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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有關市場化改革有多少神話？

點擊：  作者：江涌    來源：江涌《資本主義還能走多遠》  發布時間:2015-11-11 15:14:09

 

  

市場并非自然生成，具有極端的人為性。綜觀社會發展史，市場只是一類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識形態。早期，市場的邏輯是交換的邏輯，市場作為經濟的附屬長期內嵌于社會。近代以來，市場的邏輯是資本的邏輯，獨立的市場成為“撒旦的磨坊”，所謂“市場化”就是任由市場調節，任由資本主導，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19世紀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場經濟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金本位制的崩潰而崩潰，市場經濟先于計劃經濟失敗，當今所謂市場經濟都是“偽市場經濟”，實際是“混合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的邏輯是國際壟斷資本的邏輯，所謂“市場化改革”實際就是讓后進國家放棄經濟調控主權，任由跨國壟斷資本在本國擴張與囂張。

 

一、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新的轉捩點，何去何從，見仁見智。在“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的聲音高分貝發出之后，有人則迅速應和“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正是在這一思路下，鐵道部——這個“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被推上了手術臺，猶如對待連體嬰兒一般實施分離手術——政企分開——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鐵路在“市場化”之后，依照一如既往的改革慣例與慣性，“私有化”、“國際化”會相繼到來。相關重量級人士已經放話“引入外資是衡量鐵道部改革的成功標志”。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在計劃指導下建設了20多年，此后便是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國有經濟由大到小(占國民經濟的56%，到如今不到27%)，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如今是三分中國有其二(還要多)，所謂“國進民退”是地道的謊言。十四大報告確立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實際已經被悄然置換——“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即便如此，中國的改革家們還要“將市場化改革堅持到底”，取得所謂的“改革紅利”。依照“華盛頓共識”中國版藍圖(即《2030年的中國》)，改革者試圖一鼓作氣全部拿下國有經濟，完成“市場化中國”的大業。

 

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自由主義者的長年累月的拼命吆喝，也招攬不了幾個顧客，主流學者近乎杜絕了對市場的崇拜與迷信。“2008金融大危機”之后，積極奉行自由經濟的美國，不再是炫耀資本主義優點的燈塔，而一舉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弊端的櫥窗。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興起，“階級”以及“階級戰爭”(CLASS WAR)意識在美國普通大眾中迅速滋長。由此，驅使社會精英對自由資本主義(聽任市場調節抑或任由資本主導)的反思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徹底，越來越強調國家(通過政府)、社會(經由工會)對市場進行干預，對資本進行節制。曾因“歷史終結”而聞名國際學界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中承認： “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任何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 連堅定的自由主義者馬丁?沃爾夫在自由主義的重要輿論陣地《金融時報》上撰文無可奈何地嘆息：“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

 

我們應當肯定這些自由主義學者敢于知錯認錯的勇氣，但是這種“見棺落淚”或“事后諸葛”的表白對于我們全面、深刻認知“市場”、“市場經濟”沒有多大裨益。實際上，對于“市場”以及“市場經濟”的認知有很多先見之明。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卡爾?波蘭尼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新版前言所言：“波蘭尼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這位因揭穿“華盛頓共識”的老底而被世界銀行掃地出門的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如此評價，“在今天，任何有聲望的知識分子都不會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市場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慮它在公平上產生的后果。”

 

二、市場極端人為性

 

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市場“具有永恒性”，“最有效率，最符合人性，理性，現代性”，“可以實現自動均衡”，“可以通過滲漏效應改善窮人福利”，“可以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給社會帶來持久穩定與繁榮”等等，因此讓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由市場來主導，聽任市場調節。其實，有關市場這些表述都是自由主義者憑空想象、編造的神話，是謊言。

 

市場長期內嵌于社會。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交易與市場并非一開始就存在，人類在極其低下的生產力狀態下，為生存繁衍與自然作斗爭，持續了幾萬年。即便在生產力發展之后出現交易與市場，“互惠行為是整個體系賴以存續的基礎”。“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交易的自然秉性，而是社會行為中的互惠行為”。

 

“亞里斯多德堅持把為使用而生產——不同于為逐利而生產——作為家計經濟的本質。把為逐利而生產的原則斥為‘違反人類本性’。希臘人稱之為家計(conomia)也正是‘經濟’(economy)這個詞的字源”。 而且沒有市場調節的日子，人類社會的發展并未停頓，而且持續數千年。

 

“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哪怕僅僅在大致上，是由市場來調節的。只要對諸經濟體系的歷史和諸市場的歷史分別綜覽一下，這一點就會變得非常清楚。” “寬泛而言，我們已知的、直到西歐封建社會終結之時的所有經濟體系的組織原則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計，或者三者之間的某種組合。” 根本不存在一個互惠、再分配和家計等量齊觀而與與交換相對應的市場模式。

 

在19世紀30年代之前，即便在市場經濟的搖籃——西歐，不僅交換與市場沒有獨立形態與長足發展，連包含交換與市場在內的整個經濟體系，長期處于抑制狀態。在人類社會發展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如在西歐直到封建主義終結之時，整個社會尚無相對獨立的經濟秩序，亦即經濟之皮內嵌于社會機體之中，既無經濟之皮，更奢談市場之毛。“通常而言，經濟秩序不過是社會秩序的一種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還是重商主義條件下，社會中都不存在一個分離的經濟體系。”

 

市場是政府干涉的結果。“交換的傾向——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并不是通常的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傾向。不但現代人類學的證據證明了這些理性主義的建構不過是一堆謊言，而且貿易和市場的歷史也同19世紀社會學家的悅耳說教所假設的完全不同。經濟史表明，全國性市場的出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經濟領域從政府控制中漸進、自發地解放出來的結果。相反，市場是政府出于非經濟的目的、有意識地甚至有時是粗暴地干涉的結果。” “自由放任絕不是自然產生的;若僅憑事物自然發展，自由市場永遠不會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國家強制推行的。”

 

社會內部有著天然的機制制約市場的發展。直到今天，自由主義者無不是依賴、慫恿或操縱政府的權力，來推進市場化改革、實行市場經濟。翻閱世界歷史，開啟近代化先河，當是英國。然而，只有當英國成功實施工業革命，急需為過剩產品找尋買主之后，發展市場經濟方才成為英國政府的政策。“直到183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才爆發出十字軍般的熱情，而自由放任則變成一種好戰的信條。” 正是在新興資產階級的自由放任熱情鼓動下，英國議會廢除《谷物法》(1846年)與《航海條例》(1849年)，由此也標志著市場經濟的確立。

 

市場經濟具有“極端人為性”，即市場不僅是政府權力創造的，而且更需要政府權力進行控制和維護。市場范圍越大，形態越高(如金融市場)，越依賴于政治、政府與政權。“通往自由市場之路的打開和保持通暢，有賴于持續的、由中央組織調控的干預主義的巨大增長。”

 

近代以來，很多市場包括國際市場并非自發產生的，而是政府權力創造的，甚至是由政治的延伸——戰爭創造的。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工業革命之后，跨地區、跨國貿易總是緊隨旗艦之后，而旗艦執行的是侵略性政府的旨意。不明白這一點，就去翻讀中國近代史，了解一下“鴉片戰爭”的前因后果，中國國門被英國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近乎處于自然經濟狀態的中國被強行市場化，而且還是國際市場。

 

上世紀70年代，智利軍人皮諾切特在美國支持下發動政變，在打死阿連德總統、推翻民選合法政府、血洗整個國家后，推行市場化改革。類似智利的“休克療法”使諸多拉美、蘇東國家改弦易轍，走向市場，而且無不與智力一樣是通過“鐵掃帚”——政治乃至軍事強權來實施的。“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包含著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即生產要素市場——勞動力、土地、貨幣的市場。因為這些市場的運行有毀滅社會的危險，所以共同體的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來了，它要么是有意阻止這些要素市場的建立，要么是干擾它們的自由運行。” 也就是說，一個市場在通過政府權力確立以后，還需要通過政府權力不斷打擊、清除反市場力量，如此才能確保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

 

三、市場：撒旦的磨坊

 

波蘭尼認為，自由調節的市場機制實際就是一個“撒旦的磨坊”，把一切美好的東西——優質資源、優美環境、道德良知、甚或婦女的貞潔等等，都會卷入市場的磨盤碾個粉碎。

 

把一切變為商品。市場從屬經濟，而經濟長期內嵌于社會。然而，市場一旦得勢，就有把一切資源變為商品的傾向。勞動力、土地與貨幣作為現代社會、經濟的三大核心要素，原本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現的，“勞動力僅僅是與生俱來的人類活動的另一個名稱而已，…土地不過是自然地另一個名稱，…貨幣僅僅是購買力的象征，…三者之中沒有一個是為了出售而生產出來的。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虛構的”。 然而，三大要素都是在“極端人為性”干預下才成為商品，并且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與貨幣市場成為市場體系的“絕對關鍵的組成部分”。

 

市場具有商品化一切的傾向，不僅是土地中包含的各種自然資源、人類中包含的各種社會資源，甚至還有貨幣與其所代表的國家主權。國家是社會共同體最堅硬的外殼，以高度組織的方式來保護共同體的每一個成員。但是，在資本邏輯作用下的市場，發起一輪又一輪碾平國界的運動。“世界是平的”，不僅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本質要求，更是國際壟斷資本豢養的代理人——自由經濟學家的殷切期待。“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國家并不存在;交換并不是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個體之間，后者的政治忠誠就像他們的頭發顏色一樣無關緊要。”

 

今天，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國際壟斷資本的擴張，商品化傾向更為嚴重，甚至正不斷努力把水、陽光、空氣——這些“造物主”在創造生命之初就無償地贈與了人類——逐一變相變為商品。商品化的途徑依舊是努力使之具有稀缺性，通過廣泛而深入的(故意或放縱)污染，使水和空氣變成了商品，礦泉水、純凈水銷售與日俱增，城市空氣污染使得市民周末出城旅游成為“時尚”;通過雜亂無章的城市化，使陽光變成了商品，向陽采光良好的住房會有更高的價格。

 

壟斷性、盲目性、滯后性與市場密不可分。依照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分析，只要信息不完全，那么“看不見的手”就不能完美地發生作用，就會有市場操縱;如果信息是完全的，自由競爭在“優勝劣汰”下走向壟斷，同樣會出現操縱。 如此便完全走到了競爭的對立面，從而終結了市場調節的有效性，也總結了自由主義者的理想。當商業資本升華到產業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階段后，經濟金融化使操縱越來越便捷——省時省力省錢。如此，所謂“無形的手”基本顯形為壟斷資本操縱之手。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認為，市場不能夠自我修正，或者說至少在一定時間范圍內不能夠自我修正。 在“經濟人理性”的趨勢下，市場主體有著鮮明的趨利避害特點。有利可圖尤其是潛藏大利時，投資者便一擁而上，導致供給過剩，造成資源浪費。為提高競爭力，商品與服務提供者則盡可能降低成本，于是假冒偽劣層出不窮。不僅造成秩序的混亂，而且嚴重侵害消費者的利益。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認為“可以肯定地說，完全自由的放任主義，不僅會導致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與經濟不景氣，還有投資性金融泡沫與狂躁的價格暴跌危機。”

 

危機與市場如影隨形。歷史上的市場經濟，的確按照它自己的規律而不斷發展。這猶如“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開，再合上也無濟于事。“撒旦的魔方”一旦啟動，就會依照自己的節奏運行。市場經濟在它確立后，在資本的驅動下，在權力的協助下(政府力量對付社會反市場力量)，短短百年間一路奔向它的最高形態——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有多大市場，就有多大危機。在經濟金融化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金融杠桿化不斷放大風險，擴大危機。小市場大危機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頻繁。以前，機構破產，國家拯救。經濟金融化下，金融資產往往遠遠超過國家經濟規模與經濟實力，一旦發生危機，很容易將國家置于破產境地，冰島、希臘、塞浦路斯等不斷重復這種悲慘命運。而且隨著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危機越來越頻繁，沖擊波越來越強烈，影響范圍也越來越大。

 

“中產階級是新生市場經濟的抬轎人”。然而，市場調節具有“馬太效應”，即給予你多余的，拿走你不足的。市場調節的結果必然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由此導致兩極分化，即“聞所未聞的財富被證明是與聞所未聞的貧困密不可分的”。 如此令西方多年來無比自傲的“紡錘狀社會”，因中產階級坍塌而蛻變為“M型社會”，出現了1%與99%的對立。由市場調節的“經濟進步總是以社會混亂為代價的。如果混亂的程度過大，共同體就必然會在這個過程中被瓦解。因此，要確保“變遷者”不被新的變遷所否定——正如法國大革命所揭示的悲慘命運那樣，經濟上不能任由市場自由調節，政治上也不能任由政府不斷折騰，改革應當有度、有邊界。

 

四、市場經濟先于計劃經濟失敗

 

市場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變遷高度契合。資本主義經歷了商業資本、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三個歷史階段。在產業資本主導的經濟體制下，勞資雙方處于一個“共同體”——生產企業之中，有著共同創造與分享價值的牽連，因此尚有對話和解(如何創造與分享價值)的余地。“福特主義”就是勞資和解、俱榮俱損的杰作。“福特主義”盛行時期也是美國資本主義最富有活力、生命力與吸引力時期。

 

但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導階段，“福特主義”為“摩根主義”所取代，由于經濟結構出現顯著變化，金融資本成為萬能的壟斷者，壟斷者為無盡的貪婪所驅使，積極謀求利潤而不是創造價值，而且總是盡可能多地獲取甚或獨占利潤，哪怕“于乞丐缽中取食”，打劫那些貧弱窮困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產業資本謀求的是相對穩定與秩序，因為組織、生產、銷售商品需要相對穩定的市場;而金融資本越來越厭惡穩定與秩序，就像細菌厭惡真空一樣，金融資本越來越習慣利用甚或制造市場動蕩，在“做多”或“做空”中賺取利潤，火中取栗。“金融市場是通過制造恐慌來進行統治的”。 金融投機造成風險不斷累積，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機，經濟動蕩。產業資本成就的中產階層，隨著金融資本的持續掠奪而不斷萎縮，導致兩極分化、階級對立。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相互激蕩，如此市場經濟必然走向崩潰與毀滅。

 

市場經濟的崩潰與毀滅千頭萬緒，但是很明顯是以金本位制崩潰為標志。

 

“金銀天生不是貨幣，但是貨幣天生是金銀”。世界經濟的演繹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最終選擇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而且有且只有黃金真正充當世界貨幣。以黃金為本位的國際貨幣匯率，才能排除國家干預與操縱。如此，只有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經濟體制才能稱得上是合格的、真正的市場經濟。“金本位制是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的衛士”。金本位以及由“黃金輸送點”確立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是市場體系的核心、市場經濟的關鍵。

 

金本位制是一種自動導向機制，是經濟自由主義“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開端，沒有它的話，市場體系就不可能運轉”。 然而，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遇重挫，在1929年大危機的打擊下最終解體。在1929年大危機沖擊之下，當時世界兩個最重要的國家——英國(于1931年9月)與美國(于1933年6月)先后放棄金(塊)本位制，標志金本位制在一國乃至國際的崩潰。1944年由“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名義上稱“金匯兌本位制”，實際已經不再是金本位制，至多只是金本位的殘余。然而，就是這么一丁點殘余，到1971年也無法維系，“尼克松沖擊”結束了“雙掛鉤”(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徹底埋葬了金本位制。卡爾?波蘭尼堅定地認為，“金本位制的最終失敗代表了市場經濟的最終失敗”。

 

金本位崩潰后，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貨幣。由于信用貨幣每時每刻都處在管理當局(中央銀行)的監管(操縱)之中，因此用信用貨幣潤滑的世界經濟(體系)本質上已經不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市場體系的“三個信條——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自動調節的金本位制和國際自由貿易——合為一個整體。…三個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無”。 繼簽證制度限制人員跨國流動(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喪失)之后，各國普遍成立中央銀行以強化貨幣管理(自動調節的貨幣體制徹底消失)，以及主要經濟體成立外貿部管理對外貿易(國際自由貿易名存實亡)，如此市場體系的“三個信條”逐一告破。因此，依照卡爾?波蘭尼的邏輯，那么今天的所謂“市場經濟”都不是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抑或都是“偽市場經濟”。

 

波蘭尼有關“市場經濟失敗”的論述，得到了當今西方權威經濟學家的充分佐證。依照西方規范的學術觀點，當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名義上實行市場經濟，實際上搞的是“混合經濟”，即同時發揮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的混合作用。保羅?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教科書(當今世界最暢銷的教科書，以四十多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四百萬冊)中反復宣揚：現代國家的經濟應該是兩個部分組成的“混合經濟”，即一個是自由市場中的私人經濟部門，另一個是國家管理的公共經濟部門，一個健康的現代國家經濟應該是市場價格機制和國家經濟干預的有機結合。經濟自由主義者執迷自由市場調節，上世紀70年代趁世界經濟之亂與國際秩序之危，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市場經濟復辟運動”——新自由主義運動，試圖在英美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恢復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結果無不以金融或經濟大危機的失敗而告終。

 

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所執著的“市場化改革”，最主要理由是計劃經濟已經失敗。自由主義者的邏輯是：蘇聯的失敗是蘇聯經濟的失敗，蘇聯經濟的失敗是指令性計劃的失敗，指令性計劃的失敗是計劃的失敗，而計劃的失敗是市場的勝利，由此結論，蘇聯的失敗是市場的勝利。很顯然，這個邏輯是不能成立的。此外，一個國家在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社會參與當中依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實行多種多樣的經濟制度安排，因此即便有“計劃的失敗”也不能等同于“市場的勝利”。而且，市場經濟先于計劃經濟失敗，準確地說，“自由市場經濟”先于“指令性計劃經濟”失敗，因為正是在市場經濟失敗后，才有國家選擇計劃經濟，或調整經濟組織方式。蘇聯的計劃經濟恰恰是在美歐的市場經濟失敗的前提下孕育而生的。

 

五、市場化隧道只會越走越黑

 

市場經濟的失敗以及自由主義者“復辟市場經濟運動”的再而三失敗，證明市場經濟早已不合乎時代的潮流，證明這種自由調節的經濟機制業已被社會集體所排斥和拋棄。“自我調節市場的概念是烏托邦，它的推進被社會現實的自我保護所阻止” ，“確鑿無疑的是，若不是保護主義的反向運動阻滯了這個自我毀滅的機制的運行，人類社會可能早就煙消云散了。”

 

當然，市場經濟的失敗不等于市場的消失。“實際上，一個統一的市場經濟的解體已經導致了各種新社會的形成。同樣，市場社會的終結，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市場本身的消失。這些市場繼續以各種方式存在，以保證消費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變動、影響生產者的收入，并作為會計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個經濟自發調節的機制了。”

 

市場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識形態。“經濟自由主義乃是一個社會致力于創建市場體系時的組織原則，漸漸地演化為一種真正的信仰，認為人可以通過自我調節的市場實現世俗性的拯救。” 很顯然，在經濟自由主義那里，自由調節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模式，一類手段與工具，而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信仰，沒有事實與邏輯可言。然而，不幸的是，這種信仰、意識形態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任由這種信仰、意識形態泛濫，“如果聽任市場經濟按照它自己的規律發展，必將產生巨大而持續的災難。”

 

所謂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實際是將市場當成目的，當成信仰，當成意識形態。其實，關于計劃和市場的問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作了清晰表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顯然，小平同志只是將市場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而且決不是唯一的手段。過分強調哪一種手段，甚至把市場調節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最終都會難逃失敗的命運。自由主義者個人身敗名裂是小，國家民族損失則難以估量。因此，在美國自由資本主義日薄西山之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試圖借助美國的昏黃路燈，來找尋中國民族崛起的出路，只會使尋找者雙眼昏花、國家與民族誤入歧途或落入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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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識形態。“經濟自由主義乃是一個社會致力于創建市場體系時的組織原則，漸漸地演化為一種真正的信仰，認為人可以通過自我調節的市場實現世俗性的拯救。” 很顯然，在經濟自由主義那里，自由調節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模式，一類手段與工具，而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信仰，沒有事實與邏輯可言。然而，不幸的是，這種信仰、意識形態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任由這種信仰、意識形態泛濫，“如果聽任市場經濟按照它自己的規律發展，必將產生巨大而持續的災難。”

 

所謂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實際是將市場當成目的，當成信仰，當成意識形態。其實，關于計劃和市場的問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作了清晰表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顯然，小平同志只是將市場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而且決不是唯一的手段。過分強調哪一種手段，甚至把市場調節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最終都會難逃失敗的命運。自由主義者個人身敗名裂是小，國家民族損失則難以估量。因此，在美國自由資本主義日薄西山之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試圖借助美國的昏黃路燈，來找尋中國民族崛起的出路，只會使尋找者雙眼昏花、國家與民族誤入歧途或落入窖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