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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偶爾看到北大教授張千帆撰寫的《如何評價“中國模式”與印度民主?》一文，文中張教授將印度“民主”模式描述成“形式平等”、“結果平等”，認為“‘中國模式’堅守反民主立場”。客觀地說，張千帆教授選擇中印兩國作為標本進行比較是恰當的，雖然他預設的“‘中國模式’堅守反民主立場”毫無邏輯可言。印度獨立比新中國早兩年，被西方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起點基本一致、走不同制度模式的情況下，兩個國家的發展自然具有相當的可比性。恰好，11月份我到印度一周多時間，不妨把所見所聞分享出來，也算是對張千帆教授“研究成果”的一個回應。

　　我到印度的第一站是新德里。剛下飛機過關的時候，確實心里一震，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的奢華程度遠遠超過北京首都機場，據說這個機場一個“超現代化”新客運大樓就耗資28億美元，印度政府把這個建筑視為印度經濟起飛的新象征，以此宣示印度也能建造世界級基建設施。在工作人員嚼著口香糖的緩慢工作節奏中，我在50分鐘后得到了出關的蓋章。機場門外，是一片空曠凸凹不平的荒地，與奢華的客運大樓形成巨大反差。我想，這也應該是印度的一種“務實”，最起碼讓借道轉機的游客形成第一美好印象：印度這個“民主”國家是富裕、繁華的。至于過關進入印度的游客，則是無暇顧及、客隨主便。

　　通往新德里市區的公路有些顛簸，道路兩邊看不到什么企業或現代建筑，散落著一些破舊、低矮的民房，這一點與北京通往首都機場的路景形成巨大反差。進入新德里市區時開始堵塞，卡車、客車、轎車、三輪車、摩托車混行，秩序極亂，但多少也有了擁擠的城市味道。市區里不時可以看見身背沖鋒槍的警察，懶散地在路口聊天，驗證著導游的叮囑：夜晚不要單獨外出，尤其是女性。在新德里沒有看到北京、上海大都市的風貌，甚至連一條完整的商業街都沒看到，一些略帶繁華的路段往往夾雜著混亂擁擠的“貧民區”。城市里流浪者隨處可見，天橋下一些空地被他們占據為“家”，據說在印度流浪者占據這些地方達到一定年限，這塊地便歸其所有，這樣的“圈地”規則導致流浪者越來越多。我想，這大概也是張千帆教授所說的“平等”之一吧。

　　在新德里期間，我參觀了印度國家博物館，這個號稱藏有公元前三世紀至今的印度不同地區和時期的各種珍貴歷史文物的博物館，在我看來卻顯得有些單一，各種宗教類陶器、雕刻占據大半，也許信仰文化是這個文明古國的主要歷史，后期參觀似乎也印證了這點：印度最好的建筑便是各種寺廟。博物館中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為數不少的中國敦煌壁畫、宋代瓷器和西藏唐卡，不清楚這些珍貴物件究竟從何而來。張千帆教授若有興趣，這倒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在從新德里到阿格拉的路途中，我看到了印度的農村面貌。在我的想象中，首都郊區的農村至少也該有帝都的影子，即便不像北京燕郊的樓房成排、別墅遍地，也該有中國沿海地區新農村的整潔優美。然而印度總是給我帶來意外，低矮破舊的農房三三兩兩無規則地散落著，偶爾一條狹窄的泥土路延伸到公路邊，連接起農村與外面的世界，大致相當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景象。阿格拉市區處處可見無所事事的中青年勞力，或獨坐路邊發呆，或三五圍聚閑聊，整個社會彌漫著慵懶的味道。從略帶繁華的城區到貧困落后的鄉村，除卻奢華的宗教場所外，還有一個最光鮮的標志，處處可見大幅選舉拉票廣告牌，仿佛在炫耀印度“民主”的品牌，人們在全國1500多個政黨的爭斗中不停地選擇，而對選擇的意義是什么卻變得麻木。印度導游說，一些精明的印度人已經開始反思，印度起步比中國早，如今經濟總量卻只是中國的五分之一，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三個最的大城市實力之和不抵一個上海，人們生活水平差距極大，究竟是印度多黨“民主”制度好，還是中國的政黨政治模式優越?也不清楚張千帆教授在撰寫文章時，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在印度期間，第三站史奧里薩邦首府布巴內什瓦爾，這個城市號稱“千廟之城”，宗教的味道非常濃厚，隨處可見虔誠的信徒，人們多麻醉于宗教中，這里可以看做是印度宗教信仰的一個縮影。當地一位朋友說，印度人對宗教的虔誠度無法想象，很多信眾留下口糧后便將其他財富奉獻給宗教，周而復始。各類政黨正是抓住這種癡迷的信仰，在獲得執政地位后利用宗教的大旗繼續麻醉民眾，分散他們對執政效果的注意力。在布巴內什瓦爾，我參觀了Mindtree IT業園區，這是整個印度行程中感受到最為現代的地方。印度IT業發達，是中國人的一個普遍認識，但很少人知道，印度的網民比例只有中國的一半，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

　　在我此次印度行程印象中，加爾各答是最有城市味道的地方，至少能夠看到不少現代的繁華。但即便在這個大城市，一些街頭的衛生狀況依然令人堪憂，用臟、亂、差來形容一點不過。最令人難堪的是，街頭路邊分布著一些漏天便池，男人們拉開拉鏈便小便，絲毫沒有避諱，而身邊路過的男男女女看起來也是習以為常，不禁讓人產生這個文明古國、“民主”社會瞬間跌回原始部落的感覺。有人把這些問題歸結為印度缺失城管制度，也不無道理。在加爾各答期間，國內一朋友打來咨詢電話，求證張千帆教授的北大同事杜猛博士發布印度全民免費醫療是否屬實，經詢多名印度高級官員和民眾，印度沒有免費醫療，只有商業醫療保險，自愿購買。公立醫院相對便宜但非免費，條件較差。私立醫院條件好但昂貴，一般平民看不起。我想起國內近幾年所謂印度免費醫療謠言不時出現，不乏媒體、專家參與，無非是要用印度的“好”比出中國的“差”，但理智的人都清楚，在條件未成熟時呼吁免費醫療，表面看似正義，實際不過是用一種不切實際的“偽吶喊”煽動民怨罷了。張千帆教授在文中還提到了一個細節，用自己去印度沒有遇到過停電，來否定張維為教授去印度講課接連發生兩次停電的說法，用這個來論證印度的“民主”之好，實在站不住腳，我在印度期間就遇到了兩次“跳閘”。

　　我對印度并無成見，甚至還對這個和中國有諸多淵源的國家抱有好感和同情。我所記錄的，就是我的一些直觀和感受。在印度期間，我也感受到了印度人的熱情，比如在一些景點拍照時，會突然有印度游客過來要和你合影，類似于80年代我們在國內看到老外的驚奇。這也難怪，2014年印度旅華人數為64.56萬，中國公民首站訪問印度人數為12.46萬，而同期中國公民出境游人數達到1.17億人次。在印度期間，我還感受到了印度的發展潛力，比如城市鄉村隨處可見無所事事的中青年勞動力，這將是印度未來發展的支撐。

　　在我去印度之前，張千帆教授的論斷曾經讓我疑惑。當我走完印度四個城市后，我開始思考，評價一個國家發展模式的好壞，究竟應該以什么為標準?在這種制度模式下發展成效是否豐盛算不算?在這種制度模式下發展成果能否與民共享算不算?我想，以張千帆教授級別的智商，不會想不到這一點。只是我不明白，去過兩次印度的張教授，真的看不到印度模式下的真實情況?難道為推銷所謂西方民主政治，張教授就可以忽視三分之一仍在貧困線下掙扎的印度人民?中國發展模式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我曾問過身邊眾多朋友，他們都能感覺中國速度和自身生活的變化，如果這些都被張千帆教授稱為“堅守反民主立場”，那么張教授口中的“民主”，就是反對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如此，倒也能解釋通貧困的印度為什么能被張教授奉為“民主”的標桿。

　　當我和我的伙伴們登上從加爾各答返回中國的航班時，我們由衷地發出了一句感慨：祖國真好!這句話，也送給張千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