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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中國有大事，美國總是有意挑事，這是美國的慣用伎倆，中國政府也會以各種方式強硬反擊，卻很難阻止美國的下一次再挑釁。如何認清美國這一系列挑釁行動的戰略企圖？中國如何變被動為主動，從戰略上進行反擊和反制？】

　　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在半個世紀前提出了“人際距離”理論，該理論認為，根據關系親疏程度的不同，人與人之間的舒適距離是不同的，具體包括“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會距離”、“公共距離”等。當舒適距離被突破后，人就會感到不舒服。那么，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否可以借用這一視角呢？

　　2011年12月23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泰國期間，出席了泰國華人華僑各界舉行的歡迎晚宴。在致辭中，習近平稱：“我們歡迎域外國家在促進東亞合作進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希望他們尊重本地區的自主性和多樣性，注意兼顧各方舒適度。”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將距離的概念引入國際關系。國與國之間要“兼顧各方舒適度”的提法顯然有所指，即有的國家讓中國感覺到不舒適。

　　當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挑動周邊國家與中國對抗，并布置了一個針對中國的包圍圈，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領域全方位對中國進逼，危害到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時，中國感到不舒適是必然的。但中國無法像人際交往中那樣后退，唯有在外交上有所作為，清晰地界定并伸張國家利益，突破包圍圈，才能贏得舒適空間。

　　一、美國打壓中國是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改變的事實

　　隨著本·拉登被擊斃，美國耗時十年的反恐戰爭算是畫上了一個句點。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抽身之后，美國的戰略東移已呈不可扭轉之勢。

　　遏制新的競爭對手的崛起，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基本國策。若干年來，尤其是在中國的名義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后，中國被全球輿論普遍塑造為唯一能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美國霸權地位構成威脅的對手，故而中國是美國要對付的最主要對手。事實上，早在小布什入駐白宮之后，美國決策層就把矛頭對準了中國，但這一進程被反恐戰爭推遲了。

　　美國調整戰略重心是這一邏輯的必然延伸。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高調宣布美國重返亞太，這為中國的國家安全制造了直接的威脅。美國短時期內不會與中國發生正面沖突，所采取的遏制中國的方式既非冷戰，也不是針對伊斯蘭世界那樣的軍事打擊，而是政治打壓、地緣包圍、經濟盤剝、外交圍堵等一系列手段。

　　在具體策略上，美國注重以亞制亞，策動亞洲國家對中國形成包圍圈，同時支持一些亞洲國家與中國直接對抗。美國將釣魚島納入《日美安保條約》的保護范圍，2011年底宣布將在澳大利亞駐軍，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聯合起來多次舉行軍事演習；在外交上，美國通過反恐戰爭滲透入巴基斯坦，2011年12月希拉里訪問緬甸，將中國周邊的兩個傳統盟友拉向美國一邊；菲律賓、越南等國紛紛對南海提出領土主張，甚至放言不惜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再聯系到日本和韓國不斷扣押中國漁船，就可以知道，如果沒有美國的策動和支持，這些國家不會有對中國采取如此強硬姿態的底氣。

　　美國打壓中國是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改變的事實，雖然有論者稱“韜光養晦要堅持一百年”，但這種觀念已經失去了現實的存在基礎，中國必須要直面“21世紀頭二十年”作為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前結束的可能性。客觀現實不允許中國繼續韜光養晦，除了應對挑戰，別無他法，否則中國的國家舒適度將越來越低。

　　二、中國要敢于給麻煩制造者制造麻煩

　　危機也可以成為轉機。既然已經無路可退，中國就應當承擔起責任，在新的世界秩序仍在形成的時代，選擇做世界秩序構建的參與者，在新國際體制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捍衛國家利益。

　　歷史上發生過多次世界秩序的更迭，每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都比前一種持續時間更短。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產生的世紀秩序持續了約一個半世紀，維也納和會締造的體制持續了約一百年，《凡爾賽條約》確立的體制只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起了一個過渡作用，冷戰體制則只存在了40多年。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一個美國一家獨大的時代，但這個體制并沒有完全確立起來，多極化的傾向一直存在，因為俄羅斯在普京的領導下逐步從“休克療法”帶來的打擊下恢復生氣，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遠非冷戰結束時可比。當下的世界正在進入兩個方向進行最后斗爭的時刻，在歐洲已經衰落的前提下，能對美國霸權進行挑戰并擔當世界“一極”使命的只有中國和俄羅斯。

　　鄧小平的“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于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中國面臨西方制裁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中國當時剛進行改革開放不久，經濟實力還不足以引起美國的恐懼和重視，采取低調姿態集中精力謀自身發展是可能的。這個提法帶有明顯的戰術性質，鄧小平從未說過韜光養晦要管一百年，也從未主張將“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分開。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外交的重點必須轉移到“有所作為”上面了。多年來，中國在外交上一味處于守勢，對美國和美國支持的其他國家的進攻缺少實質性應對。毛澤東說過，一拳打得開，免得百拳來。美國并非沒有弱點，中國要敢于給麻煩制造者制造麻煩，這樣才能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比如，中國失去了阻止歐美對利比亞開戰的機會，在非洲的影響力被嚴重削弱；在伊朗問題上不能再過度退讓，而是應該聯手俄羅斯對伊朗進行支持，這樣既可以牽制美國，也是在維護中國的能源安全。中國還需要轉變外交重點，團結周邊國家，將美國的勢力從亞洲排擠出去；團結發展中國家，推動形成一個獨立于西方國家的全球體系，切斷美國對外轉嫁危機的基礎，從根本上削弱美國的實力，促進多極化世界的形成。

　　三、“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外交是一門現實的藝術，核心目的是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但大國外交不能僅僅從現實主義原則出發，大國外交需要價值觀的支持，不但需要描述理想中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樣的，還需要說明是依據什么樣的價值準則來建設這個世界格局。

　　美國外交是理想主義色彩和現實主義利益訴求結合的典范。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有深厚的現實主義積淀，從門羅主義主張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到老羅斯福總統以實力為依據走出美洲充當“世界警察”的理念和作為。但自威爾遜總統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注入理想主義色彩之后，用基辛格的話概括，這種理想主義情操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貫思想，威爾遜以后的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提出過大同小異的主張，但都不脫離威爾遜的主題。威爾遜的主題就是，美國不是一般的國家，美國的價值標準放諸四海而皆準，國際秩序應該建立在美國的價值觀基礎之上，因為美國作為民主國家，所以外交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威爾遜主義以理想主義為表，為美國的實利外交提供了便利。基辛格指出，正是威爾遜主義為美國扮演全球“十字軍”提供了理論基礎，是美國在二戰后遏制政策的先聲。我們看到，美國總是打著價值觀的旗號在全球發動戰爭，以“輸出民主”為名占有資源，以敦促中國“遵守全球規則”為名遏制中國。對道義制高點的占領和軍事實力相結合，為美國稱霸全球提供了可能。

　　相比之下，中國雖然近年來先后提出“合作共贏”、“建設和諧世界”等主張，但這些理念只是對國際秩序的理想狀態的描述，沒有說明世界應該基于什么樣的價值達到合作共贏與和諧的狀態，也沒有提出達致該狀態的路徑。中共十七大報告曾提出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也因為沒有對國際社會中的正義做出界定，使這一良好的原則難以體現在中國的外交實踐上。

　　缺乏價值觀支持的外交只能靠利益來支持，這就難免被置于道德上的被動境地。西方媒體將中國外交貶稱為“行賄外交”、“金元外交”，中國方面反駁得很吃力。小布什和奧巴馬都曾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稱二者是美國最大的敵人，雖然世界上現存的打著共產主義旗幟的國家不只中國，但無論朝鮮還是古巴，都不夠成為美國戰略對手的量級，所以矛頭所指就是中國。

　　中國在外交上并非一貫如此被動，在“三個世界”理論的指導下，中國曾以“反帝反霸”的價值觀反制美國，最終促使美國讓步，中美關系破冰才得以可能。鄧小平曾講過，“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今天要想重新在外交上確立價值觀，打破在與美國交往中的被動局面，還需要回到和借鑒“三個世界”理論，對美國霸權進行批判，對給世界帶來重重危機的新型資本主義體制進行批判，在道義上對美國進行反擊。只有取得道義上的制高點，中國才能夠理直氣壯地提出中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并明確中國的核心利益范圍。同時，只有根據“三個世界”理論明確外交價值觀，并且在外交上堅持原則，才有可能取信于其他屬于“第三世界”的國家，并攜手形成鉗制美國攻勢的力量。

　　主動出擊是最好的防御，大國角力從來都不僅僅是實力的比拼，中國需要以“三個世界”理論為基礎，拿出中國式的“威爾遜主義”，這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基礎。中國還需要說明，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反制美國霸權不等于謀求霸權，目的是推動形成一種更加合理的多極化世界秩序。

　　四、和平崛起不是作繭自縛

　　和平崛起是中國在外交理念上的一個創新，但本質上是對“中國威脅論”的一個被動回應，這也就注定了該提法在價值觀斗爭層面力量不足。

　　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首先，中國缺乏對帝國主義傳統崛起方式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以《大國崛起》為代表的聲音把西方列強的崛起視為一個田園牧歌式的自然演進過程，這難以讓西方世界接受中國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因為在西方的歷史經驗中找不到和平崛起的先例。對和平崛起的表述必須和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歷史的批判以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闡述結合在一起，只有這樣，才能讓西方世界明白：歷史存在自外于西方的另一種可能性。

　　其次，中國應避免以自我辯護的姿態過于強調和平崛起，被這個概念束縛住手腳。中國不能因為害怕被指責而不敢“有所作為”，中國應明確和平崛起的內涵和外延：一方面，把和平崛起嚴格限定在不通過侵略、殖民、擴張等方式掠奪其他國家，不以向外轉嫁危機的方式實現崛起；另一方面，要表明和平崛起不等同于在外來壓力面前忍氣吞聲，不等同于在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方面有所讓步。

　　和平崛起的題中之義是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以斗爭謀和平，包括非和平的手段，即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條約、以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為目的的合法性戰爭。羅援少將說得好：“我們一定要把我們擁有和平意愿和我們敢于用非和平手段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意志結合起來，這樣我們才能達到和平崛起。”

　　（本文摘自李北方政論新著《北大南門朝西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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