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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創建和領導的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跡，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大大鼓勵、支持了被壓迫、被剝削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于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主旋律風靡上世紀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在此期間，大批前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也開始走下坡路。法國殖民統治者被越南人民趕出印度支那，又被驅逐出阿爾及里亞。英國被迫放棄其殖民地王國地位，美國繼在朝鮮失敗以后，又在越南慘敗。美帝國主義陷入一個毛澤東主席給他們圈定的尷尬境地：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世界歷史的發展軌跡被徹底改變。

一、毛澤東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偉大領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為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00周年，我應邀到紐約的漢特大學演講，題目是“我心中的毛澤東：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看毛澤東”。演講結束后，紐約大學人類學系的一位教授，問我怎樣解釋毛澤東搞的個人崇拜。我回答說，歷經苦難與壓迫的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愛戴和崇拜，完全是出于他們對領導自己翻身解放的偉大領袖的由衷敬仰。說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是一種無端的污蔑。美國人崇拜他們的開國領袖華盛頓，小學課本里有少年華盛頓的斧頭和櫻桃樹的故事，說華盛頓用父親給他的小斧頭，砍掉了父親心愛的、當地稀有的一棵櫻桃樹，父親追問他的時候，他誠實地承認了自己犯的過錯，受到了父親的原諒和贊揚。這樣一件孩提時的平常事，被拿來宣揚領袖的品質，這是為什么？華盛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陸軍總司令，但他曾兩次威脅說，如果不及時給他發軍餉，他將罷戰回家。其實，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主要是富蘭克林通過外交斡旋，使法軍卷入英、美之間的戰爭，英軍獲勝無望，才被迫讓美國獨立的。而美國人將這一切都歸功于華盛頓，這叫什么？美國人還崇拜林肯，把他看作是解放黑奴的總統，但林肯沒有給美國黑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只是給了他們名義上的自由。林肯在一封信中說，養豬有不同的方法。一種方法是給豬蓋豬舍，提供食物，另一種方法是讓豬自己找食物，如果豬凍死，餓死，正好烤著吃。信中暗喻的對象是誰？體現了對黑人最起碼的尊重了嗎？美國黑人被“解放”后，仍舊流離失所，逃不脫被奴役的命運。林肯真正值得受美國人（尤其是美國黑人）崇拜嗎？美國人崇拜肯尼迪，但肯尼迪為美國人民做了什么呢？他的一句話：同胞們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為你們的國家做些什么，就讓美國人對他崇拜不已！如果說個人崇拜，美國才是淋漓盡致、登峰造極。

一九八八年，我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習。當時國內學術界的知識精英們正在搞一場丑化毛澤東的運動。他們罵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罵毛澤東是秦始皇。許多新加坡的老華僑對此很反感，他們對毛澤東創立的新中國非常熱愛。冷戰時期的新加坡政府是美國反共政策的急先鋒，數次欲關閉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但每次都沒能得逞。新加坡的老華僑為了支持新中國，排隊到中國銀行去存款。他們沒有多少錢，三元、五元，連續數日，銀行不得不加班加點營業。新加坡政府看到新中國是人心所向，不得不收回關閉中國銀行的成命。一位新加坡中國銀行的高級官員不無感慨地對我說，是新加坡老百姓對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的摯愛和支持，才保住了新中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去世。當時新加坡政府跟中國沒有外交關系。新加坡中國銀行的職員，為了讓新加坡人和路過新加坡的各國海員有一個向毛澤東主席致哀的場所，自發地在新中行營業大廳搭建了一個靈堂，原計劃開放三天。但熱愛毛澤東主席的新加坡老華僑和路過新加坡的各國海員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地來到新中行，向毛澤東主席遺像致哀，三天時間根本不夠。新中行的員工不得不二十四小時開放毛澤東主席的靈堂，并將開放時間延長至十天。許多白發蒼蒼的老華僑哭倒在毛澤東主席的靈前，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員，打著用各種語言寫的，意思為 “毛澤東主席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的橫幅，到新中行臨時搭建的毛主席靈堂，向其遺像致哀。新加坡中國銀行前副助總經理蔡劍秋先生手里仍保留著幾百副當年拍下的照片。那時，他只是新加坡中國銀行的一名低級別員工。在海外看到這些珍貴的歷史照片，讓我深深地感到，那些謾罵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的人實在是無知與膚淺。毛澤東一生的奮斗和他所制定的各項政策，從根本上講，代表的是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得到中國和全世界受壓迫人民熱愛與崇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如果說毛澤東生前，人民熱愛崇敬他，可能跟政府的宣傳有關系，或許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毛澤東去世后，有勢力動用了他們所掌握的輿論機器，使用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詆毀毛澤東的形象。在這樣的社會大氣候下，再把受壓迫者對毛澤東由衷的，執著的愛，說成是毛澤東搞的個人崇拜，就不合邏輯，荒謬絕倫了。

本人在美國參與了揭露藍登公司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之內幕的活動，了解到許多美國政客為詆毀毛澤東主席所做的無恥勾當。藍登公司出資五十萬美元，買下了李志綏的版權，然后又重新組織寫作班子，炮制出一部漏洞百出的破爛貨。李志綏用中文寫的書，結果封皮上居然出現中文翻譯的名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參與了李志綏回憶錄的炮制，并親自為“李志綏的書”作序。毛澤東去世后以中、英文出版的詆毀毛澤東的書不計其數。湖南人梁恒與其美國妻子夏竹麗（Judith Shapiro）合著的《革命之子》、高原出版的《自來紅》、張戎的《野天鵝》等等，都把新中國說得一團漆黑，但這些都像狂犬吠日一樣，絲毫無損毛澤東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形象。

一九九0年代，正當精英們大肆詆毀毛澤東的時候，民間卻盛行著毛澤東熱。美國紐約時報多次發文討論這種現象。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一個叫李非根的學者要求采訪我，說要出一部關于毛澤東熱的電影。李非根看上去還像一個比較客觀的學者，曾在他的書中引用我書中的話語、觀點十余次，我便答應了他的請求。到采訪那天，他先付給了我一美元，然后遞給我一份合同，上面寫著，為了這一美元，我同意接受李非根的采訪，為了這一美元，我同意李非根編輯我的話語，斷章取義我的話語，歪曲我的話語，糟蹋我的話語。 我理所當然地拒絕簽署這樣的合同。但李非根說這不是他的發明，美國的許多出版社、電視臺都用類似的合同來保護自己。同時，他又拿出幾份別人已經簽過的同樣的合同讓我看。我想既然這是慣例，也就把合同簽了。他采訪了我兩個小時，但后來電影發行時，簡直讓我看不下去。 由此可見，歪曲事實、斷章取義、改頭換面，是美國一些不良出版商的慣常做法。

二、毛澤東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中國人民被奴役、被欺凌。毛澤東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為己任，與他的同志們艱苦奮斗二十八年，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把西方侵略勢力徹底趕出中國。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毛澤東力排眾議，毅然出兵朝鮮，把逼近中國邊境的以美軍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以南。毛澤東以戰止戰，徹底結束了列強在中國領土上為所欲為、殺戮搶劫的歷史。

毛澤東創建和領導的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跡，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大大鼓勵、支持了被壓迫、被剝削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于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主旋律風靡上世紀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在此期間，大批前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也開始走下坡路。法國殖民統治者被越南人民趕出印度支那，又被驅逐出阿爾及里亞。英國被迫放棄其殖民地王國地位，美國繼在朝鮮失敗以后，又在越南慘敗。美帝國主義陷入一個毛澤東主席給他們圈定的尷尬境地：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世界歷史的發展軌跡被徹底改變。

二零零零年，美國生活雜志聘請二十四位世界著名學者，挑選在一千年中對世界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百位歷史人物和一百件重大事件，毛澤東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位，毛澤東主席領導的長征也被選為一千年中的大事件之一。

我在美國的一個女學生，畢業后到中國教英文多年，愛上了中國文化和一個中國男人，并與之結婚生子。二零一三年夏天，我到她教書的地方，呼和浩特市，去看她。她告訴我，她不能明白為什么她，一個美國人，都能看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軍隊在朝鮮打敗美國和美國領導的所謂聯合國軍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她的中國同事和學生卻看不到。其實，大多數中國人當年看到了，特別是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中國人都看到了毛澤東創立的新中國與被列強欺凌的舊中國的不同。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極大地鼓舞了許多海外華人。當年，錢學森等老一代科學家毅然放棄海外的優越生活條件，回國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跟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大氣候是有很大關系的。五十年代興起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跟中國在朝鮮的勝利分不開的。今天，許多中國人看不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被領取美國政府津貼的“中國精英公知”蒙蔽了，洗腦了。

三、毛澤東實行的才是真正的民主

毛澤東主席去世后，中國大陸冒出了許多不良文人說新中國不民主，因為沒有所謂的普選，所以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到美國來以前，我也曾認同過這種說法。在美國生活二十多年后，研究了美國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我才明白毛澤東主席實行的才是真正的民主。因為由工人、農民和軍人組成的政府，能夠真正代表廣大工、農、兵以及其他基層民眾利益。美國和西方的所謂民主選舉，選出來的大多是錢多勢大的人，真正出身工、農的政客是鳳毛麟角。在美國和西方參加選舉需要大量金錢，沒有金錢開路，真正的工、農要進入政界十分艱難。所以，西方的所謂選舉，基本上是精英階層的一場游戲。美國雖分共和黨和民主黨，互相有所牽制，但在維護精英階級的利益上，他們總是一致的。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四年的美國大選中，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奧爾高和約翰凱利明知共和黨做弊，也不愿與共和黨苦爭，以便把船弄翻，因為只要船不翻，雙方可以繼續高高在上，過精英生活。這邊的損失，可以在那邊得到補償。

正是因為美國的政治是由精英階級把持著的，作為世界上最富有國家之一的美國，竟有七分之一的人（約四千五百萬人）在餓肚子，沒有醫療保險。在許多人眼里，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典范，但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卻關押著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監獄人口。每九個年輕美國黑人就有一個在監獄服刑。百分之七十的美國黑人一生中至少坐過一次監獄。在美國的紐約州，每年有60多萬美國人，大部分是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人，被警察攔住并搜身，其中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因為不配合，被以拒捕的名義逮捕。一個人僅僅因為自己的膚色，就被警察叫停搜身，還得配合警察，如不配合，就要被逮捕，這是多么荒唐的民主制度！但美國所謂的自由媒體從來就不討論這個問題。 這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除此之外，美國的各地拘留所里, 每年還關著一千萬等待審判的罪犯，許多只是犯了小罪，但交不起保釋金的窮人。

在新中國，許多工人、農民進入了各級政府和人民代表大會。五十年代建國伊始，倪志福、郝建秀、石傳祥等一批工人進入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農民出身的陳永貴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書讀的不多，但他有豐富的農業知識，了解農村、了解農民，是領導農業的好人選。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正是在新中國極大的改變了面貌，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農村，改善了中國的農業基礎設施，使中國的農村水利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的糧食產量上了好幾個臺階，解決了吃飯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新中國中國的人均壽命能從1952年的35歲增加到1976年的69歲，超出條件跟中國差不多的印度20歲，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幾乎翻了一番的原因之一。

新中國選拔工、農、兵干部，讓真正的工人、農民和軍人直接參加國家管理，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與西方的精英民主相比，這個政治制度能更廣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更能被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更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使得中國的民主制度有了最廣泛的群眾基礎，中國的政治制度有了最廣泛的民意基礎。新中國的干部、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的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政治創意的民主制度，是新中國中國政治清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國是許多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贊許的民主國家，但是，美國大選時，勉強只有一半的人參加投票，大部分美國窮人對選舉無動于衷。地方選舉投票的人更是少得可憐，我所在的城市選舉市長和市議會以及其他政府機構的官員時，投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多一點。而政府為籌劃選舉花了很多錢，平均在一張選票上耗費將近一百多美元。當地的報紙采訪我，問我這樣的選舉值不值得。我只好說值得，因為沒有更好的辦法選出政府領導人。

新中國先進的民主制度也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了獨立自主的工業、農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獨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彈、氫彈和導彈，并且讓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造出了自己的大飛機“運十”（后來因故被迫下馬），這些方面大大領先跟我們條件差不多的印度。中國許多反毛的知識精英，說毛澤東主席不懂經濟。從人類歷史的高度來看，少有人能跟毛澤東主席相比，在經濟上取得那樣豐碩的成果：讓人們有事干、有飯吃，讓社會上沒有娼妓、沒有毒品，把犯罪率降到最低。讓中國的人均壽命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時間翻了近一番，領先同樣條件的印度近二十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看上去很高，但他們從來沒有解決困擾貧民的無家可歸的問題、失業問題、毒品泛濫的問題、娼妓的問題和窮人看不起病的問題。從歷史的高度上看，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毛澤東管理國家和經濟的能力，是前無古人的。

因為我們先進的民主制度，新中國在國際上一直占有道義制高點。新中國敢于理直氣壯地支持亞、非、拉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大張旗鼓地支持美國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正義斗爭。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眼里，新中國，代表著正義、民主、平等和人權。那個時代的中國，消滅了娼妓、消滅了毒品、消滅了性病，極大的消除了貪污腐敗，犯罪率被降的很低，推行教育和全民醫保，盡可能讓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飯吃。在全世界都面臨著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時，中國的農村欣欣向榮，糧食產量逐年增長，農、林、牧、副、漁五業興旺，全面發展，農民的收入不斷增加，農民的生活不斷改善。回顧新中國農村通過讓農民自己管理自己所取得偉大成就，不能不讓人感慨萬千。

四、毛澤東創立了一只嶄新的人民軍隊

在國外常常聽到美國大兵在日本、在韓國、在所有有美國駐軍的地方強奸婦女以其他方式傷害民眾的事。想到解放前的中國，兵匪一家，禍害老百姓的歷史，就不能不感謝毛澤東主席為中國人民締造的人民子弟兵。毛澤東創建和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類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新型軍隊，是人民眼里的正義之師、仁義之師。恰如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所說，“……是革命的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因為這樣，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在戰爭年代，人民群眾給解放軍送情報、帶路、送軍糧、做衣服和鞋襪，還有的群眾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子弟兵，有的人為此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能以少勝多，打敗裝備比自己優越、人數比自己眾多的敵人，并獲得最后勝利，靠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理想以及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愛民的模范，其中涌現了一大批雷鋒式的典型人物。雷鋒的英雄事跡，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人民軍隊中，還有歐陽海、安業民、麥賢德、王杰、劉英俊、門合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感動和激勵了全國人民。 毛澤東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因此，大量的平民英雄人物從各行各業不斷產生，使新中國成為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每當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人民解放軍總是抗災救災的主力軍，哪里有苦難，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這已經是從新中國過來的中國人民的共識與慰藉。

二零零五年八月，臺風克瑞那襲擊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被淹。美國總統小布什非常罕見地派出美國軍隊去救災。美國陸軍開著裝甲車、坦克，全副武裝地開進新奧爾良市去執行任務。可是，他們能做的只是維護地方治安秩序，防止斷水、斷糧的災民騷亂或搶劫。美國軍隊從根本上講就是訓練有素的殺人機器，不知道如何做政治工作，不知道怎樣做群眾工作，不知道什么叫抗災救災，他們就是單一的戰斗隊。而毛澤東締造的人民解放軍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既能打仗，又能生產，還能做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由人民子弟組成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軍隊。

五、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前無古人

二零一三年夏，我帶領一組美國大學生到中國游學。在山東省聊城大學，中國的大學生和美國的大學生交流各自的學習生活經歷和人生理想。當美國大學生告訴他們的中國同學，他們除了上課外，每天平均要干三個小時的工作，還要做夠一百個小時的義工才能畢業的時候，中國學生聽了感到很意外。我任教的大學是美國國會支持的七所工讀大學之一，學生每周要工作十五個小時，學校里的一百二十多種不同的工作都是由學生來完成的，由專門的員工教學生工作。學生畢業的時候，他們在學校的工作經驗，被統計在他們的學歷里。不管你什么家庭背景，你只要選擇去我們的學校，就必須參加學校的工作。《紐約時報》曾在頭版介紹我們學校一個一年級學生，寒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他們家的保姆做了一個蛋糕，感謝她多年給他們家打掃衛生。這個以前在家里養尊處優的學生，到了我們學校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做清潔工，包括打掃廁所。正是這份工作讓她意識到普通勞動者的艱辛及其重要性。其實，美國的大學生很少有不工作的。我在其他美國大學教書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有兼職，有的甚至身兼數職，每周工作三十多個小時。美國的學生高中時就開始利用周末和假期打工，一方面給自己賺些零用錢，同時也積累一點人生閱歷，寫在自己的履歷上，證明自己的閱歷豐富。在美國，光有讀書經歷，而沒有工作經歷的人，是很難找到工作的。

而現在中國的學生從小學開始，就得天天應付考試。家長為了讓孩子在學校考好分數，不讓孩子做家務，以便讓孩子全心全意的念書。真正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讓許多中國年輕人成了名副其實的書呆子。盡管分數與一個人的真正能力沒有直接的關系，甚至與一個人真正智力也沒有必然聯系，它卻被用來決定一個人進什么學校，能否進學校這樣的大事。而且學生的分數也被用來衡量老師的好壞和學校的優劣。為了學校的名次和老師的獎金，學校加班加點給學生補習，往往連周末都不放過。 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好學校，家長還額外給孩子找補習老師，寒、暑假還要送孩子進補習學校。完全不給孩子玩耍和思考的時間。而孩子在學校翻來覆去所學的就是課本上那點東西，比起像海洋一樣廣闊無涯的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課堂上學的那一點連滄海一粟都算不上。

二零一二年夏天，我家鄉的一所學校請我去給老師和家長上一次課。我對家長和老師們說，教育要符合孩子的天性。孩子需要時間玩，需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交際互動，需要時間去看各種各樣的課外書。 我說，如果家長真想孩子成才，就應該鼓勵孩子去玩，去與其他小朋友娛樂嬉戲， 讓他們在玩樂中學習動腦子。家長還應該鼓勵孩子做家務，讓孩子在家務勞動中學會承擔責任，培養觀察問題、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座的家長和老師從理論上都能接受我的觀點，但他們無法抗拒社會的大氣候，他們不敢拿孩子的前途做賭注。其實，這正是目前我們中國教育的悲哀。明明知道死記硬背，以分數決定優劣的教育制度有問題，卻沒有能力來改變這種誤國誤民的教育制度。

在與聊城大學的學生交流時，他們讓我談談個人對中、美教育的對比。 當我告訴中國學生，美國和西方注重實踐的教育模式，是從中國學去的時候，他們大為吃驚。 我告訴他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在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就幾乎沒有考試，而且學校里有校辦工廠、校辦農場，學生除了在課堂上聽課外，有很多動手的機會，每星期有兩天到生產隊勞動， 寒、暑假幾乎全部到生產隊務工，學到了很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高中畢業的時候，除了課堂上學的書本知識之外，我知道如何種菜，如何培植各種各樣樣的莊稼，知道怎樣干各種各樣的農活、家務活，甚至知道如何育種、怎樣開車床、怎樣翻砂鑄模。這些都是毛澤東主席倡導的教育路線賦予我的能力。新中國的高中畢業生，個個都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

就在中國把毛澤東主席倡導的“不重分數，重社會實踐，重動手能力”的教育理念和實踐當洗腳水潑掉時，美國和西方卻把這種創新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引進到他們的教育制度中去了。被西方學去的，還有中國當時的工人和農民管理學校的制度。現在，在美國制定教育政策的不是教育工作者，而是社區選出的非專業人員，類似我們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代表參與管理學校。

就連我們當時實行的“學雷鋒做好人好事”的活動也被美國和西方借鑒了去，演變成美國和西方的服務型學習（service-learning），讓學生在做義務勞動，為社區服務中學習，在西方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我任教的華倫威爾遜學院，設有服務學習處（Service-learning Department），專門負責給學生安排到社區做義工的機會，為他們出去做義工提供方便，并記錄他們所做的各種各樣的義工項目。 學校還要求教授們盡可能在他們的課程里加進“service-learning”的成分，讓學生有機會走出課堂，去了解社會，去幫助社區解決他們的困難，讓學生在這個過程學到他們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我現在教的一門環保課，其中就有一個社區服務項目：學生們組成五、六個人的小組，就近找一個社區，了解這里的情況，設計出一個對該社區的環境保護有益的項目，然后拿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去完成這個項目。 學生還要在班上與其他小組交流他們在這個活動中學到了什么。

我剛來的時候發現美國每年選出的二十個總統獎學金的獲得者中，總有四、五位華人，其中就有二、三個當年的工農兵大學生。這些在國內無用武之地的人，到了美國成了最優秀的人才。為此，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講當年的工農兵大學生作為一個整體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因為他們了解中國、了解社會，經歷過社會實踐的磨練，同時具有吃苦耐勞，愿意到基層，到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等優秀品質。

前些日子，有報道稱每年有近二十萬中國學子到美國留學，其中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沒法適應美國的學校。我不知道這篇報道的學者根據什么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做了什么樣的調查和統計。但從我對在我們學校的中國學生小范圍的觀察，他的結論我是認同的。來美國讀本科的中國學生輸在了他們的動手能力太差上，而他們在國內課堂上死記硬背的那點東西參加本國的高考是必不可少的，來美國之后則沒有多大用處。到處都用得上的生活技能和社交技能他們沒有，好多人還缺乏責任心，有的甚至玩電子游戲上癮。

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考試制度，一味地強調分數，把學生死死地困在課堂上、書本前，不讓他們及早的接觸社會、了解社會、體驗社會，而只是把他們關在教室里去背那些沒有多少實用價值的東西，我們的下一代永遠不會有創造力。我們就只好跟在別人的后邊去追趕，永遠不會領導世界潮流。如果我們真想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還是應該到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主席那里吸取經驗。美國和西方都愿意不動聲色地學些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我們，作為毛澤東的后人，有什么理由拒不繼承毛澤東思想中那些寶貴的精神遺產呢？！

結束語

毛澤東主席不是圣人，不是完人，但他引領中華民族走出被西方列強欺負凌辱的悲慘境況。他和無數革命前輩的奮斗不但解放了中國人民，也鼓舞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去爭取自己的解放。毛澤東主席在革命斗爭中積累的智慧和經驗，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作為毛澤東的后人，我們有責任將毛澤東主席的思想發揚光大，讓它引領我們走向新的勝利、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