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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所謂擁烏或親俄的喧囂浮躁，多數國人真正關心的是，美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是否會殃及中國？唇亡齒寒，戶破堂危，俄羅斯若倒下，美西方是否會集中精力對付中國？中國反擊“臺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否會遭到美西方同樣的對待？這些愈發緊迫的實際關切可以折射出十分清晰的發展與安全問題。

 

 

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時強調，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2022年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應當就是一個“灰犀牛”事件。盡管此前有關國家一再“預警”，但是絕大多數國人不以為然，因此對事件突發無比錯愕。

 

俄烏沖突的性質是俄羅斯反抗美國世界霸權的被迫之舉，雖然有維護與塑造國家安全利益的功利性，但是更有為世界被壓迫被欺侮的民族伸張正義、為苦美久矣的國家出口惡氣的道義性。

 

中國輿情隨著俄烏戰事、美西方制裁、金融市場動蕩而起伏，且不論所謂擁烏或親俄的喧囂浮躁，多數國人真正關心的是，美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是否會殃及中國？唇亡齒寒，戶破堂危，俄羅斯若倒下，美西方是否會集中精力對付中國？中國反擊“臺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否會遭到美西方同樣的對待？這些愈發緊迫的實際關切可以折射出十分清晰的發展與安全問題。

 

在世界大亂局的背景下，在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烏云壓城的態勢下，統籌發展與安全不僅是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也是科學預見的方法論。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實現，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民族偉大復興的達成，需要發展，需要不斷發展，需要較快的高質量的發展。發展是最大的安全，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化自信、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及綜合國力坐二望一，且占據地緣政治優勢，“中國是亞洲的重心”，美國若“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1]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國是美國頭號的競爭對手、最主要的敵人，這在美國政界社會精英界已達成共識。有鑒于此，在戰略規劃上，中國已經超出歐洲，成為美國應對的重點，但是美國在歐洲仍有重大利益和力量布局。

 

“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2]

 

所以，為了從歐洲抽身，以便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美國需要一個混亂的、內部相互制衡而無需美國戰略力量投入的歐洲。英國脫歐導致歐盟的削弱、俄烏沖突形成俄羅斯與歐盟的對立，都應當是美國維護世界霸權、戰略力量調整的如意算盤。

 

當然，盤算是一回事，能否實現則是另外一回事。

 

美國經由北約，在亞歐大陸的心臟地帶（烏克蘭——俄羅斯的下腹部）埋下動亂的楔子，意圖達到既遏制俄羅斯大國雄心，又阻止德法聯合自強的雙重戰略目的，使得歐洲非但不能走向統一發展，反而更加分化動蕩。

一個混亂而可控的歐洲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而同樣的道理和邏輯會施用到東亞。

 

多年來，一直有“發展靠中國，安全靠美國”之說，這恰好道出中國一直面臨的所謂“周邊安全陷阱”。這一方面體現了在資本主義叢林體系中、在霸權主義國際秩序下國際政治的殘酷現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國雖已衰落，但在維護霸權、塑造國家安全時，所能體現的實力勢力依舊強大，美國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能力不可小覷。

輕敵可能是我們的大敵。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假老虎，同時也是鐵老虎、真老虎。

 

臺灣是美國對付中國大陸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臺灣之于中國遠較烏克蘭之于俄羅斯重要和復雜，美國利用臺海作為支點，“三海”聯動，不斷調兵遣將、排兵布陣，做大做粗坐實“亞太北約”這個杠桿，撬動東亞地緣政治，遏制或延緩中國的發展，而且遏制力度越來越大，頻度越來越快。

 

實際中，中國展現出的剛柔相濟的力量超出了美國的想象，遠不同昔日諸如英國、德國、蘇聯、日本等遭到美國打壓的“競爭者”。

 

 

雖然“險和難向我集聚”，但是“時與勢在我一邊”，統籌發展與安全，與美國斗爭的能力和信心與日俱增。

 

隨著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社會兩極分化，種族矛盾尖銳化，政治僵化極化，美國國內矛盾在疊加中不斷加劇，前景越發黯淡。受新冠疫情重擊、總統大選爭議、黒命貴運動、阿富汗時刻、俄烏沖突等系列負面沖擊，美國灰頭土臉，正在失去霸主威信。

信任信用是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行的前提，霸主威信是美元霸權的前提。

 

屋漏偏招連陰雨。由于濫發鈔票，美國通脹不斷上升，達40年來最高。力度不斷加大的預期管理、縮表乃至加息是應對通脹所必須祭出的貨幣政策。但是，30多萬億的政府債務，以及巨大的股市泡沫，為相關政策尤其是加息操作設置了嚴重障礙。為有效控制政府入不敷出以及股市崩盤等相關風險，相關貨幣政策出臺前后必須保證國際資金大量涌入。資金從哪里來？首選無疑是富裕而不團結的歐洲，其次是有些余錢而監管不嚴的新興市場。只有搞亂歐洲進而攪亂世界，歐洲乃至國際資金才會大規模涌入美國，解決美國的燃眉之急。

 

因此，美國在戰略上，就長期來看，中國更重，歐洲趨輕；但是，在戰術上，于短期而言，遏制中國的議題可緩，搞亂歐洲的行動應急。所以，從俄烏沖突，可以看出美國地緣政治策略的輕重緩急。明乎此理，我們才能有“防范風險的先手”和“化解挑戰的高招”，才能打好“防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以及“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

 

統籌發展安全，實際操作時，需要審時度勢，判斷事態的“輕重緩急”，這應當是領導必備的預見能力。

 

“如無預見，即無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3]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唐朝有個劉知幾，是個寫歷史的人，他主張寫歷史要有三個條件，就是才、學、識。才是才能，學是學問，識就是識別風向。我現在特別提醒同志們注意的是，我們應該有識別風向的能力，要提高這種識別力，這一點有極端的重要性。”[4]領導的預見能力就是識別風向（可能還有風力）的能力。見幡動而知風動，感風動緣于仁者心動。“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領導干部應當成為六祖慧所指稱的“仁者”，要始終把人民冷暖和國家安危放在心上，統籌發展與安全，洞察事物演繹規律。

 

“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5]

 

注釋：

[1]《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頁。

[2]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的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頁。

[5]《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頁。

 

（作者系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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