了自己對“第二次文化熱”中一些現象的觀察和理解，與大家溝通交流，認為應該加強對這種大家都感知到了的、但看法很不一致的社會和文化思潮的研究。這個發言曾摘要刊登于社科院《要報》第51、52期(1995年7月出版)，后來又全文發表于《高校理論戰線》1996年第2期，還有兩個雜志和幾本論文集陸續轉載，讀者很容易找到。

　　四，我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5期，專設“國學與時代精神”欄目，首篇就是張岱年先生的《國學與時代》一文。

　　我不但不反對國學和國學研究，而且力圖為國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多做一點事情，“處理好馬克思主義和國學(中國文化或特指中國傳統文化)、西學(西方文化或特指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文化)三者的關系”⑦。在這一點上，我與張岱年先生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請他在我院學報上暢談對國學研究的看法。張先生說：“今天研究國學，應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為指導，以實事求是為基本原則，以唯物史觀為基本觀點，以辯證分析為基本方法。……研究國學，應注意時代的需要。現在的時代需要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研究國學，應有益于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建設。研究國學，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中國新文化的建設。”⑧90年代國學熱并沒有“無疾而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學研究還大有可為。

　　這個欄目的第二篇文章，是鄧紹基先生根據幾次演講整理而成的《我觀“國學熱”》一文。他一開頭就說：

　　有一位同學遞來一張條子，問我對這幾年“國學熱”持何看法?我覺得很難用幾句話說得清楚。我贊成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方克立教授在一封信中的看法，就是有分析的看法。他認為，即使不能排除某些人想用孔夫子、董仲舒來抵制馬克思主義，摒棄社會主義新文化于中國文化之外的企圖，還應看到大多數學者還是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正確分析、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弘揚民族文化之精華，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因此，他不同意把“國學熱”和國粹主義、復古主義簡單地劃等號。⑨

　　鄧先生的這篇文章，特別是這段文字，恰好為我前面講的情況提供了一個佐證。

　　關于90年代的“國學熱”，我想就用上面幾個事實材料來回應徐友漁先生的“求饒”說和“無疾而終”論。關于我和張岱年先生90年代后期在編著《中國哲學與辯證唯物主義》一書時的合作(那也是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等情況，就不在這里多說了。

　　徐友漁先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我在社科院當然有所耳聞。但我至今不認識此人，從來沒有見過面，沒有說過一句話，也沒有任何個人恩怨。沒想到他卻編出了那么一大套我們之間的恩怨故事：我拉他當反國學的同盟軍，他不干，我就記恨在心，不讓他當博導。哲學所多次把他高票報上來，“提一次方克立否一次”，“他把我們的名字劃掉，根本不拿到學術委員會討論”?？吹竭@些陷于狂想中的信口開河，我感到很吃驚，也覺得很可笑!

　　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徐友漁對國學是什么態度，也不知道有這么一個重要人物出席1995年5月11日社科院召開的那個文化研討會，在會上有眼不識泰山。我對“國學熱”的看法和態度已如上述，根本就不存在要拉什么人當反國學同盟軍的問題，也不存在因此而欣賞誰、記恨誰的問題。

　　其次，研究生院遴選博導是有嚴格的制度和程序的，各系(所)通過正式程序報上來的候選人，都要上院級評審委員會討論和無記名投票表決，誰也沒有權力把哪個人的名字劃掉。當然，遴選博導是有政治標準和學術標準的，這個標準由全體評審委員掌握，我參加會議也只有一票。哲學系(所)報過徐友漁幾次，是在哪一年，上會評審時討論和投票的情況如何，這些都是有記錄可查的。

　　徐友漁把他在社科院沒有當上博導的原因，想當然地歸結為我這個研究生院院長的個人行為，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違背基本常識的思維方式。如果真是這樣的話，2000年我離任后，53歲的徐友漁還有多次評博導的機會，他總該時來運轉了吧!然而并沒有發生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梢娚缈圃旱亩鄶祵W者還是認真履行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所應負之責任的，也是對青年學生負責任的。

　　徐友漁看重博導這件事情，而不理解我們的教育陣地不是敞開傳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地方，因此難免有心理不平衡之處。你對我有多深的誤解都沒有關系，我還是那句話：讓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來說明一切。你千不該、萬不該造張岱年老先生的謠言，侮辱先賢的人格?，F在是你把“我現在手上都有”的那封所謂“求饒信”拿出來，向大家有個交待的時候了。如果根本沒有這么回事，你應該向張先生的在天之靈請罪，向密切關注此事的張先生的學生和后人道歉。

　　注釋

　　①蕭三匝：《張岱年寫求饒信內幕》，《共識網》2015年5月12日。

　　②參見陳來主編《不息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47—149頁;《張申府張岱年研究集刊》第1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83—388頁;杜運輝著《張岱年文化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85—209頁。

　　③參見《張申府張岱年研究集刊》第2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413—424頁。

　　④《中華讀書報》2009年4月1日，第10版。

　　⑤賈紅蓮：《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研究的現狀》，《求是學刊》2003年第4期。

　　⑥《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5期。

　　⑦《國學與時代精神》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5期，第1頁。

　　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5期，第2頁。

　　⑨同上，第3頁。

　　【附錄】

　　張岱年寫求饒信內幕

　　蕭三匝

　　蕭三匝：你在社科院工作這么多年，心情舒暢嗎?

　　徐友漁：我現在已經退休了，不存在這些問題了。退休之前，我在社科院是學術上很突出的人，在89年之前已經當成第三梯隊在培養了。李慎之他們掌權的時候，看重的還是學術，我和甘陽這些人，都是他特別看重的人，都是前途特別好的人。后來我沒當成博士生導師，純粹是別的原因。

　　89年之后，國學應運而起。國學最先的興起是1993年，國學興起跟批判西化是有關系的，因為整個西學在80年代是最繁榮的，沒有這個以后，國學就興起了。當初國學出現的時候，像我、雷頤、何光滬都持一個批判的立場。我們不是批判傳統文化該不該在中國復興，而是要批判用孔孟之道來解決中國問題。從學理上，我們還是繼承了五四的啟蒙思路，很警惕中國傳統中不利于現代化的方面。

　　當時以張岱年、季羨林為首的提倡國學的人，也很有意思。他們認為：第一，傳統文化被中斷了，這是不應該的，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應該有傳統文化復興;第二，他們也想替政府幫忙，傳統文化畢竟有一個凝聚力，有一個核心價值。當時方克立已經從南開大學調到社科院當研究生院的院長了，他就對季羨林，尤其是張岱年做了另外一個定位，說他們居心險惡，想用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來取MKS主義而代之，他們有意識形態上的目的。其實客觀說，張岱年、季羨林他們沒有這個想法，他們只是認為，MKS主義還是要占主流定位，但是MKS主義吸引力不夠，應該加一點有趣的東西。方克立就不干了，他已經給上面不止打了一次報告。

　　方克立非常聰明、老練，但他在學術上有一個誤解，他拿我、何光滬、雷頤來做同盟軍，因為他看到我們也在批判國學。他動用社科院的力量，開了一個很大的會，整整一天的會。他一開始講了一個小時的話，拿出厚厚一大本資料，比如哪些人發表過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發表的?持什么趨向?他的導師是誰?師兄師弟是誰?總之是把中國學術界的的“敵情動態”寫得清清楚楚，我聽得毛骨悚然。他把敵情介紹完了后說，我們的任務是要在全國進行大批判。后來把張岱年他們嚇壞了，張岱年又寫求饒信，這些我現在手上都有。老先生說，我們不搞了，小人不敢有這種野心。所以那場國學熱無疾而終。

　　要批判，他們那邊的人又不行，他用我們。我們明確表示不參加，而且我們明確提出來，我們的批判是思想學術上的正當的爭鳴，你這種批判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你這種批判是要鬧笑話的。他最后發現，我本來拿你們來干這事，結果你們那么堅定，他馬上記恨在心。我跟何光滬是所里有名的人，誰都知道我們在學術上的成就，后來提博士生導師，都是高票報上去，但提一次方克立否一次，說這些是反MKS主義的人，他把我們的名字劃掉，根本不拿到學術委員會討論。所以雖說我不是博士生導師，但并不是因為學術差，不是沒有資格，誰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沒什么見不得人的。

　　我在社科院一輩子沒當成博導就不當了，何光滬到人民大學就當成了，人民大學是不受方克立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