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越來越多的90后年輕人開始讀毛選了。
地鐵上,餐廳里,經常能看到年輕人捧著一本毛選在讀。
因為最近幾年世界變化得太快了,無論是我們的生活還是世界,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我們都有很多問題,很容易陷入困惑,我們很想從教員身上找到答案。
的確,在中國近現代史里,只要教員一出場,就會給人一種“這下穩了”的感覺,只要你跟著他走,就能無往不勝。
在大伙兒眼里,他是一個無比堅定的人,既有理想主義者的浪漫情懷,又能用強大的執行力實踐出來。
但教員也不是生來就如此的,作為上上個世紀的“90后”,在青少年時期,他也曾和我們每一位年輕人一樣,有過迷茫,有過困惑,對自己的前途,對國家的命運都有過疑問,也發表過稚嫩的言論,也曾相信過錯誤的理論。
1
1910年,有一個當時的90后年輕人在名為《救國圖存論》的文章里這么寫道:
“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
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
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是教員在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的時候寫的作文。
這個時候,青年毛澤東離開鄉村沒多久,剛從表兄送他的《新民叢報》里面,接觸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
在此之前,他就是因為讀了一本叫做《列強瓜分中國之危險》的小冊子,為國家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所以不愿當井底之蛙,才毅然離開家鄉出來求學的。
所以一接觸到梁啟超的思想,他就馬上覺得自己“找到了一條救中國的路”,把文風犀利的梁啟超當成了自己的愛豆。
當時他的思想還沒有成型,所以很容易一接觸到新奇的思想,就馬上全盤接受。
康梁主張效法日本,說只有學日本才能變富強,教員也就跟著愛豆粉上了日本。
當時學校里有一個日本老師,同學們都不喜歡那個老師,但他很尊敬那個老師,那個老師教他唱一首歌,他記了很久。
“‘麻雀歌唱,夜鶯跳舞,春天綠色田野多可愛;石榴花紅,楊柳葉綠,展現一幅新圖畫。’當時,這首歌是贊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我卻從這歌中感到了日本的驕傲和美好,我企盼我的祖國,也能像日本一樣變得強大。那時的我還沒想到,日本會像今天這樣野蠻。”
一年后,教員去省城的中學去讀書時,又看到了《民力報》,恰好報紙當時在報道黃興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他馬上又認識了黃興和孫中山。
在康梁的理論里,皇帝總是好的,壞人都是臣子而已。
但是孫中山的文章一出,馬上又把教員圈粉了,讓他覺得皇帝不能留,必須推翻清朝,建立共和!
當時還是少年的教員甚至極為熱血地寫了一篇檄文,貼到了學校的墻上,里面說希望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讓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后來接受斯諾采訪的時候,教員還專門提到過這件事,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發表政見,還不了解孫中山和康梁之間的分歧,這個政見有些糊涂。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時有個革命黨人跑到毛澤東的學校里發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講。
一場演講下來,全校的熱血青年都熱情高漲想要參加革命。
毛澤東也不例外,他愣是跑到湖南新軍當了第二十五混成協的一個新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就是要為人民做貢獻,誰說話都攔不住。在軍隊里,他親眼目睹了舊軍隊的種種歪風邪氣。
結果,仗還沒打,清帝就退位了,那當兵也就沒啥意義了,只能回來讀書。
教員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湖南省立一中,后來又輕松考進了湖南四師,結果四師和湖南第一師范合并,教員又成了第一師范的學生。
在描述這段求學經歷時,我們的大學霸潤之同學,非常低調非常凡爾賽地說道:“當時有兩個朋友鼓勵我報考,順便讓我幫他們也寫一下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沒想到三個人都錄取了”。
其實他和朋友不光錄取了,還包攬了前三。
嗯,我去參加考試,一不小心,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我。
在這里,毛澤東結識了一位重要的老師——楊昌濟。
2
在楊昌濟的教導下,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越來越成熟,不再輕易聽信權威人士的意見,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一師人才濟濟,和青年毛澤東一樣優秀的人還有好幾個。
蕭瑜、蔡和森和毛澤東是楊昌濟最得意的三個弟子,人稱“湘江三友”。
蕭瑜
蕭瑜和毛澤東經?;ハ鄬懶帕奶臁⒁髟娮鲗?。
1917年,教員看到報紙上說有兩個學生一起游歷了全國,他就興致勃勃拉著蕭瑜一起,要在湖南下面的縣徒步旅行考察。
徒步旅行這事沒啥,很多人也能做到,但他們倆厲害的地方在于,他們是一毛錢都沒帶,只帶了雨傘和筆墨就上路了。
那沒錢吃飯怎么辦呢?
運氣好的時候,他們就幫人寫帖子混口飯吃,運氣不好,就摘點野果,或者只能餓肚子。
沒錢住店,就只能忍著蚊蟲叮咬在野外露宿。
等他們這番調查下來,兩個人的衣服是破破爛爛像個乞丐一樣,還因為看上去像是游手好閑的混混受盡了路人的白眼。
蕭瑜自尊心重,有的屈辱他受不了。但教員卻覺得收獲滿滿,在底層的真實見聞,也讓他深刻地意識到,光在學校里讀書,脫離實際,最后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兩個人從這個時候開始,思想上就有了一定的分歧。
蕭瑜終究是書生氣太重,始終沒有放下架子深入到群眾中去。而毛澤東從此就意識到,無論做什么事,下基層實地調查人民群眾都是第一位的。
那幾年,中國動亂無比,又是袁世凱復辟,跟著又是南北軍閥大打出手,搞得人心惶惶,和教員一起上學的學生,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辦,覺得自己生錯了時代。
但有過生活體驗的教員就一點也不迷茫,學校說要加強一師和社會的聯系,他就開辦夜校,教工人們讀書。
袁世凱和日本簽賣國的二十一條,湖南軍閥施行白色恐怖不讓人說話。教員就帶著幾個朋友趁夜色摸進長沙城,在城里發討袁冊子,讓整個長沙城都為之沸騰。
1917年11月,有一群北洋潰兵逃往長沙,當時城中沒有守軍,大家都慌不擇路要跑,害怕潰兵進城燒殺搶掠。
結果教員帶著一幫學生,加上幾個有真槍的警察,唱了一出空城計,愣是100多人繳了4000潰兵的械。
這一下毛澤東在整個長沙城都出了名,第一次用兵就打出這種戰績,就好比NBA的新人剛上場進的第一個球就是從自己籃筐把球直接丟對面籃筐里了,技驚四座。
正是因為有這種積累,后面教員創辦《湘江評論》的時候,創刊號的目錄都是這樣的畫風:
你們都閃開,這刊物我一個包圓啦!
除了蕭瑜和蔡和森,毛澤東在一師還結識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朋友——李立三。
1915年秋天剛開學,有個自稱“二十八畫生”的人到處貼傳單,聲稱要找“不惜己身為國家者”的朋友,一起談談治國安邦的理想。
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帖子看著像知乎上的鍵盤俠,還是狂得沒邊的那種。
不過,有位來自長郡中學的年輕人,對這個鍵盤俠來了興趣,專程上門去找這個“二十八畫生”去了。
這個年輕人叫李立三,他要去見的“二十八畫生”就是毛澤東,名字加起來二十八個筆畫而故名。
青年李立三
兩人剛一見面,毛澤東就滔滔不絕,把李立三都搞蒙了。
據毛澤東回憶,面對自己的滔滔不絕,李立三全程一言不發。就在毛澤東話語剛落,這個年輕人“嘩”地起身,大踏步轉身走了。
這場奇怪的“面基”,以毛澤東一臉錯愕告終。
可毛澤東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話在李立三心中激起了怎樣的驚濤駭浪,據李立三回憶,當時自己面對著那位“知識淵博的大先生”,已經局促得說不出話了。
“我有點自卑”,李立三后來笑著對別人說道。
兩人沒想到的是,在這次小尷尬的3年后,他們的命運又有了交集。
從湖南畢業后,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的介紹到北大當圖書管理員,每個月拿著微薄的薪水,冬天還得和幾個朋友分一套棉衣,也為教授們不讓自己蹭課而苦惱。
相比之下,李立三的苦惱要大不少。從學校畢業后,半是為了救國,半是因為生活無著落,李立三應征到護國軍中當了一名文書,臨行前他揮筆寫下一首短詩:
浩氣橫牛斗,如焚痛國仇,詩書從此別,投筆效班侯。
然而,投筆從戎的慷慨豪邁被現實打臉了,參軍一年來,李立三對軍閥部隊的腐敗失望至極。
1919年初,李立三找了個機會從部隊開溜,也跟毛澤東一樣來“北漂”了。不過,由于籌不到學費,在北京轉了好幾個月的李立三一直沒找到學校。
這時,一個相同的機會擺在了毛澤東和朋友們面前 —— 赴法國留學。
正是這次留學的機會,讓毛澤東和幾個彼此要好,又都非常優秀的朋友,徹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到法國的合影,第一排中為蕭子升
3
在得知有這樣一個機會后,一開始毛澤東是很興奮的。
他設法為自己和同學們籌集到了數萬大洋的路費。
但在出發前夕,籌夠了錢的毛澤東卻決定留在中國。因為他根據之前自己和蕭瑜考察的經驗看,想要找到救中國的路,不了解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
“欲改造中國,有兩件事是最為急迫的:其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加以系統地整理與批判;其二,是做實地的調查研究,而這兩項當務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
這時的李立三還很迷茫,他聽了部隊老長官、辛亥革命元老程潛建議:“小伙子,離開部隊后,去讀書,去看看世界吧!”,選擇赴法國留學。
蕭瑜一直對國外有興趣,他也選擇了去法國。
那群少年中,毛澤東是少有的拿得出錢,卻選擇留下來的人。
一去一留,為大家日后走上不同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筆。
1918年,教員曾和蕭瑜、蔡和森等人一起創辦了“新民學會”,想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討論解救中國的道路。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信奉上了無政府主義。
當時,馬列主義是世界潮流,但在社會主義傳到中國之前,無政府主義被當成社會主義的一種傳進來了。
無政府主義因為強調個人自由,反對獨裁,還有一定的個體之間的互助,所以確實很容易被當成社會主義的一種。
教員和新民學會的小伙伴們一度也非常推崇無政府主義。
在求學的過程中,蕭瑜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直到回國后,他依然還停留在無政府主義那里。
但是,這段時間,毛澤東卻驗證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他不僅在和同學一起互助共學的過程中驗證了小團體的無政府主義不可行。
1920年,張敬堯被趕出湖南,譚延闿管理湖南的時候,教員又趁機構想了一個“湖南共和國”,這個計劃比當初小團體的實踐更大:
在“湖南共和國”內要“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實業,自搞教育,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權利”。
而且,他不是說說而已,他是真的把構想仔細寫了出來,登在了長沙《大公報》上。
當然,湖南軍閥肯定不同意,因為他的計劃等于是要廢軍閥的權。
小伙子,你怎么上來就想廢了我?
湖南自治運動搞了半天,最后不了了之,又回到了軍閥高壓統治下。
在種種主義上兜兜轉轉了一大圈,卻始終沒有結果。
選來選去,教員最終還是看向了北大期間認識了的共產主義。
1921年,蕭瑜給毛澤東寄來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說:“頗不認同俄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于無政府普魯東式的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
毛澤東馬上寫信反駁說,不認同子升兄的主張。因為國內的種種現實已經說明了,溫和的改良走不通。
“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要等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
1921年元旦,毛澤東帶著他和小伙伴一手建立起來的新民學會,讓大家舉手表決,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幾種方法,從社會民主主義到無政府主義都有,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即使認同布爾什維克的,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同意見。
曾經志同道合的伙伴,在這里徹底分道揚鑣。
毛澤東并不孤獨,蕭瑜沒有選擇共產主義,但李立三選了。
可即使同樣是共產主義,對于要走什么路線斗爭的問題,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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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遠渡重洋的李立三,為了賺學費,干起了沒人愿意干的鍋爐翻砂工。
機緣巧合之下他才發現,自己在廠里的師父是法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
在師父的指點下,李立三在法國組織過好幾次罷工,從理論到實踐把領導工人運動的招數學透了。
前排左三為在法國期間的李立三,不過老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李立三和毛澤東分別研究的是“工”和“農”,但二人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毛澤東信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來不得那么從容雅致”,因此得了“猛將”的稱號;而李立三在法國提到壓迫人民的反動派時,言必稱“推翻”、“打倒”、“殺掉”,被戰友們稱為“坦克”。
他們再次聚首,已經是相識7年后的1922年。
那一年,安源大罷工爆發了。
日本財閥、地主武裝和資本家控制下的安源路礦局,被工人們稱為“少年進炭棚,老來背竹筒;病了趕你走,死了不如狗”。
此前曾有多位工人領袖,因組織反抗,結果都在這里被軍閥殺害了,這里堪稱“三座大山”的堡壘。
但革命的“猛將”和“坦克”,決心要試試這個“堡壘”有多硬。
1921秋到1922年初,毛澤東和李立三先后前往安源,為了不驚動資本家,兩人都以開辦工人夜校、組織黨員進工廠臥底的方式,設法與當地工人進行接洽。
而在這次震驚中外的大罷工中,主角并不是教員,而是李立三。
一向負責工運的李立三,到安源沒多久就把工人的規模分布、生活狀況、工資、訴求給摸清楚了。
他一面派人深入工廠聯絡潛伏著的工人領袖,一邊在報紙上為罷工造勢,揭露資本家的殘忍和貪婪。
有人向資本家建議借刀殺人,讓當地黑社會洪幫出面殺害李立三,結果等資本家上門才發現,李立三捷足先登,當地洪幫頭目對他欽佩不已,早就成了李立三的同盟。
在安源的罷工動員集會上,李立三振臂一呼,臺下萬余名工人齊聲響應,沒多久,頂不住壓力的安源路礦局就被迫答應了工人們的要求。
就在毛主席還在潛心做調查時,李立三已經成為共產黨的重要領袖了。
1924年末,中國共產黨僅有900名黨員時,其中300多人就來自李立三領導的安源路礦。
到1926年,李立三成為武漢工運領袖,國內軍閥和反動派都大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實力不容小看”。
畢竟在當時,蔣介石嫡系的北伐第一軍,人數也才6萬人。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對昔日共同討伐軍閥的戰友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
一時間,不少被反動派嚇怕了的人紛紛宣布脫離組織,甚至有人為了幾百美金、一張出國護照,就帶人上門殺害昔日的同志。
可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李立三依然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各路紅軍武裝分頭占領城市,隨后“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在報告中,李立三堅信,只要自己振臂一呼,由工人組成的紅軍會“一夜之間遍布全國”,而有帝國主義支持、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會“水一般向我們投降”。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武裝暴動中的準備》,1930年8月6日
接到這樣一份計劃時,毛澤東就知道不妙,他立刻上書反駁,要求紅軍不得暴露實力、與敵人正面沖突,所謂“敵人水一般投降”的說法不靠譜,建議李立三不要錯判形勢。
平心而論,李立三并不是個驕傲自滿的人,可在長期的城市工廠斗爭中,被百萬工人簇擁著的他,看不起毛澤東穩健的建議。
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氣地駁斥起自己當初覺得“知識淵博的大先生”:
“你們這是農民觀點,犯了2個嚴重錯誤。只打農村不進攻城市,就像斬斷手足而不斬斷頭腦。”
很快,各地紅軍戰士陸續在廣州等城市發動起義。
剛開始,紅軍占了一點小便宜。可沒多久后,各路軍閥的正規軍開始回援。
這個時候,李立三計劃致命的漏洞暴露了。
具備作戰經驗的紅軍主力,在城市里缺乏后援,犧牲一人就少一人。而支持紅軍的工人雖然很多,但一沒有受過正規訓練,二則是離開工廠和城市難以發揮作用。
沒多久,紅軍傷亡慘重,支持革命的工人也因暴露后無處可去,白白犧牲在反動派的圍剿追捕下。
李立三雖然學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可他對中國的情況不夠了解,激進的路線差點葬送了中國革命。
但教員在親身實踐之后,在實地調研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后,已經意識到占中國最廣大人口的農民,他們才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力量,農民武裝才是革命的出路。
在大城市的行動接連失敗后,教員依然率領紅軍打出了大片的根據地,留下了寶貴的火種。
從改良到革命,從康梁到馬克思,教員摸索了十余年,才終于用自己的實踐,走出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共產主義道路。
尾聲
回到一開始那個問題上來,很多年輕人開始讀《毛選》,是為了什么呢?
是為了考研的時候能多得幾分?是為了讓自己升官發財,平步青云?是為了找到建設有戰斗力團隊的秘訣?還是為了能找到解決現在社會問題的良藥?
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但無論目的如何,在找尋答案的路上,我們終究要和教員當初一樣,在結合前輩探索的同時,靠自己的力量找到。
教員和我們一樣,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
1945年,在重慶談判期間,教員忙里偷閑,拉上周恩來組織了一次“學生社團聚會”。
這個社團名叫少年中國學會。
少年中國學會是當時在北京的一批大學生在一起討論時政的社團,由于有李大釗牽頭,這個小團體一度發展到106人。
經歷了20多年的戰亂,僅7個發起人中,就已經有4人死于戰火兵災。
毛主席后來在詩詞和文章中回憶,這場宴席,讓他想起了那些跟自己相識、同行,再到分道揚鑣的朋友們。
從維新變法開始,對于“如何救中國”這個問題,中國歷代的精英們經歷了不屈不撓的探索,幾乎每一種主義都試了個遍,幾乎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無數的鮮血。
它就像是一道難于登天的數學題,被無數的聰明人思考過。
譚嗣同作為維新派雖然失敗了,但是他教出了楊昌濟,楊昌濟又教出了毛澤東。
薪火相傳,在教員手上,他終于找到了問題的答案。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學習過他的思想,是他的學生,新的時代還有新的問題,面對著內外強敵的壓力,我們要自己找到新的答案,走向屬于我們自己的勝利。
我們不是他,但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努力地成為他。
參考資料:
金一南:《苦難輝煌》
蕭子升:《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
張錦力《解讀青年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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