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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年近九十，入黨也快七十年了。誓言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生，捫心無愧。到了暮年，感到共產主義越來越遙遠。

　　京城的地產大享、“優(yōu)秀共產黨員”、紅二代、在中南海有鐵哥們的任志強同志，竟接連放炮：“共青團不該接共產主義的班”、“共產主義欺騙了我們幾十年”。共產黨人，而且是名氣不小的共產黨人，來攻擊共產主義了。在千夫所指之下，給了個“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是為了平息眾怒，敷衍老百姓。

 

　　其實，在黨的上層，這樣的“鐵哥們”可真不少。最近不是冒出了個王長江嗎？他也是共產黨的優(yōu)秀。今年7月29日的講課，轟動了全中國。“什么黨，領導市場經濟的黨”，“轉向市場經濟意味著，把黨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發(fā)展動力是不成功的，還是要發(fā)掘人的追求利益的本性”。這和“共產主義欺騙了我們幾十年” 有何區(qū)別？他們不僅罵，而且要滅共產黨了。

　　在建國六十周年時，因為我解放前幾年在武漢作地下工作，有些故事流傳。“湖北衛(wèi)視”記者采訪我，拍了一部記錄片，片名叫《我的青春我的夢》。那時，我才十幾二十歲。

　　記者問我：“在敵軍警戒森嚴的武漢，你怎么敢深闖虎穴？”

 

　　我回答說：“我十幾歲參加新四軍，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我的名字就和‘共產黨’這三個字溶合在一起了。我的生活，我的學習，我的工作，我的趣味，我的愛好，我的追求，直至我的生命，都和共產黨這三個連在一起。為共產主義而奮斗，我怕什么！？”

　　武漢解放的那一天，我隨先頭部隊入城，沒有人組織動員，滿街滿巷都是紅旗招展，彩旗飄揚。彩花似雨，灑在我們的軍帽、背包和大炮上。家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把我擁抱又擁抱，我工作過的學校的學生隊伍，更是把我抬起來，拋向空中。

　　我飽含淚水，一直到深夜，無法入眠。

　　在《我的青春我的夢》中，我對記者說：“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天，我是作為一個解放軍戰(zhàn)士，解放了我的家鄉(xiāng)！”

　　今年是國慶67周年了，我漫步武漢街頭，人們似乎忘記了這個節(jié)日，人們關心的是“長假旅游”、“長假購物”、“長假探親”、“長假娛樂”。我去到長江邊的紅巷，這里是武漢紅色遺址最集中的地方，有“中共五大舊址”、“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同志舊居”……。紅巷冷冷清清，成為國慶日被遺忘的角落。

　　走出紅巷，到了長江邊，這里是江邊商業(yè)區(qū)，霓虹閃爍，車水馬龍。突然一群女孩子拉手，走到我面前，把我攔住。我問她們，想干什么？她們卻嬉皮笑臉地說：“到我們那里去休息，為你服務……”我明白了，從口袋里掏出紅本本（其實是離休證）大喊一聲：“我是警察！”她們立即轉身飛跑。有一個女孩被石頭絆倒了，我上前把她扶起來。一看她的面孔，我驚叫了一聲：“玉妹子！”她驚惶痛苦的眼神一下消失了，喃喃地說：“那是我奶奶的名字！”我立即追問她：“你奶奶還在嗎？”她沮喪地說：“她死去多年了，是在東莞打工死在工廠里，家里窮，連骨灰盒也沒拿回來！”她傷心地哭了。我給她一百元，要她還是回到鄉(xiāng)下去上學，種田。她說：“整個村子被淹到水庫里了。”

　　玉妹子是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認識的，她是當地少有的基干女民兵。我被派到武漢去開辟地下工作時，是她帶了幾個民兵把我護送通過封鎖線的。有時，我回大別山匯報工作，也是由她掩護，通過封鎖線，返回武漢市區(qū)。

　　這一個國慶之夜和當初的解放之夜一樣，我深夜難眠。我們建立了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啊！和我們共同戰(zhàn)斗過的玉妹子，死在資本家的工廠里，她的未成年孫女，淪落煙花。

　　唉，玉妹子，我一定來你的墓前憑吊，向你深深地懺悔。我們共同戰(zhàn)斗，希望的田野在哪里？我們失去的豈僅是悠悠“鄉(xiāng)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也是三十年。習近平同志說兩個三十年都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苦探索。不容相互否定。但兩個三十年畢竟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探索的結果是河東好，還是河西好呢？

　　一個叫王長江的人，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是贊美“走河西”的。一個叫戚本禹的人，是“文革”的罪人，“文革”時期，因干擾了毛澤東的部署，被趕出了中南海，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又以文革罪判他坐牢十八年。但他卻忠心耿耿地寫了一本文革回憶錄。贊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顯然，他是“走河東”的。

　　王長江的文章，被批得體無完膚，人們不贊成“走河西”。戚本禹的書，屬禁書，不能出版，拿到香港去印，在互聯(lián)網傳播開來，得到普遍的贊譽，連右派，大V們讀了，都稱它是“一部無可辯駁的信史”。人們是贊成“走河東”的。

　　中國向何處去？建國67年了，還真成了個大問題。我們不能摸著石頭過河一直摸下去。

　　北大對馬克思主義有深邃研究的韓毓海教授，寫了一篇文章——《縱論當今中國面臨的三大危機》，第一個危機就是：“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每天都在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近來又加了一個“文化自信”。如果韓教授提出的兩個問題，不能回答，我們還能自信什么呢？比如說，“道路自信”，我們走的是一條什么道路呢？誰能說清楚。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最近也寫了一篇文章，《當前最緊迫的三個問題》，內容與韓教授的差不多。第一個是“關于國家的方向問題”，韓教授的提法是“我們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孫教授是清華大學資深學者，教社會學的，我的印象中，他是改革開放的精英人物，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習近平同志在清華學習時的導師。這次提出的“三個問題”都是對改革前途的困惑：“中國要走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還是修正主義？”“十三億人要走的道路卻處于模糊狀態(tài)，那怎么行呢？”

　　國師級的精英人物，也對中國前進的道路，深感困惑，這表明，這個問題，正擺在我們黨的面前。

　　十八屆六中全會馬上就要開了，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從嚴治黨”，這個口號喊了幾十年，為什么黨越來越蛻化。我敢肯定地說是在“蛻化”，而且是嚴重的“蛻化”。蛻化到一批批黨組織坍塌。孫立平導師說 “老百姓對黨失去了希望感”。

　　1991年，江澤民視察西柏坡。2002年12月,胡錦濤到西柏坡學習考察。2013年7月11日下午，習近平來到平山縣西柏坡參觀，他對當地干部群眾說：“西柏坡我來過多次，每次都懷著崇敬之心來，帶著許多思考走。”三屆黨的領導人一上臺，都到西柏坡去“朝圣”，尋求“兩個務必”，結果都失敗了。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為什么能成功，它有一個前提：要進行新的長征，要繼續(xù)革命。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他一再告誡全黨：“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三屆領導人為什么失敗，他們倡導的改革開放，就是腐敗的溫床，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就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了資本吞噬了小農經濟；國企改制，又催生出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幾十年的改革開放，黨已由無產階級的黨，轉變成資產階級的黨，黨內資產階級成千上萬，誰要求你謙虛謹慎！？誰要求你不驕不躁！？上下串通，內外勾結，恭喜發(fā)財，才是“黨性”。孫立平教授說：十七屆中央委員204人中，有187人的直系親屬在國外居住，有的還成了外國人，91%的中央委員如此，這個中央委員會還叫“中共中央”嗎？靠他們還能“從嚴治黨”嗎？

　　現在不是“治黨”的問題，而是“整黨”的問題。要確立一條政治路線——社會主義革命；要確立一條組織路線，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要確立一條思想路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

　　有人說要開成一次新遵義會議，這不大可能，遵義會議時，全黨都死里求生，都想找到一條活路。大家擁護毛澤東。我們黨現在面臨危機，一些高層領導，有的在策謀跑路，有的在策謀改變共產黨，還有一些人公然主張資本主義復辟。上屆總理就在人大會上直言不諱：“普世價值”并不是西方獨有，而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為了既得利益，他們寧可要黨死，以求自已生。

　　必須把這次全會，開成擴大的中央會議，讓工人、農民，及真正的勞動者黨員參加，讓堅持社會主義革命的黨員參加，讓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員參加。這個整黨的會才能開成功。

　　不要把全會開成秘密會議，要把爭論向全黨公開，發(fā)動全黨都來爭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共產黨是鬧共產的，不是鬧“個人利益最大化的”。

　　這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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