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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師范大學考察時,針對把中國古代經典的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加入西方東西的現象,指出“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習近平同志在這里用了“去中國化”這一重要判斷,表明他高度敏銳。其實,不只是文化領域有“去中國化”的現象,在社會思潮方面亦有“去中國化”現象。當下泛濫的一些思潮,其共同的特點是以“洋”為優,一切向西方看齊。這些思潮背后的實質是一些人心目中存在一個總體性的西化思維定勢——西方模式是中國社會的最后走向。

西化思維定勢是怎么來的

西化思維定勢這個概念維系于中西方文化關系的扭曲狀態。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卜鐵(Pauthier)感嘆:在萊布尼茲時代哲學界、宗教界對中國問題抱有強烈興趣,而“今則連極有限的少數人都難引起注意”,“我們每天認為野蠻的民族,他們早在我們的祖先尚居于高盧及日耳曼森林以前就達到極高的文明水平,現在僅引起我們一種深度的輕視。”(見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31頁)這就是說,中國文化長期引領世界,在18世紀時尚能影響西方,但鴉片戰爭以后便發生了逆轉。晚清重臣李鴻章在1874年深感中西方關系不再是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地區的關系重演,而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西方列強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因此,關注西方世界成為近代中國有識之士的選擇。

在來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強大物質文化擠壓下,任何一種具有古老生命力的文化都無法再自給自足地生存下去,人們不得不去重新認識并處理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關系。西化思維定勢就產生于學習西方文化的自覺愿望,但很快就發展到極致,即“全盤西化”,主張完全放棄中國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觀念及制度來改造中國。

一般地說,全盤西化論是建立在“中國文化整體上或根本上不如西方文化”之基礎上的。早在19世紀70年代,清朝大員郭嵩燾在赴英國考察時,就改變了自己原來對中國文化——特別是道德的信心,認為中國在仁義禮智信五個方面都不如西方,這實際上已有全盤西化的傾向,因此他至死都受到輿論的抨擊。從理論形態上說,20世紀初爆發的新文化運動標志了全盤西化思想走向自覺,因為當時對舊學——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對新學——西方文化進行了高度的稱頌,其代表人物是胡適。正是從胡適那一代開始:“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西化思維定勢與全球化本質緊密相關

西化思維定勢之實質是什么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與全球化之本質聯系在一起。對全球化最早作出概括和描述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代替。“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這就是說,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毀,不是民族的幸事,甚至也不是中性的事件,而是民族的悲劇,結果是使自己這個民族更加適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剝削。160多年以后,看看當下那些被西化模式折騰而喪失自主性的國家,城鄉滿目瘡痍,人們流離失所,難道馬克思說的不對嗎?

當然,正是西方文化的刺激,才使中國意識到世界的狀態已經突破了傳統視野,固步自封將給中國帶來淘汰的命運,因而,西化主張的合理性在于推動了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這也是不必諱言的。

西化思維定勢在當下中國并不合時宜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化思維定勢之所以有著合理性,因為它的歷史平臺是西方的強大與中國的積弱積貧。1949年的革命取得了中國在政治上的獨立,但經濟的強大有待時日。1973年,毛澤東主席在會見發展中國家人士時還是說:“我們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發展中的國家。你不要看中國有什么展覽會啊,其實啊,是一個很窮的國家。西方國家呢,不大行了,但無論怎么樣,這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創造了文化,創造了科學,創造了工業。”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之初,全面學習西方成為一時之需。

改革開放進行37年了,今天的中國如何呢?中國創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跡”,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成為對世界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國家。2009年,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新著《當中國統治世界》在英美出版,引起極大影響。中國成為世界上頭號制造國,結束了長達一百一十年美國人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正如20世紀的革命和建設一樣,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在既向世界學習又堅定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時候取得了成功,面對這一事實,還要頑固地認為中國只有完全放棄自己的一切才能成功的想法是多么僵化而過時,有識之士不會如此。印度學者潘卡杰·米什拉說得好,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西化思潮成了影響人們世界觀的正統派信念,“西方單一民族獨立國家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將逐漸在全世界推廣,工業資本主義造就的志向高遠的中產階級會帶來有責任感、有代表性和穩定的政府——簡言之,每個社會都注定會像西方那樣發展演變。”

對于西化思維定勢在當下的不合時宜,習近平同志從方法論上指出,“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哪種思想方法才是科學的和理性的,一目了然。