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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開創性“修出來”的

 　　——駁“別人修路、我們走路”論

 　　道路決定命運，道路檢驗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一個只會跟在別人后面“走路”的民族，不要說永遠無法超越別人，而且因為要付“買路錢”、要看別人的臉色，因而永遠不能直起腰來走路。而一個能夠用幾十年時間創造出別人需要幾百年才能完成業績的民族，則必定是具有“開路”精神。如果這還是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飽受百年蹂躪而積弱貧窮、在幾乎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走到了這一步，那么這必定是一個具有偉大開拓精神和百折不撓意志力的堅強民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和不斷發展，決定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洗刷百年恥辱、走向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將成為現實。相信這是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能做出的正常判斷。可是，今天恰恰就有人做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判斷，還自以為其是今天的“改革新思維”：“‘中國模式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事實上，我們35年的高速發展是因為后發優勢，我們其實是一種寄生經濟，別人在修路，我們在走路，我們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證明我們比別人偉大，也不證明我們的體制優越。”這樣的奇論自然令人吃驚，使我們只能發出“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的感慨。

 　　一、按照“走路”必然快于“修路”的邏輯，后發展國家必然都能持續快速增長，用幾十年走過兩百年的路應該是普遍的現象，然而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歷史事實表明，后發展國家無不舉步維艱、陷阱重重，如中國這般既非發達國家“盟友”，亦非依附性小國能夠脫穎而出者，絕無僅有。

 　　中國改革開放35年，以9.8%的年增長率持續發展，現在不僅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而舉世矚目，而且以近年來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國家經濟面臨升級轉型壓力的嚴寒中，繼續保持“穩中有進”，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第一貢獻國而“一枝獨秀”。今天，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8.3萬億美元，是名列世界第三的日本的1.6倍，現在人們普遍議論的是中國何時、而不是能否躍升世界第一。

 　　但是，必須看到，二戰以后能夠創造經濟20年以上高速增長可稱為“奇跡”的例子極少，其中可算得上“后發展國家”創造的“奇跡”更是寥寥，而作為區域性后發展大國創造的“奇跡”則中國僅此一家。曾經創造了“日本奇跡”的那個國家大概不能算為“后發展國家”吧!而對于創造了“漢江奇跡”的韓國，如果說其高速發展是因為按別人修好的路“走路”的結果，除了招罵，還能有別的待遇嗎?雖然今天各種預測對于發達國家提出了種種預警，預測10年后、20年后以致40年后世界經濟版圖會發生多么巨大的變化，將有多少后發展國家躋身發達國家，但這一切不僅都還是預測，而且其根據主要還是來自中國的成功。其實，就目前而言，即便是“金磚五國”，除了中國，都還沒有使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成為現實。結論是，用幾十年時間走完別人兩百年的路，不僅極為罕見，而且絕不可能是“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

 　　何以如此?因為先“修路”前行的國家遵循的是“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侵略擴張邏輯。它們不僅大肆掠奪別國的財富為自己修路，而且大力打造“隔離帶”對道路進行全封閉管理，以致讓別國無法“上路”。不要以為資本主義“修了路”就使陽光得以普照大地，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對印度入侵的后果時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前行者斷了后來者的路，使得后來者不但不能“自然走得快”，而且是“夜深沉、路漫漫”，這就是歷史展示的普遍圖景。對于后發展國家，不僅要探討如何獲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且在此后還要面臨著如何發展的新的嚴峻考驗，哪有什么“別人修好”的現成的路可走?

 　　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后，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如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大國，由于一些初始條件(如沒有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沒有形成穩固的勢力范圍，沒有形成世界范圍“核心—邊緣”的二極結構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競爭)的喪失，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自發地走向現代化已無可能。從實踐上看，后發展國家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維艱，就是因為落后和受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所經受過的歷時性矛盾擠壓成共時性矛盾，因此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惡果疊加顯現。而且，資本主義利用與其經濟政治實力相應的思想文化上的優勢，不斷地制造落后是因為沒有實行資本主義的神話，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混亂和分裂。因此，中國現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會自覺力量的領導下，先取得政治獨立和民族解放，繼而取得經濟獨立和國家發展，再借此參與國際競爭，全面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目標。在這一過程貫穿始終、起領導核心作用的自覺社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人類歷史活動走向自覺成為可能，才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誕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才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活動空間。承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以及自覺利用歷史規律的可能性，形成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歷史和理論前提。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就在于它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中國人民的創造熱情、凝聚中華民族的團結奮斗精神、提升中華兒女的民族自尊心和國家認同感，最大限度地使財富創造的源流涌現、盤活并有效整合現有的內外資源，最大限度地捕捉和利用每一個發展的機遇、應對每一個阻礙發展的挑戰。不管你承認與否、學習與否，這個“體制”確實有其過人之處，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分析中國持續高速發展的事實，指明這一事實在歷史上的罕見和來之不易，最后不能不回到“中國模式”這一根本點上。把中國的成功視為“走別人修好的路自然走得快”的觀點之所以荒謬，首先在于它找不到歷史事實的根據。論據的貧乏決定了結論的武斷，其否認中國“體制優越”的判斷也就必然荒謬。現在包括國外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人看到，必須正視中國發展和“西方模式”不同的現實，既不能視其為“異端”，也不能視其為“偶然得手”，而必須從中國逐步成熟、完善的中國體制內部尋找其成功的原因。

 　　的確，離開中國內在原因去談論中國的成功，最好的結果就是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一些表象的、偶然的條件，給人一種“幸運”的感覺，而通常的結果則是把中國的成功實際上歸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功勞，中國的成功似乎是印證了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別人修路、我們走路”就是一種最壞的外因論。其無法自圓之處在于，如果外部條件相當的眾多國家中，唯獨我們“能”，該如何解釋?我們只要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就會不斷接近問題的真相，回到道路的選擇和國家制度這一根本點上。

 　　從最為直觀的觀點看，似乎可以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其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中的外需擴張，通過“中國制造”打開世界市場，拉動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全球化的機遇為什么別人抓不住、而唯獨中國能抓住?再有，外需拉動經濟增長決非中國的發明，此前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國家不乏先例。問題在于當全球化浪潮洶涌而至時，為什么許多以“外貿立國”的國家卻風光不再，致使中國能獨領風騷?因此，問題就回到了中國為什么能抓住機遇、中國的外需拉動為什么能成功地轉化為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大引擎?這種國家的決策力和執行力當然只能從“國家體制”上去尋找。

 　　從較為流行的觀點看，中國的成功似乎得益于所謂的“人口紅利”，即大量廉價的、高素質的勞動力所形成的市場競爭力，使中國得以不斷地在海外市場攻城拔寨、搶占先機。但是，起碼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已高于東南亞、南亞國家以及世界上許多后發展國家，為什么海外市場卻沒有丟失?何以還能維持高速發展?答案只能是，中國的“人口紅利”不是孤立地出售廉價勞動力，而是和勞動力的技能及素質提升、國家的產業升級及經濟轉型同步發展的人的力量展現，因而至今還有發展的空間。因此，問題就又回到了中國為什么能夠保持國際市場經濟競爭中的人力資源優勢這一關鍵點上，國家政策及其由以制定的“國家體制”便又首當其沖。

 　　從較為貼切的觀點看，自然可以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改革開放。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改革為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而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搞私有化?每一種國家制度都需要改革，同時也都需要設置改革的底線。底線的設置既體現了國家制度的性質，也決定了“改革紅利”釋放的空間。中國的成功，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那種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釋放“改革紅利”的觀點其實并沒有根據。比如，許多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國等幾個國家沒有實行土地私有化，言下之意這是大勢所趨。然而，既然如此，為什么這么多實行了土地私有化的后發展國家都沒有從中釋放出“改革紅利”、更沒有推動其城鄉均衡發展?這說明，把破除私有化的禁區作為深化改革的攻堅點完全是一種誤導。作為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三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已經取得并將繼續取得成功的“體制”保障，我們的改革就是在不斷發揮這一體制優越性的同時不斷完善這個體制。

 　　三、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就是以“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為導向，以“勞有所得、住有所居、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為要求，以“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為路徑，不讓特殊利益合法化、既得利益永固化、人民利益虛幻化。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絕不是名詞之爭，而是維護和實現誰的利益這一實質問題上的對立。制度是利益的守護神。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是維護和發展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保證。這個制度不允許特殊利益合法化、不允許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不允許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之處。私有制本身就意味著特殊利益的合法化、既得利益的永固化。因此，盡管資本主義也可以采用一些增加社會公共保障的政策，但其不可能撼動更不可能打破壟斷利益的藩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思想已臻于成熟，我們在不斷增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內在地包含了改革自信。中國的改革有機地融入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格局中，成為發展的動力源。全會不僅確立了改革對發展中國的歷史作用，而且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舉;全會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會提出的“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是對黨的十八大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落實。

 　　中國的改革體現了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活力，展示了無比廣闊的發展前景。社會主義能夠打破資本主義條件下無法破除的利益固化的藩籬，能夠消除階級對抗和兩極分化，因而能夠在資本主義無法比擬的廣度和深度上釋放社會的活力和創造性。這就是三中全會滿懷信心提出的“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制度保障，這也是在世界經濟長期低迷、我國又面臨經濟轉型的強大壓力下依然能夠保持近8%的經濟增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提升的第一貢獻國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改革已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話語體系，有力支撐著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在今天中國的改革中，已經不是外在的強制，更不是詞語的點綴，而是靈魂。總的方向就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黨的“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已經不可動搖。在這一前提下，形成了一整套中國的改革話語：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應的，有“基本經濟制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新型國家”等;和“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有“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等;和“文化體制改革”相關的，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至于社會改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話語就更為鮮明，如“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促進共同富裕”、“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上述話語不僅成為我國改革的思想平臺，而且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熟悉和認同。試圖把當今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引向全盤西化的“新理念”，不合時宜，也不可能實現。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來源： 《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