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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理論基礎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于唯物史觀，西方“普世”價值基于抽象人性論。邏輯結構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自于對四重傳統的歷史歸納，西方“普世”價值則來自于契約想象的非歷史演繹。特點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備民族性、時代性和自主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而西方“普世”價值有抽象性、模糊性和擴張性，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結果上，盲從西方“普世”價值只會導致民族復興受挫，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有助于實現“中國夢”。必須旗幟鮮明地抵制西方“普世”價值，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后，社會各界掀起了學習、宣傳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熱潮。在這陣陣熱潮之中，也出現了一種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對接起來的解讀，即認為原來受到拒斥和批判的西方“普世”價值現在被接受了。例如，有文章認為十八大“排除干擾，沖破阻力，終于將普世價值列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范疇”。[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而西方“普世”價值則標榜自己是不分種族國家以至時代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法治等價值的集合。由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一些內容與西方“普世”價值在字面上是一樣的，例如自由、民主等，將西方“普世”價值理念塞進核心價值觀的做法就顯得似乎有一點根據了。實際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在理論基礎、邏輯結構、特點性質以及實踐結果等方面均有顯著區別。

　　一、理論基礎之區別

　　西方“普世”價值的理論基礎是抽象人性論，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則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批判地超越了抽象人性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在理論基礎上顯著區別開來。

　　西方學說多數都把某種人性論作為最初的理論出發點，然后以此為前提來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西方“普世”價值綜合了這些學說的基本主張，自然也依賴于抽象人性論的理論基礎。抽象人性論認為，在各個個體、各個共同體、各個民族的特性的掩蓋之下，世界上古往今來的所有人類成員都有一種共同本性，即所謂人性。人性是共同的，因而也是人人平等的。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只是改變了人性的表現形式，卻沒有改變人性的本質內容。換句話說，人性不可能隨著社會關系和觀念的變化而變化，相反社會關系和觀念的設計卻應該以人性為前提。抽象人性論否定歷史地、具體地研究人性的努力，指責這些努力不但在理論上顛倒了人性與社會關系之間本質與表現、原因與結果、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且在實踐中指導建立了扭曲人性的制度。在抽象人性論者眼中，自己對人性的看法才是符合現實和歷史的實際總結，才是不帶有道德幻想的客觀觀察，才是一切社會學說--包括西方“普世”價值--的理論基礎。人性論為了避免回答善惡何來的尷尬問題，往往斷言人性是善惡的某種神秘混合，進而強調其中自私的一面:“我們承認人們有某種程度的自私:因為我們知道，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離的，并且是我們的組織和結構中所固有的。”[2](P625)這樣，自私就被建立在肉體的自然性之上:人只要還具有肉身，就不可能不自私。時代、地域或社會關系的不同不能改變肉身，于是也不能改變人性的自私。既然人性是“普世”的，便可以斷定全人類存在著某些共同的價值訴求，西方“普世”價值的出現于是也就自然而然了。可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果不與西方“普世”價值在理論基礎上區別開來，如果仍然以抽象人性論為前提，就一定會被西方“普世”價值滲透甚至整合。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唯物史觀看來，抽象人性論的出現有其合理之處:它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人作為商品貨幣關系的承載者所表現出來的自利性:因其強調人性共同而且平等，還具有反對封建等級制度的進步意義。但它的缺陷是將帶有資本主義印記的人性抽象為一切時代和一切地域都共有的人性，進而將具有歷史合理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做了非歷史的絕對化解讀，將之一般化為自然合理的制度。人從動物界脫離的過程消失了，人與動物只剩下理性和自由意志上的區別;人自身的歷史也在視野之外了，不再有發展。為什么柏拉圖在奴隸制條件下提出的人性論，將不同等級的人賦予了不同的人性，而抽象人性論卻能夠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斷言人性平等?商品交換中的平等關系代替了奴隸制中的主仆關系，才是抽象人性論代替等級人性論的現實基礎。將自己看到的典型人抽象出來上升為一切時代和一切地域人的標準，是抽象人性論的一般路徑。“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3](P2)唯物史觀對抽象人性論的批判，擊中了抽象人性論的要害。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論基礎的唯物史觀，不但批判了抽象人性論，還超越了抽象人性論。在唯物史觀看來，人性不應該獨斷或假設，而應該加以唯物主義的研究。一方面，要研究人類從動物界分化出來的歷史，以總結人區別于動物的人性;另一方面，要研究人類自身的發展史，以探討各個時代各種社會關系下的人性之間有什么區別。恩格斯詳細研究了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發現對象性的勞動是將猿變成人以及人與其他所有動物相區別的關鍵:“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4](P383)沒有勞動這種物質性的實踐，就沒有工具、語言、意識以及抽象人性論所強調的人區別于動物的自由意志。人用對象性的勞動滿足自己的需求，動物只能利用現成的自然物來生存，這便是人性區別于獸性的根本所在。這一人的一般本性會在歷史的發展中表現為各種具體的形式，因為勞動總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以及樹立在此生產關系基礎之上的全部社會關系下進行的。要想真正理解現實的人，就必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將特定性質和形式的社會關系添加到對象性勞動這一抽象本質上去。唯物史觀也正是這樣做的，結論便是馬克思關于人性的名言:“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P60)從此結論出發，就必然得到這樣的認識:不但不同時代的具體人性是不同的，而且同一時代處于不同社會關系下的具體人性也是不同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承認存在人性一般，認為其內容是對象性勞動。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為這還不構成對人性的具體認識，認為還必須從社會關系的研究中得到對人性的具體認識。既然各個時代的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生產力水平、社會關系、文化傳統都不一樣，他們的人性、心理和價值判斷也不可能統一，沒有也不可能有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在理論基礎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但不同于西方“普世”價值，而且批判地超越了它。

　　二、邏輯結構之區別

　　除了理論基礎之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的邏輯建構與西方“普世”價值也不相同。

　　從抽象人性論的前提出發，西方“普世”價值是怎樣推論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追求來的呢?在西方“普世”價值看來，人性中自私利己的基因，讓個人自由顯得特別的重要。無論是誰，只要他的個人自由得不到保障，別人由于本性的緣故，為謀求利益，一定會利用這種保障的缺失來侵犯其財產、尊嚴乃至生命。人如果被這樣對待，那只是由于他喪失了個人自由。在西方“普世”價值看來，自由因此就成了首位的價值。而財產權則是自由的支撐:在西方“普世”價值眼中，財產權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表達了人的個性與能力，并且是人自由的基礎。這便是西方“普世”價值進行理論建構的第一步:沒有自由，就不能保障人的基本尊嚴;而沒有財產，就不能保障自由。于是，以財產權為基礎的自由，便成了西方“普世”價值第一位的追求。

　　西方“普世”價值還要在自由的基礎上演繹出民主來。在它看來，如果要保障自由，就需要避免來自他人的威脅，就需要政府的強制力量來保護自由以及作為自由基礎的私有財產權。西方“普世”價值是通過社會契約的想象來完成這一論證的:天生自由的個人為了保護各自的自由而定立契約形成國家。這一理論構建自然與歷史的真實圖景相差千里;但其核心目的不在于對歷史的解釋，而在于對國家合法性的說明。在其看來，國家不再是保護階級利益的工具，而是保護所有人自由的手段。然而，政府本身卻又構成對個人自由的威脅，甚至是更大的威脅:如果說對威脅自己自由的其他人與自己力量的差距，即使存在也不是很大的話，那么威脅自由的政府的力量則是任何個人所不能相比的。建立在人們自由之上的政府才有合法性，但政府總是可能威脅人們的自由，那政府的合法性怎樣重建呢?西方“普世”價值的結論是:只有通過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即民主才能夠達到。但如果多數人的意見，即民主的結果不是保護而是公有化私有財產呢?民主與自由不相容了怎么辦呢?按照西方“普世”價值的邏輯，既然民主只是合法化對自由、對私有財產保護的工具，而自由才是首要的價值，那么一旦二者發生矛盾，民主、即多數人的意見，要讓位于自由、即少數人的財產，將是不言而喻的。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在這一邏輯中，實際上淪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工具。

　　西方“普世”價值所強調的平等與法治，也是在保護自由的目的下建構起來的。首先需要強調的是，西方“普世”價值倡導的平等并不是一般群眾所理解的經濟社會生活平等，而只是法定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的平等。一方面，西方“普世”價值肯定甚至贊美社會中的兩極分化，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攻擊縮小貧富差距的政府行為不亞于劫富濟貧的強盜，因為兩者同樣侵犯了富人的財產權或自由。另一方面，西方“普世”價值又奢談權利平等，即腰纏萬貫的富翁與囊中羞澀的貧民擁有平等的權利，認為無論他們的財富差別多么巨大，他們的財產權是一樣的。換而言之，只要保護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自由，就一定要排斥結果平等而鼓吹權利平等。憲政則是西方“普世”價值所高唱的法治的核心，其宗旨是要限制所謂的“專制權力”對個人自由的侵犯，而不管這種“專制權力”是不是民主的結果，是不是表達了多數人的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普世”價值的法治是用來制約民主可能產生的社會解放的趨勢，本質上也是用來保護“自由”即私有財產的。“法治可以通過有效地約束民主中的多數人專制的傾向來確保民主是服從于自由的，即確保一個自由的民主。”[6](P130)

　　至此，建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這一西方“普世”價值體系的推導進程就完成了。這一建構的理論基礎是抽象人性論，使用的工具是社會契約論和形式邏輯演繹，最高的目的是對“自由”或私有財產的保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的理論基礎不同，建構工具和體系結構自然也迥異。唯物史觀決定了對價值觀的考察不能進行非歷史的契約想象和邏輯演繹，而只能從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發展歷史出發，歸納其價值傳統，將得到價值共識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中國當代的價值共識，實際上是四重歷史傳統疊加化合的結果。這四種歷史傳統，分別是百年來的民族復興傳統，6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傳統，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傳統，以及作為所有這些傳統底色的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積貧積弱，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也成了列強眼中麻木不仁的“東亞病夫”。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再到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百余年的努力和嘗試，就是為了改變積貧積弱的國家面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以及麻木不仁的國民精神狀態。通過奮斗精神的傳承和親身實踐的感悟，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價值共識:國家不富，群眾便不得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國家不強，人民便無法避免自己的勞動成果被外敵掠奪;社會不得自由，便無以對內反對封建主義壓迫，對外反對帝國主義欺詐:而只有國民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方能推動國家富強和社會自由。于是，百年的求索凝聚起來的共識沉淀為這樣的價值觀:在國家層面，倡導富強;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在公民層面，倡導愛國。百年積累的價值共識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由以疊加化合的第一重傳統。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開啟了60多年社會主義傳統的序幕。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承載了社會主義傳統的民主維度。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支撐了社會主義傳統的平等之維。而社會主義的民主與平等，又激發了公民建設強大祖國和美好生活的敬業精神。60年的社會主義歷程穩定了中國人這樣的價值觀:在國家層面倡導民主，在社會層面倡導平等，在公民層面倡導敬業。這一價值共識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由以疊加化合的第二重傳統。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壯麗行程，國家的面貌、社會的面貌、人民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并形成了一種新的改革傳統。在整個改革開放新時期，精神文明同物質文明一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依法治國已經成為國家基本方略和社會共識，全社會法律觀念普遍增強，學法用法的社會氣氛已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契約行為的普遍化則塑造了公民的誠信精神。30年的改革開放突出了這樣的價值觀:在國家層面的文明，在社會層面的法治以及在公民層面的誠信。這一價值共識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由以疊加化合的第三重傳統。

　　百年來的民族復興傳統，6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傳統，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傳統，共同的底色是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在安邦治國上，中國文化傳統強調和諧:《周禮》講的“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左傳》講的“如樂之和，無所不諧”，都是這個意思。在社會秩序上，中國文化傳統強調公正:《韓非子》講的“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荀子》講的“上公正則下易直矣”，均突出了無偏倚、重規范的社會理念。在人際關系上，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友善:《論語》提出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孟子》提出的“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都是對友善的闡釋。時至今日，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所鑄就的價值共識，即國家層面的和諧，社會層面的公正，人際層面的友善，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由以疊加化合的第四重傳統。

　　正是這四重傳統的繼起與融合所形成的價值共識，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在邏輯結構上，基于歷史傳統歸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基于非歷史抽象演繹的西方“普世”價值，同樣有根本的區別。

　　三、特點性質與實踐結果之區別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理論基礎與邏輯結構的區別，決定了二者還有不同的特點及迥異的性質。西方“普世”價值的主要特點是抽象性、模糊性和擴張性，其性質是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特點是民族性、時代性和自主性，其性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西方“普世”價值的第一個特點是抽象性。這種價值觀從抽象人性出發，經抽象邏輯演繹，不考慮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不同發展階段，推導出來的價值觀也沒有時空條件。西方“普世”價值的第二個特點是模糊性。這種價值觀內在地包含雙重標準，而且選擇抨擊對象時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民主與自由的內在矛盾使得西方“普世”價值可以攻擊任何一個國家，也可以替任何一個國家辯護。有女王和天皇的國家可以辯護為自由民主，選舉領導人的國家也可以抨擊為專制獨裁。西方“普世”價值的第三個特點是擴張性。由于其抽象性而似乎可以應用于一切地方，由于其模糊性而好像能夠剝奪任何敵對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于是西方“普世”價值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性。凡是與西方價值理念有異的國家，特別是與西方利益有沖突的國家，總是受到其價值觀擴張滲透的壓力。換而言之，西方“普世”價值事實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干涉別國內政、謀求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工具。看到這一實質，就不難理解西方“普世”價值的性質是帝國主義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首要特點是其民族性。這種價值觀源于對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百余年民族復興傳統、60年社會主義傳統和30年改革開放傳統所形成的價值共識的歷史考察，而這些歷史都是中國的而非抽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第二個特點是其時代性。也就是說，這種價值觀凝聚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價值共識。這與西方“普世”價值自稱適用于人類歷史各個時代形成了鮮明對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第三個特點是其自主性。一方面，它不會屈服于其他價值觀的壓力，脫離自己的民族和時代條件;另一方面，它也不會構成對其他國家價值觀的威脅，將自己歷史所形成的價值觀強加于人。可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大意義在于凝聚價值共識，增強文化軟實力，促進改革事業的發展，助力“中國夢”的實現，其性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由于特點性質的不同，在中國盲從西方“普世”價值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結果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普世”價值由于其帝國主義性質，實際上是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其終極目標是干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其主要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宣傳消解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社會和同胞的價值認同。例如，在國家層面，西方“普世”價值宣揚“無民主，不愛國”的命題，說只有所謂“民主”國家才值得公民去愛，才是所謂“理性之愛”。如果接受這種宣傳，就會得到不愛中國愛別國、不要臺灣要“民主”等荒唐結論，而這些結論中明顯包含著西方的戰略意圖。再例如，在社會和公民層面，西方“普世”價值宣揚“無自由，不敬業”的命題，說只有所謂“自由”國家里才保障財產權，敬業才是有意義的。這里面引申出來的懶惰怠工光榮、虛度光陰有理的態度，如果普遍化也會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際上，西方國家在本國宣傳愛國、敬業這些價值觀的時候也是從自己的歷史出發，并且通常不附加任何條件。帝國主義在中國推銷西方“普世”價值的目的，絕不是想推動中國的發展進步，而是想造成中國人普遍對自己國家、社會和同胞沒有價值認同的局面，并從中漁利，最終兌現自己的文化軟實力。盲從西方“普世”價值的結果，只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遭受挫折。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于其性質，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其目標之一，是指出國家發展方向，即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美麗中國。其目標之二，是明確社會建設目標，即建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現代社會。其目標之三，是提高公民道德水準，即培育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合格公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有助于凝聚改革開放的價值共識，有助于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有助于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結果，不但會證明西方“普世”價值并不普世，而且將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

　　考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在理論基礎、邏輯結構、特點性質和實踐結果這些方面的四大區別，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西方“普世”價值離間國家認同，破壞價值共識，試圖干擾民族復興，必須旗幟鮮明地抵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改革共識，建構價值認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自覺踐行。

　　注釋：

[1]周瑞金.新“南方談話”開拓改革開放新局面[J].中國中小企業，2013，(1)

[2][英]休謨.人性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系北京市教工委2014年度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項課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四大區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