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目標是貿易投資便利化,這與中國政府的經濟取向是一致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進一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中,所要推進的就是貿易投資的便利化,而且要開放與改革相結合地推進。由此可知,中國對于任何國家或者國家間旨在推行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做法都是持贊成態度的。因此,對于TPP而言,我們應當采取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如果這樣的協議能夠成功,則說明其符合實際,如果不成功,也可以總結經驗教訓,尋找其他路徑。中國雖然不在其中,但也需保持戰略自信,不要過度解讀。
——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副部長陳健
當地時間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簡稱“TPP”)12個談判國在美國東部城市亞特蘭大達成基本協議,這意味著長達五年的談判進程正式完成。同時,由于TPP12個成員國中沒有中國,且這份貿易協定被貼上了“更高標準”的標簽,因此一些市場人士認為,TPP將會對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影響。那么,中國如何應對這場壓力測試?又將從中收獲什么?
“更高標準”的貿易協定能否落地還需要檢驗
雖然談判內容沒有被披露,但業界人士普遍表示,TPP談判本身一波三折,能夠成為全球貿易投資便利化的路徑之一,設計者不能說不聰明,但這樣的理論設計本身還需要實踐檢驗,有一些問題現在看來很難解決……
對于TPP最早的設想來源于新加坡、新西蘭和智利三國,2003年時稱為“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伙伴協定”,期望作為最終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協定(FTAAP)的一種現實探索。經歷12年的發展,形成了目前的TPP,并擁有新加坡、新西蘭、智利、文萊、美國、澳大利亞、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12個成員國。
從目前12個經濟體的數據來看,其人口約占全球的11%,GDP約占全球的40%,貿易總量約占全球的1/3,超越歐盟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全部成員都是APEC成員,涵蓋了發達經濟體、中等收入經濟體和低收入經濟體。
據悉,TPP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關稅減免,即成員國90%的貨物立刻零關稅,所有產品將在12年內零關稅。它不只是一個互免關稅協議,還包含了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勞工權利、企業平等、金融監管、互聯網自由等制度性內容,且執行嚴格。
業界人士就此評價,與現有一些多邊自貿安排相比,TPP談判的重點在于標準和規則的制定,并希望以此為樣本重塑亞太乃至全球貿易規則,因此追求“全覆蓋”和“高標準”是其顯著特征。而所謂的“全覆蓋”,表明TPP不僅規定取消或降低商品關稅,還涵蓋投資、競爭政策、技術貿易壁壘、食品安全、知識產權、政府采購以及綠色增長和勞工保護等,覆蓋領域之廣遠超一般的自貿協定;而所謂的“高標準”,指的是TPP在環保、勞工、原產地和政府采購等方面包含了諸多高標準的條款。
業界人士普遍認為,“高標準”或體現出國際貿易未來的某種趨勢,但這些條款是否超出部分成員國的現實情況和承受能力,是否能四腳落地,都還是問題。
“TPP協議目前雖然已經達成,事件本身也備受業界關注,但協議還存在一些正在處理的技術性問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副部長陳健這樣表示。
“應該講,TPP是部分國家在繼續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路徑設想,它與WTO最大的區別在于,從關貿總協定到世界貿易組織(WTO),都只限于貨物貿易等相關領域,中心思想是以降低關稅為主要的便利化措施,投資并沒有進入,也可以說,WTO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TPP所涉及的問題并非是在關稅壁壘這個層面,大部分是在體制機制上著力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也就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的便利化,其中涉及貨幣自由兌換以及政府與企業之間關系的問題,還包括勞工標準、環保標準等內容,這些都是體制機制上的問題。理論上講,這對于從經濟層面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是有好處的,換句話說,能夠想出這個辦法的人很聰明,TPP也將成為進一步推進全球背景下貿易投資便利化的路徑之一,但并非全部。”陳健這樣表示。
協議既已初步達成,下一步要關注的,或許就是落實的情況了。對此,陳健表示,路徑是否正確、是否能四腳落地,這些都有待觀察。“由于各國存在發展水平、體制機制、經濟社會的管制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的差異,落實中還有大量問題需要解決,能不能百分百地依照設計者本身的意愿往前推進,這里還有一個理論到實踐的時間問題。”
“壓力測試”有益無害中國要站在巨人的肩上
由于TPP12個成員國中沒有中國,且這份貿易協定被貼上了“更高標準”的標簽,因此一些市場人士認為,TPP將會對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影響。那么,中國應如何應對?或許,正因為沒有參與,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觀察和研究它,同時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借此找尋更有利于中國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抓手……
“TPP的目標是貿易投資便利化,這與中國政府的經濟取向是一致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進一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中,所要推進的就是貿易投資的便利化,而且要開放與改革相結合地推進。由此可知,中國對于任何國家或者國家間旨在推行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做法都是持贊成態度的。因此,對于TPP而言,我們應當采取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如果這樣的協議能夠成功,則說明其符合實際,如果不成功,也可以總結經驗教訓,尋找其他路徑。中國雖然不在其中,但也需保持戰略自信,不要過度解讀。”陳健表示。
但也不可否認,TPP如果實際投入運行,必會產生一定效力。對于輿論認為TPP會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負面影響和沖擊的觀點,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已經表示,所有區域自由貿易安排達成后都可能對非成員產生一定的貿易投資轉移效應。對于TPP的影響,中方將根據有關方面正式公布的協定案文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
那么,中國具體應該怎么辦?
“中國應該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的總體精神要求,認真研究TPP路徑的好處和問題,我們有足夠的條件和時間去觀察和研究它,觀察其在落實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評估影響,這里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可行性究竟如何,舉例來說,TPP協議提出統一勞工標準,但既然要統一,那么自然人的自由流動是否應該開放?還有一些類似的設計,現在看來未必都能行得通;二是一旦涉及體制機制,就要考慮安全話題,要對其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在此過程中,要提出在全球化過程中,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中國路徑,特別是我們要借鑒TPP的一些思考和思路,來研究我們在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中如何進一步來搞好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問題,這是我們的著力點。換句話說,就是堅持按照中央方針來做,別人的好東西我們需要借鑒,把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陳健這樣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此前則表示,中國要以有針對性的雙邊貿易協定和自貿區的建設為抓手,推動國內開放,增強國內競爭力,通過這樣的方式,中國可以實施一系列類似于TPP條款的試驗,檢驗中國對TPP條款的適應和抗壓能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茉楠認為,從長遠來看,以TPP為代表的一系列區域貿易協定和全球新規則的出現,符合我國自身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大方向,“這個大潮,也在倒逼我國加快構筑全球自貿區網絡建設,積極適應新規則的挑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型競爭帶動我國價值鏈和產業鏈的全面升級。從這個意義上說,每次外部的重大沖擊,對我國未來的長遠發展而言未嘗不是件幸事”。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說,目前我國對TPP的表態是“持開放態度”,但也是有原則的:首先,TPP不應違反WTO的基本規則;第二,TPP不應與區域內其他經濟一體化組織相沖突,應相輔相成。
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TPP對我國更加長期和深遠的影響在于其引領的新一代高標準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看來,可以將TPP協議的達成視為給了中國一本修煉手冊。它全力推進成員國間全面削減關稅,擴大服務貿易開放,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減少跨境技術轉移的生產網絡風險,還將環境、勞工、國有企業競爭政策等議題引入貿易規則協商之中,這些全新的高標準的確給中國產業帶來挑戰,但也會倒逼中國改革以適應高標準的新國際規則。
王文同時認為,貿易競爭更確切地說是國力競爭,未來,中國應當真真切切地落實金融改革,減少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中國企業爭取更大的貿易空間;改革勞動條件,以更高的國際勞工標準要求自己,既提升人權,又保護環境;還應當真真切切地建立國際貿易服務與咨詢體系,更到位地服務于企業走出去。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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