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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四、五）

點擊：作者：何干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2-11 09:42:01

【何干強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

——評某原市委書記的違憲言論

【本文第一部分《何干強：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一）》，第二、三部分《何干強：蠱惑人心的“路在何方”（二、三）》，均可點擊閱讀。以下為第四、五部分?！?/span>

四、用唯心史觀和形而上學否定社會主義革命

初看起來，“路在何方”的作者以私營經濟達到“56789 ”為根據，要求改變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似乎在遵循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其實恰恰相反，指導他思想的是唯心史觀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前面提到，憑表面現象判斷是非的人，是不可能正確運用唯物史觀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基本原理的。

“路在何方”的作者以為，既然私營經濟達到“56789”已經成為事實，那就必須肯定經濟基礎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也就是要肯定這個經濟現象具有合理性。這讓人不禁想起恩格斯對唯心主義大思想家黑格爾的一個有關命題的科學評論。黑格爾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恩格斯指出，這個命題“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圣化”，把一切現實的存在都視為合乎理性，這就等于在哲學上替德國現實的“專制制度、警察制度、專制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不過，黑格爾作為辯證法的開創者，他還有另一個命題，即“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也就是說，黑格爾同時認為，只有現實的東西“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恩格斯指出，黑格爾的后一個命題實際上否定了他前一個命題，因為“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這就使前一個命題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梢?，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是與辯證法結合在一起的。然而，“路在何方”的作者認為“56789”這種事實，“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符合常識”，把這個由私有化實踐造成的不良經濟后果，從而把不具有必然性的、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現實”，視為完全合乎理性、不應再改變的事實了。這等于把任何實踐的后果，都當作了合乎理性的東西，可見，不管他是否意識到，他是把黑格爾的前一個命題絕對化了，保留了唯心主義，卻丟掉了黑格爾另一個命題的辯證法。“路在何方”的作者分析經濟現象使用的是唯心史觀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毫無科學性。

唯物史觀的辯證法完全不同于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更不同于唯心史觀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為人在思維中運用的唯物史觀的辯證法，是能動地反映出客觀的社會內部矛盾的辯證運動，這種社會歷史的運動本質上是遵循對立統一這個普遍存在的核心規律不斷進步、向前發展的。自覺遵循歷史辯證法思維的人，必定會通過社會實踐，深刻認識現存社會的內部矛盾，肯定社會內部矛盾中存在的進步的、代表事物前進方向的一面，并克服一切困難，積極促進這方面的成長、發展，同時，也會努力以批判和革命的態度，不斷否定社會內部矛盾中陳舊的生產關系一面，堅信陳舊的生產關系必然趨向滅亡。

只要我們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史，就不難看出，“路在何方”的作者否定憲法有關條款，把所謂“民有經濟”即私有制經濟視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完全否定了我們黨遵循唯物史觀的辯證法，在經濟領域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

唯物史觀揭示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包含經濟基礎（同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的經濟結構）、上層建筑（豎立于經濟基礎之的法律和政治等）和社會意識形式（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這些基本層面。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式起決定和制約作用，而后兩者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這表現在，只要人們意識到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沖突，就會力求把它克服；但是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正是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我們黨在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國民經濟恢復之后，就著手領導全國人民逐步進行生產關系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因為，我國社會既然已經產生了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的生產方式，就有必要主動發展有利于自覺調節適應社會化生產的生產關系，也就是發展代表人民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的生產關系。只有這樣，才能適應社會生產力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而舊社會遺留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私人手工業等私有制生產關系，以及土地改革勝利之后形成的農業領域小生產的“耕者有其田”的生產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已不適應發展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發展的要求。為此，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了偉大勝利。盡管后來的經濟實踐證明，這場勝利的成果中包含某種程度的“急于求成”，以至于后來又在經濟政策上做了一定調整，允許私有制經濟包括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有所發展。但是，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無可辯駁地證明，正是這場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社會主義革命，促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占據了主體地位，形成了基本適應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客觀要求的生產關系。

從那時起，我國經濟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300億美元；1953年至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不變價計算增加了122倍，年均增長8.2%，平均每9年翻一番；到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92403億美元，占世界份額達到12.3%；我國由低收入國家邁進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 我國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顯著縮小。

憲法第六條把我國的所有制結構莊嚴地規定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對上述偉大勝利和經濟建設的成就的科學總結。憲法從根本大法上充分肯定，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公有制為主體”起著主要的作用，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著主導作用，實際上也就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有一定作用，但是總起來看，起的是輔助作用。怎么能像“路在何方”的作者那樣，全然看不到公有制經濟的偉大作用，而把當代中國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歸結為私營經濟發展和私營企業主的功勞呢？

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史證實了，唯物史觀和歷史辯證法的科學原理不可動搖。在經濟形態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些環節的循環運動過程中，生產環節起支配作用，它支配著分配、交換、消費等要素；“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的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勝利，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滅亡，這些基本原理，都是科學真理。“路在何方”的作者根本看不到，私有制經濟發展到“56789”，這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已經根本不具有存在的必然性，這種“現實”表現出的其實是照搬新自由主義搞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倒退或曲折。他把應當糾正的失誤，當成要充分肯定的東西，這就完全否定了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科學性，也否定了我們黨所領導的生產關系領域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豈能容忍？

五、否定憲法科學條款勢必搞亂黨心民心

“路在何方”的作者認定“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于是向“我們”（實質上指黨和國家）提出了諸如是否要“改革上層建筑，來適應現實的已經變化了的經濟基礎”？承認不承認“民營經濟”（私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一樣，都神圣不可侵犯并加載大法（引者注：指“憲法”）”？是否應當“對公共財產和對私人財產平等保護”？“對私有經濟（民營經濟）該不該與公有經濟在法律、政策、制度等等方面都一視同仁”？“我們在國內是搞階級斗爭還是建設中國公民的命運共同體”？是“用和平方式、用法律手段加行政手段”還是“用大搞階級斗爭”來解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否要改變“資產階級在我們的語境中”的“負面的詞意”？是要“穩定企業家的民心”還是使他們“對前景充滿恐懼和擔心”？如此等等一系列問題，并連續地表達“我們現在正站在三叉路口”或“十字路口”，引而不發，實際上做出了與憲法有關規定相反的回答。這一系列問題涉及我國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根本任務和發展方向，屬于重大原則性問題。我國憲法貫徹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從中國國情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已在相關條款上作出了科學規定，明確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他卻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公然呼吁人們起來反對。這就不能不反問：這位原市委書記提出“路在何方”，散布似乎我國至今前途未卜這種輿論，究竟是何居心？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最重要的是穩定民心”，但是，他恰恰妄圖否定對穩定中國人民的人心起定海神針作用的憲法一系列重要條款，這不是要搞亂黨心民心嗎？其口是心非，真是到了極點！

不難看出，“路在何方”的作者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及其回答，都是為呼吁人們承認私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服務的。他不但用“民營經濟”，還隨心所欲提出“民有經濟”的概念，來替代私有制經濟這個科學概念，肯定“民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公然曲解了憲法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莊嚴規定。按照憲法的這個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不包括任何私有制經濟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出，科學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本質上排斥私有制經濟，憲法的規定正是以這樣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的。“路在何方”的作者還以提問方式鼓吹，要對“私有經濟（民營經濟）與公有經濟在法律、政策、制度等等方面都一視同仁”，“國家大法應當承認民有的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就等于要求私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分主次、平起平坐，這就完全否定了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規定。“路在何方”的作者把“民營經濟”、自己生造的“民有經濟”與唯物史觀的“經濟基礎”概念，結合使用，不過是為了把鼓吹私有制永恒的意圖隱蔽起來，這比起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制永恒，更具欺騙性，因而更能起混淆視聽，攪亂人心的作用。

鼓吹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同時鼓吹在經濟發展中依靠人格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資本家。不過，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政治環境下，“路在何方”的作者與那些反社會主義的勢力一樣，不便公開贊美資本主義經濟，于是制造出“民有經濟”等概念，來起掩蓋作用。相應地，他們也不便公開贊美資本家階級，于是把資本家這個有明確階級含義的、早就規范使用的經濟概念隱蔽起來，而使用與教授、醫生、工程師等職業專門家的含義相類似的“企業家”這個概念，來掩蓋私營企業主或資本家的剝削階級屬性，乃至把私營企業主的作用突出到超過各行各業的專門家的高度。

有必要說明，憲法既然依據中國國情，規定現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也就肯定了，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存在于一定范圍的私營經濟中的愛國的、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民族資本家階級，屬于人民的范疇，他們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具有積極作用的。這意味著，只要他們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在放棄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之后，可以加入到工人階級隊伍中來，成為工人階級的企業家。然而，肯定私營企業主在一定歷史條件和一定政治前提下的積極作用和可轉化性，完全沒有必要掩蓋他們的階級屬性。而“路在何方”的作者鼓吹公私經濟都“一視同仁”，這在階級關系上，就等于鼓吹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可以平起平坐。我國憲法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如前所述，“路在何方”的作者不僅要瓦解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而且要推翻我們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筑。他過度地抬高“企業家”即私人企業主或資本家階級的地位和作用，其實是要否定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是我國領導階級的地位，否定我國的經濟工作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否定國家在政治上必須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這也就是要把我們的國家變為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國家。難道不是這樣嗎？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他把“穩定企業家的民心”即穩定資本家階級的“民心”視為穩定民心的“關鍵”，這包含著特別陰暗的企圖。要認清，帝國主義國家一直對我國虎視眈眈，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正在把我國市場當成挽救正在走向衰退的這些國家生命的一塊肥肉，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路在何方”的作者鼓吹把我國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那只能讓中國重新淪為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庸國。我們對如此搞亂人心、圖謀不軌的言行，能放任自流、不加批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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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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